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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明妮介绍的救济工作情况，还有金陵女子学院的校园将被用来收容妇女儿童难民的前景，吴校长低下了头。她那一头短发剪得比平头长不了多少，眼睛黯淡了，渐渐涌上泪水。她沉默了一会儿，对明妮说：“你觉得怎么合适、怎么必要，就怎么做吧。我忍不住想起十年前，外国人在这里的遭遇。现在，倒只有一群外国人可以帮助难民。真令人羞耻啊。”
吴校长想起的是中国军队对外国人的暴行。一九二七年三月，几支中国军队对城里的外国人大肆施暴，抢劫、放火，摧毁他们的学校和住宅。有些士兵殴打外国人，还强暴妇女。有一小队人闯进金陵学院，从生物实验室抢走了几台显微镜，还抢了教员的私人用品。在南京大学，有六个外国人被枪杀。我还记得有几个传教士怎么样爬下城墙，奔向美国和英国的战舰。那些战舰向城里开了炮，来阻击中国军队接近一群被困在山头上的外国人。所有的西方人都先后逃离了南京，明妮和我们学校其他的外国教员逃到青岛，不敢再回来教书。当时觉得他们来华的使命就此终结了，可是六个月以后，他们中间有些人又返回来了。明妮是第一个回来的，她要继续完成一座宿舍楼和玫瑰园的修建。
二
明妮到美国大使馆送皮箱去了。瑟尔·贝德士骑着自行车到我们学校来检查救济工作的准备情况，顺便收集一下学校附近一些妇女们制作好的红十字会旗子。他身着华达呢大衣，脚蹬一双劳动靴，使他看上去带几分英气。他身高一米七五，体形偏瘦，戴个近视镜。他告诉我，安全区内计划一共设立十九个难民营，不过，除了我们学校，只有南京大学的宿舍楼是专门接收妇女和儿童的难民营。瑟尔还捎来了一些信件和一捆《字林西报》，这是我们学校教员订阅的一份英国报纸。自从日本人八月份侵占上海，报纸就总是晚到两个星期，一来就是一捆。
瑟尔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们学校大多数教员已经跟着国民政府撤到内地去了。他在耶鲁大学拿到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会说汉语、日语和俄语。我丈夫在战前曾经和他共过事，所以我认识他已经好几年了，很喜欢他这个人。我陪他察看了几个大教室，里边的桌椅都搬走了，腾出地方来准备接收难民。我告诉他，按照一个人占地一点五平方米的估计，我们最多可以接收两千七百人，不过，我们觉得接收两千人，会比较从容。他微笑着点点头，棱角分明的脸上显出些微皱纹。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下数字，派克水笔在他有劲的手中一闪一闪的。我们走过院子时，他头歪向院子当中在地上铺展开来的一面九米多长的美国国旗，那是给天上的轰炸机看的，告诉它们这里是美国的财产。
“这办法不错呀。”他说。
“哎呀，花了我们一个多月才做好的，”我告诉他，“这种时候，找到一个能干的裁缝可不容易。那个裁缝一开始把星星放到右上角去了，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它们都换到左边去。”
瑟尔咯咯地笑了。他咂了咂舌头，“你们这片小天地多么漂亮啊。”金陵学院以它美丽的校园著称，校区里种植了各种各样的林木花草，每年秋季，这里都会举办花展，可惜今年没有花展了。
突然，防空警报响了起来，好像一大群人在哭丧。人们开始向防空洞跑去。“咱们去那里躲躲吧。”我指着小教堂对他说，那座楼里有个地下室。
瑟尔摇摇头。“我等看见炸弹掉下来再躲也不迟。”
我拉住他的袖子说：“快走吧，就当检查工作了。你得看看我们的防空洞，对不对？”
“这是假警报。”
近来假警报太多了，所以人们都不把第一级警报当回事了。不过，就在这时，第二级警报响起来了——更短促，更急速，这是告诉你，必须躲进地下。更多的人跑起来。瑟尔和我刚刚跨出学校的前门，就听见我们东边两三里远的住宅区一带响起了爆炸声，像是在西华门附近，那是满族人的老城，现在是贫民区。冲天的白烟升起来，高射炮这时开火了，炮弹像一团团黑色的花朵在空中绽放。
“咱们就去那里吧。”我边说边带着瑟尔走向最近的一个防空洞。一阵高射炮弹的碎片刷刷地从树梢间落下来，砸到屋顶上，有一些落在我们脚前，扬起一股尘土。
防空洞里，一些妇女怀里抱着婴儿，身边坐着大一点儿的孩子。一位母亲呵斥着她的几个孩子，不许他们在洞口朝外看。角落里，两位老人坐在马扎上，伴着豆油灯，对着一副棋盘厮杀正酣，仿佛他们常在这里消磨时光，全神贯注地对弈已经好长时间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像炸鱼的味道。瑟尔和我坐下来后，我对他说起坐在周围的那些妇女，“现在她们对空袭都习以为常了。刚开始的时候，她们连大气都不敢出，说是飞机上有一种仪器，能探听到地上说话的声音。”
