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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人出版。“青文”人不多的时候，罗志华就在收银机旁编书校对。他出版了今天红得发紫的陈云回港后第一本专栏文集，出版了游静、陈冠中、丘世文、罗贵祥……丛书的名字很有气魄，叫做“文化视野”。每次见他，他都说“最近实在太忙了”。如此细小的生意，小到我不知该不该叫它做生意，究竟有什么好忙的呢？可是看起来他又真的很忙，永远坐在收银机旁吃盒饭一副动弹不得的模样。只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空去楼下吃饭，但那天轮到我忙了，我赶着去录电视节目。某天，我看见他正在大量影印着什么，竟然是一本诗刊——“反正卖不了多少，还不如自己影印，每期出个二三百本，卖完就算。如果还有人要，我就现场再印一份给他”，他说。
太多太多的象征意义，象征太多太多的孤独与失落。我宁愿记住一些具体的个人的事，但又不敢。
“青文”的最后一天，马家辉来电，叫我去帮忙关门收档，我又要录节目，去不成。后来再听见罗志华的消息，是朋友从他的货仓那里买来一套书赠我。呀，竟是中国美术史权威高居瀚（JamesCahill）的《气势撼人》与《隔江山色》中译本，硬盒精装，插图印得比英文原版还精美。我第一次在“青文”看见这套书是八十年代，虽然一见就喜欢，但一个穷中学生又怎买得起呢？只好由它消失。十多年后，它居然神奇地出现在罗志华座位后的橱子上了，很高很沉……原来他见无人帮衬，就收了起来，最近才又重新搬回来碰碰运气。我有钱买，却又嫌重，遂请他替我留着。留着、留着，我一直没有去取。
朋友知道我喜欢，在他的货仓闲逛时看见了就说要买。罗志华就对他说：“这套书我本来要留给梁文道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过来拿。这样子吧，你就先买，我立刻再订。”后来我还怪朋友为什么不说穿，省得罗志华再订，难道我真得去多买一套吗？
知道罗志华的死讯之后，我努力地抑止自己，要自己别去想他死的过程。他是清醒的吗？他是立刻窒息？还是在不得动弹的情况下等待了几天几夜？我好怕好怕，我好怕那堆书里有两本巨大沉重的《气势撼人》与《隔江山色》。罗志华，你真的为我再订了那两本书吗？罗志华，我该什么时候过来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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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是门手工业
我们今天身处的这个时代，或许是人类史上第一个由不读书的人去统治其他人的时代。知识，甚至文字，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权力阶级的特权，古老的祭司，后起的王权，莫不以此为后盾，操纵不可使知之的百姓。然而，看看我们的身边，我们的社会，尤其是香港；从企业高层、政府领袖到传媒大亨等一切实际操控大家命运的人，这里头有多少人看书呢？我指的看书，要求并不高，一年十本就够了；但这些每天决定着社会未来走向的人里头可有一半人能达到这个要求吗？我怀疑。本来这也不是问题，因为书籍早就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了；何况任何人也都不该怀念那个知识精英垄断权力的年头，更不应期盼它的再临。知识不再被过分地吹捧，知识人不再理所当然地备受尊崇，这都是好事，我没有任何意见。老牌出版社博益关门了，理由不是它不赚钱，而是它赚的钱不够多。对它背后的集团来讲，养一批人做不大赚钱的生意很不合乎成本效益，在账目上就更不好看了，所以结束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美国的重量级作家乌苏拉·勒奎恩（）在最新的一期的《哈泼》杂志（Harpers，February2008）上呼吁所有掌控出版社的那些大集团：“放我们一马吧。”她首先指出，许多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如今都一一落入像梅铎这样的大亨手中；他们收购出版社，是因为他们相信出版还是一个能赚钱的行业。近年最佳的例子莫过于《哈利·波特》和《达芬奇密码》，但问题是全球每天出版近四千种新书，有几本《哈利·波特》和《达芬奇密码》呢？当一个主管众多生意众多媒体的老板发现属下一间出版社干了几年都干不出《哈利·波特》，他一定会觉得这是门不好做的买卖，然后就会压缩他们，甚至要他们结业。勒奎恩的意见很简单：你们不喜欢读书，我们喜欢。你们不喜欢这门生意无所谓，别再搞出版就行了。就让我们这些既喜欢书又不怕白费力气的人，自己写书自己卖书自己买书好了，你们就别再到处收购出版社更别再自办出版社行吗？我不能完全同意勒奎恩的有趣主张，可是我觉得她的话隐约指出了一个不合时宜但却非常正确的现实。
