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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很多小商贩、小店铺，有些甚至在卖盗来、劫来的艺术品——画卷、字幅、玉器和青铜器。有个小贩只要两块钱就肯出手一对明朝小花瓶，丹尼森夫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她拿起它们，转过来又转过去，细细地端详了好久，最后还是放了回去，也许是不想让我看到她买偷来的东西吧。我告诉她：“现在，只有吃的东西贵。”的确，一只骨瘦如柴的小公鸡，也要卖两元钱。
夫子庙一带又恢复成了集市，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手推车、驮着筐的驴子、牲口拉的马车。街道两边，很多房屋依然没有屋顶，有些房子上边的一层楼都不见了，可下边一层，商店照样开门。这里有餐馆、菜市、茶馆、鸦片馆、理发馆、满是鸟笼和金鱼缸的宠物店、中药店、当铺，甚至还有一家澡堂子。我们走到哪儿，都能听到小贩唱歌般的叫卖声。在一个街角，一群人站在一个宽宽的布告栏前边。布告栏上钉着今天的各家报纸，供那些买不起报纸的人阅读。布告栏不远，是窄窄的秦淮河，静悄悄地流淌着，发绿的河水被微风吹出几丝涟漪。河对岸，几个中年妇人在岸边的平坦石头上，正在用棒槌捶打着涮洗的衣物。一条红篷小船从拱桥下边划过来，船上两位先生正在下棋，船尾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划着桨。
一条小巷口上挂着两串小小的太阳旗，我看见里面有几家妓院，都开在带阳台的最顶一层。有些妓院，从窗户上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是雇了从日本来的女人。尽管多数日本妓女已经三四十岁了，收费却比中国女人的同样服务高出一倍，比朝鲜妓女的收费也高百分之五十。我听说过这样的地方，却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亲眼看见。傀儡政权里最活跃的人物潘吉米，对这些妓院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私下里，中国人对他在这个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不时地争论，有些人说，潘吉米为这座城市找到了一条保护良家妇女的途径；另一些人却坚持说，他向魔鬼出卖灵魂，已经成为这儿的头号卖国贼。我本人也相信，他应该为推动建立这些妓院而受到惩罚。城墙上曾经贴出过一张大海报，宣布等我们的军队一打回来收复南京，就会砍掉他的头。
潘吉米还曾经是国际救济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积极投身过慈善工作。他是为数不多的外国人能够相信的官员之一。公平地说，他最多算个三流卖国贼，跟“自治政府”里其他官员差不多，而最大的卖国贼，是跟日本人合作，还在忙着组建傀儡政府的那些人。不管大大小小的卖国贼怎样为自己辩护，国民党已经做出了对叛国罪明确和无可争辩的定义：在敌军占领中国土地之时，为敌人做事的人，就是卖国贼。
此时丹尼森夫人的情绪好多了，已经从刚才的事件中摆脱出来，她说：“不可思议，你们中国人任何灾难都挺得过去。”
“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墟呢，所有的房子都被抢劫一空，房顶不见了，很多建筑被烧毁……谁能想象这一带这么快又恢复过来？”我一边说着，心头再一次腾起怒火。我居住南京这么多年，已经把这里当做新的家乡了。
“我感觉，”丹尼森夫人继续说，“这座城市在历史上曾经一再被摧毁，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定习惯了各种各样的浩劫了。”
“没错，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能挺过被日本占领这样的大灾大难。”
夫子庙已经用红漆重新刷过，就连门口的大石狮子和门边挂着的牌子，都被刷洗得干干净净。嵌着琉璃瓦、翘着飞檐的牌坊上垂挂着两排灯笼，每个灯笼上都写着“福”字，灯笼下边，人们挤进挤出。日本人似乎打算保留这一处名胜，想恢复它的声望。
我们走进河边一家文具店，看看能为学校买点儿什么。店主是个胖脸男人，大鼻子一侧长了个带毛的黑痣。他欣喜地说：“欢迎光临敝店。丹尼森校长，看到您回来我真高兴。”他对她点头哈腰，眉开眼笑。
“南京是家乡，”她说，“我没别处可去。”
他的话她听了很受用，她就买了一盒金不换墨条。
我知道她不会写毛笔字，可能买下来是要当礼物吧。
返回时我们坐了人力车。回到金陵校园时，餐厅的晚饭时间已经过了，我俩就去我家吃了鸡汤面。饭后，我们喝着普洱茶，听丽雅念《字林西报》上的一篇文章。她上过教会学校，懂英语。文章说，日军刚刚占领了牯岭——江西省一个群山环绕的旅游小镇，外国人和中国高官过去常去那儿避暑，不过还不清楚我们军队这次死伤多少人。日本人宣称消灭了五千守军，但那绝不可能，因为国军已经熟悉了日本人的战术，知道怎么避免被围歼。
