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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我们的请求转告松井将军。”施佩林再次恳求。
“我是这里的指挥官。告诉唐生智，我们要将南京城杀个鸡犬不留！”
施佩林只好赶回来，如实向唐将军转告。这位使者急得把脚脖子都扭伤了，走路只好拄着根棍子。现在，部分守城部队一定已经得到了撤退的命令，开始向城外撤退了，但是很多部队却还蒙在鼓里，还在盲目地作战，全不知两翼已经空虚，注定会被歼灭。
听完拉贝关于停火斡旋失败的陈述，几个人好长一阵沉默。我很想哭，但还是克制住，用手遮住了脸，几乎喘不过气来。
“兵败如山倒啊。”瑟尔对明妮说，用了句中国成语。
“蒋介石应该对这场灾难负责。”她气愤地说。
“对，他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瑟尔说。
“问题是，他就是自己法庭上的法官。”拉贝用玩笑的口气加了一句，摆弄着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带子。尽管是在调侃，他的声音却很沉重。
瑟尔要动身去一个星期前在外交部设立的临时医院了。市政府已经交给国际红十字会五万元——瑟尔和明妮都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用来建立医院，可是即使有这笔不小的资金，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瑟尔无法找到医护人员，不停地抱怨中国医生全跑光了。到目前为止，留在城里的只有一个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森。他刚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不久，眼下在南京大学医院里，忙得不可开交。明妮和我跟着瑟尔一起出门，坐上了我们的吉普。我俩开上了上海路，向城东北驶去。
我们左转上了中山路，这条路通向挹江门，出了挹江门可以到达下关码头。我们刚转上来，就被眼前恐怖的场面惊呆了。整个城市的人都在逃命，人流都朝着江边拥去。我们经过的每一条街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士兵脱下扔掉的军服。道路两边排满了正在燃烧的车辆，火炮旁边摞着成箱的炮弹，重机枪还捆在死驴子身上。一群骡子站在那里，身上驮着高射炮的部件和弹药，不知所措地动不了窝。一匹带着马鞍的杂色马，对着天空高声嘶叫，仿佛遭到什么看不见的猛兽的袭击。大批的士兵向北蜂拥而去，大多数人两手空空，但有一些人皮带上还挂着搪瓷饭碗。满地都是钢盔、步枪、手枪、水壶、捷克式轻机枪、背包、军刀、手榴弹、大衣、靴子、迫击炮、火焰喷射器、短把铁锹、镐头等。一支黄铜军号旁边，放着一只生猪的脑袋，它的大鼻子朝天，可两只耳朵都不见了。我们快到国际俱乐部时，路面上塞满了翻倒的车辆、三轮摩托车、牲口拉的马车、电线杆和乱糟糟的电线，车子不可能再往前开了，于是我们决定步行。我们拐向右边，把车开进德国大使馆的院子，征得脾气急躁的乔治·罗森的许可，我们把吉普停在他那里。罗森是政治事务秘书，是留下没走的三个德国外交官之一。和他的同事不一样，罗森是半个犹太人，不能佩戴纳粹党的“卐”字徽记。
明妮和我徒步向北走去，只想看看我们的部队是不是还控制着撤退的路线。大都会饭店出现在眼前，已经被浓烟和火焰包围了。我们经过的那一刻，一队仍然荷枪实弹的士兵朝我们跑过来。一共九个人，都穿着草鞋，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扔掉步枪，两手抱在胸前，请求明妮接受他们的投降，好像她也是个占领者。他们的班长一脸泪花，向明妮恳求道：“大婶，救救我们吧！”
这一举动使明妮慌乱不安，我对她说，“他们一定以为所有外国人都有办法替他们找到避难所。这些当兵的真可怜，被当官的抛弃了。”我说着，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太伤心了，俯下身去痛哭起来。
明妮拍着我的头，用中文对那几个人说，“我们没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武器。如果你们想留在城里，到安全区去吧，你们在那里可以得到保护。”
那几个人摇着头，仿佛被吓得再也不敢返回那个方向了。他们向后一转，跑掉了，枪也丢掉不要了。明妮拣起一支步枪，还很新，枪托上印着这样四个字：“人民血汗”。这些字来自委员长的教诲，刻在国民党军队的很多武器上。明妮的两道浓眉拧成了结，深深叹息着扔下了枪。
我一边擦眼泪一边告诉她：“在我们国家里，一个农民干一辈子才能买得起一支步枪。想想他们扔掉的那些装备——天大的糟蹋啊。”
“是啊。路易斯说，他看见一些崭新的大炮被丢弃在郊外，一次还没有放过呢。”