今天人人都谈文化创意产业，觉得这真是个点石成金的好买卖，只要有一点不知打哪里来的创意，就能变出天文数字般的财富。于是大家都忘了，所谓文化产业，它的本质其实只不过是非常土气非常卑微的手工业罢了。许多大型时装品牌都会推出一些设计一般、大量生产的镜框，加上个商标，就突然变身为名牌高档货了。不过讲究眼镜的人都晓得，在眼镜的世界里，真正站在顶峰的其实是些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手工小作坊。例如日本的泰八郎，不开分号，不加入连锁集团，不假手于外包工厂，就他一个老头每天在那里磨胶版，一年只做不过千副眼镜，卖完就算。香港是有很多顾客排队下订金，但香港绝不会有人想做泰八郎。
出版难道不也是种手工业吗？就算大牌如北京三联，靠的岂不也就是一帮优秀的作者和眼光独到又专注勤恳的老编辑吗？这么大的事业，其骨干不外乎一群身具“手艺”的人才，用做女红的方法一针一线地把一本本书制作出来。即便如此，三联依然不是一家拥有可观利润的企业（相较于其他行业）。卖书的利润很微薄，被誉为台湾地标的“诚品书店”至今仍在收支平衡的红线上下浮沉，于是这个行业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层层盘剥的怪现象。
关于这点，我有切身体会。我和朋友搞了家小出版社，虽说是自娱自乐，但也不想亏掉老本。于是伙伴常常就得勤奋地自己跑书店，看看自己出的书行情如何，问问店家销售的数字怎么样，好有资讯做根据以决定应该重印些什么书。可是有间新加坡开过来的连锁书店就是不肯给我们这必要的数字，照他们的讲法，“只要有一天你们的书还在架上，我们就绝对不会告诉你，你们的书到底卖出多少”。理论上说，他们只需永远在架上保住一本我们的书，就直到世界末日都用不着“交数”了！这其实是司空见惯的“拖数”老招，只是他们店不大怕小出版。看起来很有品位很爱书的业者也是如此，更不消提那些不好书本只求数字的大集团了。为什么“博益”结业，背后的老板可以不释回版权给作者，自己不出书了不让其他人出呢？我觉得这还不是什么深层利益计算的结果，而是非常简单非常表面地不拿作者当回事。人家做的是产业，不是什么手工业；既然如此，那些手工艺人又有几斤几两呢？所以他们也可以毫不吝啬地销毁所有库存，既不贱卖，也不捐赠，因为他们的眼里没有书。想想看，捐赠也好贱卖也好，这可都得耗用人力的。而一个真正做手工的人是不可能不爱自家出品的，就像泰八郎，假如纯粹为了赚钱，假如不是真心喜爱眼镜，他能数十年如一日地这么做下来吗？
同代诗人的悲哀——《斋书话》
陈智德是我的同代人，他是我中学六年级的同学，那时就知道他既玩音乐也同时写诗。当年（*年），他已经得过青年文学奖，写过一些非常出色的诗，有些句子我至今记得。
中学总是愚蠢的，唯一令人兴奋的就是放学。智德会带我这个从沙田出来的新界仔去逐一拜访旺角的楼上书店。他每次都是毫不犹豫地走向属于文学的角落，找出一些诗集，站在书店里逐行指给我看，有时候甚至轻声念给我听。陈智德是我的新诗老师，教我认识了杨牧、商禽和我们香港人的也斯。
可惜我不是个好学生。那个年代还没有VCD和DVD，更没有互联网，大家家里用的是录影机。如果想看*电影，尤其是硬的那种，我们就要透过录影带，那叫做“咸带”。旺角真是个奇妙的地方，有最密集的书店，也聚了最多的“咸带铺”。为了怕警察便装突击，咸带铺有自己一套交易方式，总是让客人透过相片选择喜欢的片子，再叫你离开半小时，然后他们从不知埋藏在何处的货仓把带子取来，你再鬼鬼祟祟地回去一手交钱一手取货。
每回光顾咸带铺，我在那焦急的半小时里都会去附近的书店等待，往往就遇上了智德。他很高兴地与我分享新近出版的好书，浑然不觉我的心不在焉。时候一到，我就极不自然地会消失，说自己有点急事，过了半晌，才又重新出现。我想他一直都不知道我在那些奇异的二十分钟里干了什么事。
从那时起，我就明白我们虽是朋友，但会走上不同的道路。果然，2六年我俩虽各自出版了一本书话集，可是内容与风格完全迥异。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陈智德的《愔斋书话》，罗维明设计的封面朴素淡雅，没有时兴的作者肖像，不张扬不夸大，一如书名里的“愔”字，冲淡平和。他的写作态度亦然，且引作者自己在“前记”里的说法：“我所欣赏的书话来往于知识和艺术表现之间，有一点自由散漫的气度，写书话的人不会赶读众人喜欢的书、附和流行的意见，不以书本等同资料或教材。”
谈香港文学为主的《愔斋书话》何只不赶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