丹尼森夫人谢了我，说她度过了一个开心的下午和晚上。我很高兴，但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她会对我好一点儿。要是吴校长在的话，她可以在老校长和她喜欢的明妮之间调停，化解矛盾，可我不过是个领班的，不可能有那样的本事。我只想明妮和丹尼森夫人保持友好关系。我不但需要保证全家能留在金陵学院这个避风港，还希望我能在老太太发火时，能让她平静下来。
三十八
被关进监狱的国际救济委员会那六个人，赶上裕仁天皇过三十八岁生日两天前的大赦，在四月二十七日被释放了五个人。我们学校的那名兼职数学老师也在被释放之列，只有一个学生的父亲还在监狱里。放回来的人都得到命令，不准把在狱中经受的折磨讲出去，否则就会被再抓进去。其中一个人的手腕给打断了；另一个，脸部已经半麻痹，再也无法连贯地讲话。可他们谁也没透露自己的遭遇，都只是说能活着回来真算幸运。
私下里，其中一人告诉我，他经常坐“老虎凳”——两腿被紧紧捆在凳子上，行刑的家伙把一块块砖头塞进他腿下边；还给他灌辣椒水，灌得肚子都快爆了。一开始他拒不承认那些指控，但到后来，他们说他犯了什么罪，他都一律承认。他甚至招供：他帮助约翰·马吉和霍莉·桑顿贪污救济金，还独自一人偷窃了一辆军车，其实他根本不会开车。“我只是不想被那些畜生整死。”他一边说着，一边摇头，头上满是鳞癣，让我想起一只褪了毛的鸡。
“他们相信你的口供吗？”我问他。
“也许不信。有一次他们说，我骗了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打昏了过去。”
“是谁动的手？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中国的狗腿子掌管刑讯室。有时候一两个日本军官也会露个面。”
日本天皇生日的那天，除了官方组织的活动，其他集会一律禁止。为了把女学生们管住，明妮宣布四月二十九日是“大扫除日”。随后，“自治政府”要求我们出一百个人，到城里参加“庆祝裕仁天皇生日”的活动。他们并没限定我们学校参加的人必须是青年学生，所以明妮认为我们应该从家庭手工艺学校选一百位妇女。可丹尼森夫人反对，说她们不是学生，不能代表金陵学院，她坚持要派女中学生。
我们一起商量这件事，所有的人，包括美国教师，都支持明妮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女孩子一肚子怒气，可能把“公众庆祝集会”看做是一种污辱。要是有人喊抗日口号，或唱抗日歌曲，就会给我们惹来大麻烦。还不止这些呢，爱丽丝和唐娜已经向我们报告，有几个女孩子正在谋划着抗议日本侵略的游行。我们可不想因为派她们去官方集会而把她们心中的怒火给点着，所以我们还是从家庭手工艺学校选了一百名妇女。
第二天早上，我们扛着写有“金陵女子学院”几个字的旗子正要出发，丹尼森夫人站在大门外，挡住了队伍。她对明妮说：“我不许你们打出我们的旗子，因为这些人都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明妮做个鬼脸，但还是让步了。“好吧，那我们就不带旗子了。”
于是我们就把旗子留下来，继续上路进城去了。丹尼森夫人两手握住旗杆，一个人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渐渐走远了。远远看去，白绸子一飘一飘，遮住她单薄的肩膀。这时已是十点多钟，太阳升得老高，天气很热。女人们都知道我们是去参加“庆祝裕仁天皇生日”的游行，所以她们看去十分消沉，一声不吭地走着，有些人还低着脑袋。
为了防止有人抗议，也为了控制喝醉的士兵，城里边已经开始戒严了。我们站在三层飞檐、庙宇般的市政厅前边的广场上，每人发了一面纸做的小太阳旗。庆祝活动开始，首先检阅日本部队——一千人的骑兵、三路纵队的山炮、一个步兵团，先后经过主席台。每名领队的军官都举着闪亮的长刀，刀背抵着锁骨，带领自己的方阵前进。乐队奏出了《日本陆军军歌》。队伍经过检阅台时，军人们一起高喊“天皇万岁！”、“日本必定征服亚洲！”、“消灭敌人！”脚登高筒靴的两名日本将军和一些中国官员站在检阅台上，其中就有潘吉米，他是个高个子，文质彬彬，不过两眼有些上下不齐。他总是表白，他来当这个副市长，因为这是他能保护本地老百姓利益的唯一途径，但是重庆国民政府已经悬赏两千元要取他的人头。在整个庆典过程中，台上一些傀儡政权官员一直眼睛望着地板，尽管不时地也得鼓鼓掌。
其中一个官员叫冯殷民，形销骨立，一对招风耳，曾在东京大学获得考古学硕士学位。他发表了短短的演讲，虽很简捷，却都是空泛大话。他赞扬日本当局在城内恢复秩序和常态的努力，还强调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支持“东亚新秩序”。不到十分钟，他就高喊“天佑天皇！”、“日中合作万岁！”下台去了。接着，南京卫戍部队司令天谷少将通过翻译发表了讲话，他列举了让南京城的中国人受难的几条原因。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中国军队要对南京被毁坏负责，因为他们抵抗了以勇敢和无敌著称的皇军。一旦战败，中国官兵便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