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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地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补加一个问答，关于素质和民主：问：我去了一些发达国家，我发现在表面的素质之下，其实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赞同。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都是怎么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看见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公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是自私懦弱狭隘贪婪……这又如何呢。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有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先有好的素质，再有好的制度，还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的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的好坏，都应该保障好的制度，因为好的制度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制度是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问题是，当好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好的制度，然后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否则反正好的素质也没必要，又缓慢又不见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两个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些，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数没做到。他们是不会看着各种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价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
要自由
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虽然我觉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没有人愿意常常感觉恐惧不安。愿各位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为了光有钱而依然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
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就要做个臭公知
我还会因为依然能发表文章且活的不错常被怀疑成五毛和倒钩，乃是臭公知3。0版本。
“公知”这两个字越来越臭，还株连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名词。
“公知”被污名化应该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记得以前，很多杂志还会评选年度公知，我也曾入选过，但不知何时，大家就开始用“公知”两字骂人了，明明两方都是公知，观点之争到一半，一方忽然大喊，你们是公知，另一方就不辩自败了，比“对方开着宝马扬长而去”还要有效。后来大家又聪明了，一上来先全部变成草根，但很快又发现草根和草根之间的争论就像屁民与屁民之间的互掐一样，两败俱伤且无人关心。很快，又冒出来一个词，叫意见领袖，但没过多久，网络上意见领袖又泛滥了，每次公众事件，看着意见领袖自动排成一个连，还不如去看易建联。终于，大杀器出现了，“公民”两字隆重登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平民化变种，这个词又安全又不容易被污名，但最近也有人说，什么公民，也是图“功名”，都是大尾巴狼。于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群体应该叫什么了。
“公知”的臭掉和“公知”自己也有一定的关系，知识分子的确有一堆的臭毛病，有的迂腐，有的圆滑，有的好色，有的没谱，有的投机，有的唠叨，有的粗鲁，有的装逼，有的故作高深，有的哗众取宠，有的拉帮结派，有的爱作姿态，有的人品不端，有的言行不一，有的危言耸听，有的党同伐异。加上公知一直在发言，自身缺点也会被一再放大，所以最终开始惹人厌烦。不过回头想想，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等不都是这样么，比如你老说演艺圈的男女关系实在太乱了，但回头一看自己的办公室，可能也好不到哪去。
【文】故事一定是这样发展的，一开始有公知和意见领袖大声说话，很多人觉得舒服，把自己的心声给说出来。后来大家又觉得，怎么都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当然，这也不完全怨公知，主要责任在于政府老是车轱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