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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两天前跟十一岁的女儿失散的母亲，整整一天都站在我们学校的大门外边，两眼盯着人群，希望可以找见她的孩子。她不断地问人，有谁看见一个短头发、脸上有酒窝的小女孩没有。可谁都没看见。娄小姐端给她一碗米粥，那母亲一言不发地吃了。我想过把她带进门来，但又转念，还是让她待在那里，继续伤心吧。
六
第二天，日军猛烈的炮火一刻不停地轰击着南京城。校园里，人人心神不安，但还是继续干着活儿。北校园的两座宿舍楼中间，搭建起一些竹席窝棚，我们让小贩在窝棚里向难民卖吃的，蒸米饭五分钱一碗，不带芝麻的烧饼，也是五分钱一个。不过，每人一次限买两个或两碗，不得买双份。当地的红十字会已经答应在这里开设粥场，只是到现在还没设立起来。有些难民既没食物，身上又没钱，就只好挨饿了。到十二月十一日中午为止，我们已经接纳了大约两千难民，总算还能把他们都安排住下。
我正在用木头水舀子给疲惫不堪的新来难民分发热水，约翰·马吉牧师来了。我让手下的一个人替我接着分发，自己起身去迎他。“我刚从城里来，”他对我和明妮说，“那边情况可怕极了，福昌饭店和首都剧场门前躺了几十具尸体。有家茶馆被打中了，胳膊腿被炸得满天飞，挂在电线上和树梢上。日本人随时会开进城来。”
“你是说，中国军队放弃抵抗了？”明妮一下子愤怒了，两眼喷火。
“我说不准，”马吉回答，“我在安全区里看到些军人，在抢商店里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呢。”
“他们就这么散伙了？”我也火了，想起了他们以“保卫南京城”为名义，在郊区烧毁的那些农舍。
“现在还很难说，”马吉回答说，“还在作战的也有。
他告诉我们，下关一大片地区都在火海之中。南京城最漂亮的建筑、斥资两百万元建造的交通部大楼，连同它那富丽堂皇的礼仪厅，都被付之一炬。凡是带不走的，中国军队一律将之毁掉，把很多房屋都烧了，包括蒋委员长的夏宫、军事学院、现代生化战争学校、农业研究实验室、铁道部以及警官培训学校——全都烧了。也可能这是他们发泄愤怒的方式吧，因为他们现在才知道，蒋介石和所有当官的都撤走了。
约翰·马吉正说着，一个戴着一顶护耳毛毡帽、拄着手杖的驼背男人走过来，另一只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
“能收我们进来吗？”那人声音微弱地问道。
“这里只接收妇女和孩子。”明妮说。
那男人笑了，两眼一亮。他站直了身子，用沙哑的女声说，“我是女人，请看。”她摘掉帽子，从口袋里扯出一条印花大手帕，把脸上的尘土和烟灰擦去。原来她相当年轻，二十多岁，瘦削的脸上仍留着一道一道的黑灰。不过，她的脖子现在伸长了，柔软的后背显出她的杨柳腰。
我们让她和小女孩进来。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燕英，”她说，“这是我小妹妹燕萍。”她伸出胳膊搂住女孩。
燕英告诉我们：“我们镇子被日本鬼子烧了，他们抓走了好多女人和男人。我家邻居龚阿姨和她的儿媳在家里被折磨死了。我爹叫我们赶快跑，我弟弟不敢在大白天里出来，所以我没带他，自己就和妹妹来了。”
明妮把她们送到霍莉管理的中心楼。这时乔治·费奇来了，他穿了件灯芯绒大衣，香烟插在个小烟嘴儿上，看上去很像支弯曲的小烟斗。他一脸倦容，头发稀疏，琥珀色的瞳人湿湿的。费奇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分会的负责人，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行政主任。他出生在苏州，苏州话讲得地道，以致有人把他当成了维吾尔族人。他告诉我们，有好几百名中国士兵来到南京大学医院难民营，想要投降，很多人都扔下了武器，请求让他们进入难民营，不然的话他们就要破门冲进来。他可以断定，会有更多的士兵，大概上千吧，都会进入安全区来请求保护，这样一来，国际委员会在与日本战胜者打交道时，就会陷入很大的麻烦。马吉和费奇一刻也没敢耽误，就一起动身去医院了。从后边看，瘦弱的费奇今天似乎背更驼了，马吉则强壮结实，虎背熊腰。明妮对我说：“我希望中国士兵别来金陵学院避难。”
“反正我们也没地方给他们了。”我说。
那天晚上，校园里的三座楼都已经满了，其他几座还在接收着新难民。最后保留的艺术楼，刚刚也开放了。红十字会还没有把粥场建立起来。我们两天以前建起来的临时厨房，连一小半人的肚子都没法应付。明妮提议，由我们自己来开设一个粥场，可是，粥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大部分的定额的分配，都是当地红十字会的人掌控，他们坚持说，粥站要由他们来开设。很显然，这里边有个赚钱的问题。他们在这种局面下还在考虑赢利，让明妮大为恼火，派了路海再去找红十字会总部，申请办粥场的许可。
