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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妮抬脚要跟他们走，可我紧紧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拉住了。“没用的，明妮。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那宪兵转回身来，感觉到明妮要跟上来，又伸出了胳膊。明妮挣脱了我的手，拼尽全力向他冲去，想冲开他的阻拦。那宪兵一闪，一拳打中她的下巴。她疼得大叫一声，跌倒在地，可她马上爬了起来。“我绝不让你们带她走！”她喊着，再次冲向前去，鲜血从她嘴角流了下来。
一位中年男人从后边把她拦腰抱住，说：“魏特林院长，千万别再跟着他们了！”另外几个人也走上来拽住了她，一个女人用丝手绢为明妮擦去脸上的血。
明妮捶胸顿足，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鼻子直颤抖。“该死的！该死的畜生！”她朝着走远的宪兵背影尖叫着。
三十一
一连几天，明妮给各个部门打电话，又去拜访她的朋友、熟人，想要找到玉兰的下落，但是没人能给她答案。
路易斯正带着他的学生们，对南京和周边几个县的受损情况和人员伤亡进行普查。一天早上，他打来电话告诉明妮，听说玉兰现在天华孤儿院附近的一家临时医院里。明妮放下手头正赶写着的下学期日程安排，抬腿就往医院跑，并要我跟她一起去。
医院是一幢破旧的三层楼房，周围是一道墙头带有四根铁蒺藜的煤渣砖墙。这里已经被日军征用，主要用于治疗士兵和随军妓女中的结核病和性病。有些性工作者，就是所谓“慰安妇”，是从很远的地方征来的，多半是朝鲜人，少数来自东南亚。玉兰被关在这样一个地方，把我们吓坏了。门口一个娃娃脸的中国哨兵把我们拦住了，命令道：“请拿出通行证。”
“我们是来看金陵女子学院一个学生的。”明妮说。
“没有通行证你们不能进去。这是军事医院。要是放你们进去，我可吃罪不起。”
“我可以跟你的上司说话吗？”
“他现在不在。”
“求你放我们进去吧，”我恳求说，“那姑娘被日本兵强奸，精神失常了。我们想把她接回去。”
他摇头拒绝。
这时我们看见楚医生正从楼里出来，朝他的车走去。明妮喊了他，他看到我们很高兴，走了过来。今天他穿了件羊绒大衣，戴一顶卷边礼帽，拿着根铜头手杖，看上去更像个富商，而不像个医生了。明妮对他说了我们的来意。
楚医生对那哨兵耳语几句，在他巴掌里塞进一张一块钱的票子。哨兵带着讨好的笑容对我们说：“现在你们可以进去了。”
明妮没有道谢，转向楚医生喊道：“到我们学校来啊！我们欠你一个人情。”
我也朝他挥挥手。他摘掉礼帽，“再会啦。”他喊着。然后迈着四方步走了，脖子上围巾的一角呼扇呼扇的。
楼道里满是来苏儿水和腐臭的气味。我本能地呼吸短促起来，但我尽力让自己放松，调整呼吸，适应这里的臭气。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子的护士正要上楼去，她带我们上了二楼，然后指着一个门说：“谭玉兰在那里。我不能让你们进去，但你们可以从门上的小窗看望她。你们只有十分钟时间。”
明妮从门上打开的四方小窗往里看，呼唤着：“玉兰，你在里边吗？”
里边没有动静。我也仔细往里看，可是也没看见里边有什么人。我闭上眼睛适应一下黑暗，再睁开去看。这回我看见那疯姑娘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下巴搁在膝盖上。屋里只有她自己。我朝她叫了一声。
玉兰慢慢站起身，走了过来。“什么事呀？”她咕哝着。
我站开一些，让明妮跟她说话。“玉兰，你怎么样？”她问。
“我饿，我冷。给我一个馅饼吧，要不给我一个肉包子吧。我知道你有巧克力，对不对？”
“对不起，我今天没带。我下次记住给你带。”
“带我出去吧，求求你。要是你不帮我逃出监狱，我一两天就会死在这里了。”
“我们一定想办法。”明妮脱下她身上那件带灰毛领子的呢子大衣，“拿着，先穿上这个，好吗？”她把那外套卷起来，从窗口塞进去。
我把脑袋凑近些，从窗口仔细端详那疯姑娘，看她把大衣披到身上。她死死盯住明妮，瞳孔收缩，鼻涕流下来。她用手背把鼻涕一抹，然后凄楚地咧嘴一笑，说，“把我救出去吧，求求你！”
“我会的。不过你暂且要尽量忍耐一下，好不好？”明妮说。
“你不知道他们怎么折磨我。”
“你指的什么？”
“我要是不听他们的，他们就打我。”
“那就先听他们的。只是不要让他们伤害你。”
“我不想为每个日本鬼子解裤带。他们用香烟头烧我屁股。你想不想看一看？”
“好吧。”
疯女子让外套落到水泥地上，解开裤带，转过身去。她屁股上有二十来个烧焦的血点子，看上去像一颗颗红豆和花生。明妮合上眼睛，两粒大泪珠流下她的脸颊。
“畜生！”我低声骂道。
我们离开了医院。在回金陵学院的路上，碰见两个男孩子，七八岁的样子，在广州路的路边抽陀螺。那陀螺歪向一侧飞快地旋转，不时地还跳上一跳。我们经过时，一个男孩子仰起他带疤的脸，朝明妮叫道：“洋鬼子！洋鬼子！”