我们继续向城门走去。看到四周的一切都被摧毁，真让人难过万分，大半楼房和平房都被烧毁了，有些还在冒着烟。走过英国大使馆之后，远远便可以看见挹江门，可我们已经太累，再往前就走不动了，而且我们意识到，想出城门去看看江边是什么情况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停下了脚步。从这里遥望，城门前堵着沙包，架着机关枪，成串的士兵用绳子、消火水管和云梯，去攀登十五米多高的城墙。逆着烟雾弥漫的落日，可以朦朦胧胧看见城墙顶上，还有两层的楼阁边上，都趴满了人。从人群移动的样子，我们看得出码头一定还在中国部队手里。我们转身返回，朝德国大使馆走去。
暮色降临了，几只蝙蝠掠来掠去，像是鬼头鬼脑的蝴蝶。往回走我们得逆流而行，明妮走在我前边，一边推搡一边喊：“让我们过去！让我们过去！”人们都在不顾一切地急于往外逃，遇到我们挡道碍事，就骂起来。突然响起汽车鸣笛声，身穿便装的卫兵们挥着盒子枪，大声吼叫：“闪开道！闪开道！”
那些来不及让开的人，便被卫兵连推带搡。只见卫兵身后开过来两辆长轿车。“看！唐将军！”明妮对我说，指着坐在第二辆别克后排座位上那个瘦脸男人。将军垂着脑袋，好像正在打盹儿。我们注视着这位南京守军总指挥，这时半块砖头打在他的车上，一个声音大喊道：“王八蛋，我操你祖宗八代！”砖头只在车窗上留下一个白点儿，卫兵什么也没说，瞪了叫骂的那人一眼，就只管往前继续清道去了。几分钟以后，轿车向左转弯，看不见了。天黑后唐将军一定有他自己的办法过江。
七
十二月十二日，南京的城南和城西，炮声响了整整一夜。凌晨两点，我回到校长办公室的里屋，忙里偷闲打个盹儿。外边不时传来机枪的射击声。我和衣在一把扶手椅子里睡着了。蒙蒙眬眬间，我看见中国士兵们在长江里爬上帆船、小木船、木筏子，日本人的飞机在头顶上朝他们扫射。有的船起火了，有的翻了，成百上千的士兵掉进浑浊的江水。有人在水里扑腾着，有人抱住船板、桅杆，很多人沉了下去，嘶声呼救。
一声爆炸把我惊醒。“大灾大难啊。”我摇着头，自言自语道。我坐起身来，伸出脚去摸索我的鞋。又去摸台灯，马上意识到早就停电了——我们学校有一台发电机，不过还没开始发电。我站起身，向门口摸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磕磕绊绊朝大门走去时，东边天空已经出现绯红的云彩，微微发亮了，校园里静悄悄的。路海迎上我，说有几批中国军人过去了，有些大兵还向正在门房里值班的他们讨要老百姓的衣服。几个人倾其所有，把能给的都给了他们。
大门外沿墙，士兵们丢下了一大堆军服，还有一些步枪、匕首和子弹袋。我们把衣服收集拢来，一把火烧了。至于武器，我叫路海都沉到图书馆大楼后边的水塘里去了。
天亮以后，附近的一大群居民出现在大门口，恳求门卫让他们躲进来。明妮走过去，隔着铁栅栏门告诉大家，他们的住所已经在安全区以内，所以他们都是安全的，应该把地方省给没地方住的难民。大家又发泄了一阵不满之后，愤愤地离开了。有几个表示要给我们干活的男人还骂了起来，因为我们只能雇两个送水工。金陵学院有自己的水井和水龙头，不过，给住在室外的人们提供饮用水，需要有人运送。现在校园里共安置了两千五百多难民，已经饱和。
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完全控制了南京城，粥场终于在操场旁边搭建起来了，是一个没有门的棚子，大约二十米长。粥场的粥，三分钱一碗，卖给身上有钱的人，但是对于没钱的人，这里也免费提供粥饭。来粥场领饭的难民，按照各个住宿楼的顺序，一个楼的人领完，下一个楼的再来。即使是这样，到开饭的时间，手拿饭碗和饭盒的人群还是蜂拥而上。我一看到这情景就很生气，忍不住地训斥他们。早饭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十点半才能收摊。在这之后，伙房的人们可以休息两个小时，到下午再开第二餐。校园里一天提供两餐。
早饭时间里，很多妇女便在校园的四个池塘里洗衣服和刷马桶，母亲们不时呼唤着孩子们。一群男孩子到处乱跑，好像急于把这个新地方看个遍，几个小女孩子也跟着他们。早饭以后，校园里安静下来，可是大约正午时，大门口忽然传来一阵喧哗。“鬼子，日本鬼子来了！”一个孩子喊道。我和明妮赶快过去，只见一个日本军官正在抽路海的嘴巴，一个当兵的手里拿着绳子，要把他捆起来。“住手！住手！”明妮大声喊道，冲到他们跟前。“他是我们的雇员。”
矮胖的中尉惊愕地转过脸看她，说了几句我们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轻蔑地示意身后那个当兵的，那人把路海放开了。
一队日本兵经过之际，忽听一声叫喊：“救救我啊！”
我们冲过去，认出是给图书馆看门的老胡，他的胳膊被两个日本兵抓着，其中一个胳膊肘上挂着老胡的新哔叽大衣。明妮一把在老胡背后抓住他的背带，迫使那两个日本兵停下脚步。“他是给我们干活的，”她对那个矮粗的军官喊道，“苦力，苦力，你懂不懂？”她的褐色眼睛气得要喷出火来，“你们不能无缘无故就抓人。”
那军官看了看她胸前的红十字标记，仿佛一时摸不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