瑟尔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他说：“这么轰炸住宅区，真是太可恶了。我要向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
“那些飞行员轰炸平民一定挺开心，”我说，“混账东西，他们应该明白这是犯罪！”
“如果日本战败，我相信他们中有的人会被送上法庭的。”
我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是什么结果，没再说话。我转身去看一个正在用锥子和麻绳纳鞋底的老太婆，她的食指尖上裹着胶布。
没一会儿，瑟尔又说：“这里只能看见老人、妇女和孩子。”
我没吱声，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人表示怀疑，尤其对我们中间那些社会精英和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大多数都走掉了。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随着国民政府逃往西南和内地？为什么他们没有留下来，和军人一起作战？就算不上前线，至少干些事给军队鼓鼓士气，或者照顾照顾伤病员也好啊。怎么这仗好像只是靠那些穷人和弱者在打？对于这种质疑，我丈夫和我都无法争辩。这些天来，我脑海里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些在城里看到的新兵，很多还是十几岁的孩子，一看就是乡下来的，面有菜色，目不识丁，照料自己都不行，送他们上前线，除了当炮灰送死没有别的。
警报解除之后，瑟尔骑车离去了，我便朝办公楼走去。快到楼前的时候，看见明妮正在大门前跟大刘说话。大刘身高一米九，高大得好像一名很久前就退役了的篮球队员。我走上前去和他们打招呼。
大刘正在请求明妮允许他们一家人搬进我们校园。明妮从去年春季以来一直在跟他学古文，对他十分信任，所以她答应了他的请求。我很高兴，因为大刘是个头脑清醒、富于机智的人，又懂英文，给外国人教授中文已经好些年了。有他在旁边，是件很不错的事。
“谢谢你，魏特林小姐。”大刘声音洪亮地说道。
“叫我明妮。”她提醒他说。
“明妮。”他一脸严肃地重复。
我们都笑了。这边很多人管明妮叫“魏特林院长”，这一称谓似乎让她不大自在，当然，不熟的人这么称呼，她也不会反对。
这时明妮想起一个主意，她眨着褐色的大眼睛，对大刘说：“干脆，你替我们工作吧。我们的秘书孔先生回乡下老家了，现在我们有几百封信都没回呢。”
“你要雇我？”大刘问道。
“没错，做我们的中文秘书。”
“此话当真？”
“她现在是校长啦。”我告诉他。
“对啦，我任命你啦。”我从明妮的声调里听到一种激动。显然，她对自己的新角色十分骄傲。
“好极了！我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大刘粗犷的面孔顿时发光。
大刘一直在找工作，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和一个更小的儿子需要他养活呢。他下个星期一就开始上班，薪水暂定每月二十五元。和大家相比，这可真算不少了，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薪水都削减了百分之六十，明妮现在每个月五十元，我是三十元。她建议他们全家住到东院去，那是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四合院，明妮十年前监工修建的，原来是为用人设计的住房，由于建造得太好，以至于有些中国教员抱怨说，那里的环境比他们自己的房子都高级。我们家也住在东院，这样一来，刘家就成了我们的邻居。
我们三人正说着，就看见我们的商务经理白路海来了，朝着明妮招手。他那头衔听上去挺不得了，其实他主要是处理校外的生意，校园内的后勤大多由我管理。这位年轻人有点儿跛，快步走过来，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他说：“蒋夫人把她的钢琴和留声机给我们送来了。”
“哦？白送？”明妮问道。
“是的。”
“东西在哪儿？”我问。
“正在音乐楼门前往下卸呢。”
“咱们看看去。”明妮说。
我们四个人一起向音乐楼走去，小教堂也在那座楼里。我感到蒋夫人一定是在撤离了，这感觉让我心里不是滋味，因为这就证实了蒋家秘密撤离的传言。不知道吴校长对他们要走的计划知不知情。蒋委员长的撤离会不会影响守城的部队？士兵们会不会觉得被抛弃了？再一细想，我知道没有理由指望委员长留在作战前线。如果他被打死了，或被俘了，那才是灾难呢。
音乐楼门前停着一辆六轮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