我们吃了一惊，但没有回嘴。另外一个男孩停住抽陀螺的手，对他的伙伴说：“你干吗那么叫她？她是华群小姐。”
“对啦，”我开口了，“你妈妈应该教你懂礼貌。”
明妮在寒风里微微发抖，用手抓紧衣服领子。脸上有疤的男孩仔细看了看她，然后转向他的伙伴。“你是说，她是美国院长？”
“没错。”
他俩开始一齐高喊：“华校长，女菩萨！女菩萨！”
“嘘，不要那么叫我！”她对两个孩子说。
可是他们一边继续喊着“女菩萨！”一边带着陀螺跑开了，把带皮梢的麻鞭甩得劈啪直响。
明妮摇了摇头。干树叶子在我们前方随风翻滚着，活像一群老鼠，中间混杂着糖纸和已成为废纸的钞票。
明妮找了普莱默·米尔士，向他请求帮助，他是就要解散了的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可是玉兰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不属于任何组织，对她的拘押，并不损害日本与任何社会组织或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所以普莱默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救她。楚医生成了唯一有可能帮助我们的人。虽然他不在那家医院工作，但可能在那里有关系。
明妮邀请楚医生到金陵学院来吃饭，她给了我三十元去准备晚宴，虽然钱不多，也足够办一顿不错的宴席了。我在家里备好饭菜，除了两个美国老师唐娜和爱丽丝外，还邀请了几位中国员工。
明妮对晚宴惊叹不已，说她绝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丰盛，问我是不是往里边搭进了自己的钱。我是搭了一些，只是几元而已。我开玩笑说，我们中国人热衷的就是食物和脸面，所以，即使在眼前这样困难的时期，我们还是会把生活可能提供的乐趣发挥到极致，把一顿饭弄成一个小宴席。我准备了两只烤鸡、一条大鲈鱼、熏鸭，还有红烧肉。耀平拿出了他唯一的一瓶五粮液，还有些杏露酒。
明妮向楚医生致谢，提议代表学校、也代表六月被放出监狱的人及家人，向楚医生敬一杯酒。我们都碰了杯、喝了酒。爱丽丝和唐娜滴酒不沾，她们以茶代酒，可明妮必须要喝一点儿，好让客人高兴，让主人——我丈夫也高兴。耀平说话不多，但是一直面带笑容。他终于能让自己高兴起来一些了。我则不停地和帮手们忙着及时上菜，好让大家吃好。
楚医生穿了身中式棉袍，看上去像个乡绅，还梳了个中分头。“高先生，你告诉我，”在痛饮一口之后，他放下酒杯，对耀平说：“这瓶五粮液你花了多少钱？”
“四元一瓶。”
“你不可能用那个价钱买来真货的。”
耀平哈哈大笑。“我也可以尝出来它是假的，可在黑市上能看到的酒里，这是最好的了。”
“这还不错，喝起来像是只用高粱一种粮食酿出来的。不过它可以带来美好的记忆。”
“是啊，我们就把它当‘一粮液’喝好了。”耀平干脆地说。
茹莲把二人的对话翻译给爱丽丝和唐娜听，她俩都咯咯地笑了。
明妮提到玉兰，楚医生告诉她，“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你把玉兰弄出医院，不过我可以给你搞张通行证，这样你就可以去看她了。”
“多谢啦。”明妮说。
我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他可以办到更多的话，他一定会办。楚医生又谈起镇江的形势。去年冬天，在占领南京前一个星期，日本人先占领了镇江，把那城市毁得也很厉害。“比这里还惨，”楚医生说。“他们杀了好多人，到现在那城里还是空荡荡的。我父母的房子成了一个军人俱乐部，夜总会那类的。”
饭桌上的每个人，虽然说的都是些悲伤的话题，语气却都很平静。唐娜摇摇一头褐色卷发，转着长睫毛的眼睛，说：“你们中国人不恨日本人吗？”
“我更恨卖国贼。”姗娜回答。
茹莲说：“要是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不断卖下去，我们就该当亡国奴了。”我瞪她一眼，可她还是说下去，“我是说，要征服中国只有从内部才有可能。”
爱丽丝眨着她灰蓝色的眼睛，似乎对他们的谈话半懂不懂。“我在日本的时候，那里大多数人都很礼貌、很温和。当然他们相信战争对他们国家有好处，可凶狠和残暴的人几乎没见过。老实说，我在那里觉得很安全。”
明妮把她的话翻译给客人和我丈夫听。这话让全桌人沉默了好久。楚医生说，“在战争中，胜利把所有的暴力都合理化了。彻底的胜利意味着彻底消灭敌人。事实上，我相信，日军以各种各样的罪恶行为来庆祝胜利、来奖励和满足官兵们。所以他们做坏事大张旗鼓，甚至把砍人头当成一种游戏。”
“这话不错，”明妮表示同意，“后来到我们学校来的一些士兵倒挺有礼貌，行为端正，跟去年冬天那些残忍的家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