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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
可是她不相信。她拿出安眠药，一把都塞进嘴里。我吓坏了，无论我怎么求她，她就是不肯把药吐出来。我只好叫来救护车，送她去医院。
我立刻把这事件报告给伍茨医生，他要我带明妮到印第安纳一家精神病院去。医生强调说，路上我绝不能只身一人陪伴明妮，所以多恩夫人会来的，我们将一起到印第安纳波里斯去。
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明妮没去精神病院，因为多恩夫人为她另外找了一个医生，卡特博士。他为明妮检查之后，说她正在恢复。医生重新开始给她注射荷尔蒙。明妮就住在多恩夫人在城中的公寓里，上午她去多恩夫人的办公室，帮她包包裹，贴地址标签，给中国的难民们寄去。晚上她们在一起读书、聊天、看电影。有时候我也和她们在一起。从各方面看，她都是在好起来。
多恩夫人今天晚上告诉我，她会给明妮分派一项更复杂些的工作：搜集关于传教士教育方面的文章，并将其一一存档。明妮喜欢这个主意，觉得这是让她的大脑完全恢复的好办法。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明妮对自己不久就会返回金陵学院去工作很有信心。在她给朋友的信中，她不断地请求人为她祈祷。伍茨医生和卡特医生都相信她正在康复。他们甚至允许她出席在本城召开的国际耶稣信徒会。她十分欣喜，正在准备代表金陵学院在会上简短发言。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今天，明妮独自一个人留在传教士协会的秘书吉娜维芙·布朗小姐的公寓里时，她把炉子上所有灶眼都打开，用煤气毒杀自己。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我们把她的遗体运到郊区一座小教堂，那里的主管牧师是多恩夫人的朋友。明妮留下一个纸条，说她决定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她肯定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康复。她还提到在银行的保险箱里有份遗嘱。
明妮盼着金陵学院给她来信，邀请她返回中国，盼了几个月。两个星期前只盼来一封信，是她在密西根的侄女写来的，说愿意接明妮过去，并照顾她。很显然，有人和她侄女商量好了，这在明妮看来，就意味着学院已设法抛弃她。看完侄女的信，明妮不屑地一笑。她是个自尊心强的人，不愿成为别人的累赘。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昨天下午，我们为明妮举行了葬礼。来了六个人。牧师读了《诗篇》第二十三章。没唱圣歌，因为只有我们六个人。多恩夫人简短地讲了话，说：“明妮·魏特林也是战争暴行的受害者。她勇敢地战斗，像战士一样倒下。”我真希望多恩夫人说“像英雄一样倒下”。
今天早上，明妮的遗嘱被打开了。她在上海一家银行里有一些存款，总共七百一十元，她把这笔钱捐给金陵学院，作为奖学金的一笔基金。她还把自己去年买的七亩土地也捐给了我们学院。在遗嘱的结尾，她写下：“金陵永生！”
五十二
明妮死后半年，日本帝国海军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开始对日作战。日本没收了我们学校，将丹尼森夫人、唐娜和爱丽丝驱逐出境。我们的校园在后来的几年里，成了日军骑兵的营房。
我们全家搬到郊区，我和丽雅干各种杂活儿来维持生计。我丈夫耀平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来，牙齿掉了一半。这期间，我女婿也回来过一次，看他的老婆和儿子，可他跟着国军，在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之前逃到台湾去了。后来他从香港给丽雅来了一封信，要她改嫁他人，因为他再也回不了大陆了。他在信里暗示，他在高雄会组织一个新家庭。“人生苦短，耗不起这样无限期的等待。”他写道。丽雅卧床了几个星期，两年以后她还是和一个商店职员结了婚，从此过着平静的日子。
由于过去同美国教授们的关系，我丈夫被共产党定为不被信任的人，不过他仍然在南京大学当讲师，在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大刘就没这么幸运了。瑟尔·贝德士一九五零年春季离开中国时，几十个中国人把他送到学校大门口，大刘当着所有人的面高喊：“瑟尔，将来再回来啊，我们会想念你的！”这些话作为他反动世界观的证据被报告上去了，七年以后，他被打成了“右派”，说他总在梦想着美帝国主义还会回来统治中国。为了这个，他受了几十年的罪。