第二天早上，四周安静得好像仗已经打完了。我们感到日本人也许已经攻破城门，控制了南京城。有传言说，日本攻城部队爬上城墙，用炸药炸开了几个口子，中国守军溃败，日军高喊着“天皇万岁”，挥舞着战旗蜂拥而入，几乎未遇任何抵抗。大刘说，他看见爱惠中学一带的街道上到处是尸体，大多是老百姓还有孩子，除此之外，闹市区已经成了死城。
整整一上午，明妮不停地抓挠她的后脖颈，觉得浑身又痒又黏。她和衣而卧已经连续好几天了，自从五天前到车站看望伤兵回来，就再没顾上冲过一次澡。她都无法连续睡上两个小时，就会被枪声吵醒，或是不得不起身去亲自处理一些紧急情况。什么时候实在太累，不歇一下不行了，她就打个盹儿，所幸她总是可以一沾枕头就睡着。要是今天仗真打完了，她说一定要好好泡个热水澡，再一觉睡上十个小时。
我是个觉很轻的人，夜里很多时候都是在学校门房和不同的楼里值班。谢天谢地，我身体很好，一天睡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应付，但就算是这样，我还是感到睡眠不足。有时候，累得没法继续干下去，我就在体育楼里找间贮藏室，在里边小眯上一会儿。这些天来，我头都是木的，眼球疼痛，步履不稳，可我必须在校园里巡查，必须处理的事情太多。我丈夫和女儿开玩笑说，我已经成了“流浪汉”了，不过，家里没我他们还可以应付。
快到傍晚时，明妮想到江边去看看情况。大刘要陪她去，可她对他说，“不用，你还是留在家里吧。”霍莉也要跟她一起去，明妮却说：“你应该守在这里，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好处理。安玲跟我去就行了，哪国部队也不会伤害两个老女人的。”其实，我五十岁，比明妮还小一岁，可她看上去也就是四十出头，而我都有不少灰白头发了，幸好体形还没发胖。于是我和她一起坐进吉普，那是马吉牧师给我们的一辆旧车。明妮开起车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惊讶不已，因为她看起来笨手笨脚，不是霍莉那类对开车十分娴熟的女人。
“希望这车不会半道抛锚。”明妮说。确实，这辆车响动得很厉害，好像是不大牢靠。
“我要是会开车就好了。”我说。
“等战争结束了，我就教你学开车。”
“但愿到那时候我还没老得学不成。”
“什么话，别那么悲观嘛。”
“好吧，希望这话能实现。”
我们先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去了一下，看到约翰·拉贝、瑟尔·贝德士和爱德华·施佩林都在。他们一脸忧郁，告诉我们说，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撤退了。德国保险公司经纪人施佩林，其实在三个小时前刚从日本人的前线回来，他受中国军队委托去交涉，希望就停火进行谈判。但是，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宫将军，拒绝了他的建议，说要给中国一个血的教训，打算“血洗南京”，好让中国人看看，蒋介石是多么无能的领袖。
拉贝告诉我们的情况更加令人震惊。昨天，唐将军接到蒋委员长的命令，要他立刻组织撤退。可是唐的部队激战正酣，把他们撤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他执行这一命令，就将意味着抛弃他的部队。他跟委员长的总部联络，探探虚实，看蒋会不会收回成命。蒋却决心已定，再次电告唐司令，指令他必须实施撤退，保存部队，即刻跨过长江。唐甚至无法把命令送达到所有部队，有几个师不仅失去通讯设备，而且官兵来自各边远地区，诸如广东、四川，还有贵州，彼此方言不通，互相交流都很困难，以至于无法传递命令。更糟糕的是，那天早上，日本舰队已经驶进长江，正向上游而来，我们没有战舰抗击敌人的海军，所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路线很快就会被全部切断。唐将军万般无奈，紧急求助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恳求外国人代表中国出面干预，实现三天的停火。爱德华·施佩林今天过午时分出城，向西跋涉，到日本前沿阵地，挥着一块白单子，白旗上用日语写着：“休战，和平！”是那个黄眼睛的年轻俄国人寇拉写上去的。施佩林滚圆的肩膀上担负着重大的使命，希望避免更多的流血。
亲王朝香宫将军长着蒜头鼻子，留着八字胡，使他看上去像是兔唇。他接见了施佩林，一口啐在他脸上，又抽出刀来厉声喊道：“去告诉中国人，是他们自己找死。现在才雇来你这么个和平掮客，晚啦！他们真的想要和平，就先把唐生智交出来。”
“请把我们的请求转告松井将军。”施佩林再次恳求。
“我是这里的指挥官。告诉唐生智，我们要将南京城杀个鸡犬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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