本顺也很倒霉。他跟着路海和美燕逃出金陵学院，在湖南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在国共内战中被共产党俘虏，遣送回来，在一个砖窑劳动改造。我在一九五一年夏天见过他——他长高了，却像个老人一样驼了背，头发花白，已经开始谢顶，其实他还不满三十岁。他叫我阿姨，我只点了点头，难过得说不出话来。路海和美燕双双死在战争中，也许那倒比本顺幸运些。路海死于日本炮火，美燕是在救护伤员时被冷枪打死的。虽然有她的烈士身份，她父亲因为与外国人关系密切，却还是要受苦。时代的变迁对娄小姐倒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她在莫妮卡去世之后的孤儿院工作了几年，后来，共产党掌权之后，她当了一名幼儿园老师。
吴校长没有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尽管他们反复催促她。因为这一点，她受到了共产党的重用，重新当上了金陵学院的领导。后来我们学校并入南京师范学院。她成为知名人士，受到尊重，我又重新为她工作。
日本投降以后，作为日本战争罪行的见证，我的日记中的一部分内容被《南京日报》连载了，我作为帮助明妮·魏特林管理金陵难民营的中国女人，也出了点名。一九四七年夏天，政府有关部门召见了我，然后把我送到东京当一个目击证人，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作证。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
所有的听证会都在一座大白楼内举行，每一次都有上千人出席。中国方面并没有为审判作太多准备，以为作为战胜国，我们能够任意惩罚那些战争罪犯，而日本方面却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每一名被告都被分配了两名律师，一名美国人，一名日本人。绝大多数日本律师都一声不吭，可是那些美国律师却又张狂又自大，甚至嘲弄证人，好像是我们在接受审判。结果，法官只能把一些律师赶出法庭。
八月中的一天，我和一群中国证人正要走进法庭，忽见一个身穿白色和服三十岁上下的女子，带着一个男孩子，在朝我鞠躬。我立刻认出了她，赶快离开众人，把她拉到一边。盈子一个劲儿鞠躬，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母亲，这是您的孙子。”
眼泪涌出我的双眼，可是我不敢说得太多。她把阿真推上前来，对他说：“叫奶奶。”
“奶奶。”孩子讷讷地说，前额上现出一团细小的皱纹。
我蹲下身，抱住他使劲儿地亲——连他的味道都像他父亲。“你上学了吗？”我问。
“嗯。”
“几年级了？”
他没听懂，盈子帮他说：“二年级。”
“你生日是哪天？”
他母亲替他答道：“十二月四日。”
“我会记住的，阿真。”我说着，在他的眉心又亲了一下。
听证会下午一点半继续进行，只剩几分钟了。一位中国官员走出法庭大厅，招手让我快进去。我该怎么办？我绝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在这里会见家里人。我现在代表全体遭到日军残害的南京妇女，根本不可能公然地对盈子和阿真认亲，那样做无异于自招大祸。情急之下，我摘下腕子上的金手镯，塞给盈子。“浩文想把这个交给你。”我说，两手把她的手握紧，“不要再到这里来了。你这样不安全。”
不等她答话，我掉头朝法庭走去，觉得两腿发抖。我并不清楚我们住的是什么地方，因为所有中国证人都是被半隔离的，从法庭到隅田川上的木屋旅店，都是集体行动。不然，我就会告诉盈子再到哪里去见面的。
有几个美国传教士也来到东京出席战犯审判：瑟尔、马吉牧师、威尔森医生和霍莉·桑顿。见到他们我很高兴，只是因为刚遇见了盈子和阿真，我心里正难过。
“你怎么了？”一天晚上霍莉问我，“怎么情绪这么低落？”
“身体有点儿不舒服，”我说，“这种闷热我真受不了。”
“听证会也一定够你受的。”
“这些天里都睡不好。”
她仔细观察我，眼角泛起皱纹。我不敢什么话都告诉霍莉。她不像明妮，尽管她心地善良，却可能不够谨慎。
中国方面并没有太多实物证据来支持我们的指控，因为战争期间，没谁想到会有一天在法庭上面对这些罪犯。但是多亏了美国人的细心，尤其是瑟尔保管的安全区委员会记录，马吉拍的照片，还有威尔森手上的医疗记录，也多亏那些德国大使馆发给纳粹政府的关于南京暴行的秘密报告，法庭对于皇军犯下的罪行能够作出适当的评估。马吉向我透露，他带来了他拍摄下来的电影胶片，不过法庭不接受胶片作为证据。事实上，美国政府为了把日本变成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盟友，有意低调处理战犯审判，以避免引起日本民众的敌意。在受审的二十五名甲级战犯中，只有七人被判处了死刑。
当法官问到松井石根认不认罪时，他咕哝着说不认罪。但在宣判死刑的那一刻，这位戴着眼镜、已是骨瘦如柴的高级将领，哭泣着瘫坐在座位上，无法站立起来。他的秃脑袋不停地摇摆着。两名戴着白色头盔，胳膊上别着“军警”袖章的高个子卫兵走上前，把他架起来，拖出了法庭。
八月末的一个闷热的早上，我们动身离开东京。大家走出旅店，朝送我们去机场的汽车走去，这时候，我又看到了盈子和阿真。他俩站在大门旁边，她穿苹果绿的旗袍，显出曲线清丽的身段，阿真穿了件白色衬衫，海军蓝短裤。他们身后立着一株栽在石瓮里的大盆栽。远处，蓝莹莹的河上，一群海鸥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