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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里一片沉寂。明妮走进洗手间，拿来一条干净手巾递给他。“我知道这很可怕，路易斯，”她说，“可是不要让它吓倒你。那正是他们希望达到的。”
“是的，路易斯，我们必须振作起来，”瑟尔说，“我们没做任何亏心事，可以高高地抬起头。”
“谢谢，谢谢，我一会儿就好了。”路易斯喃喃地说，用毛巾擦起脸来。
过了一会儿，鲍勃说：“我在上海，也在报纸上看到过这类的宣传。”
“你觉得这文章有没有地方部队的影响？”明妮问。
“这背后更有可能是傀儡政府。”瑟尔答道。
“可是，只有地方部队才敢像作者这样痛骂日本人和美国人。”鲍勃接上来。
明妮对此表示同意。
“我觉得不一定，”瑟尔说，“我们没办法知道作者是谁，也许不止一个人——任何人都可以用一个化名。”
路易斯告诉我们，“自治政府”一直想解散国际救济委员会，因为它在当地影响太大，竟能组织起一千四百人从事慈善工作。傀儡政权的官员并不想接管帮助穷人的任务，可他们急切地想掌握国际救济委员会从安全区委员会那里继承下来的资源。有人正通过垄断某种资源而获得暴利。比如说，掌管城中房屋的官员们，占有了空置的房屋建筑，再转手出租，日本人允许他们把得到的每一千元租金，自己留下四百元，所以那些官员们对房产的占有达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对其他东西也出现了垄断，比如像食品、药品、酒以及燃料。
四个美国人开始谈论起城里出现的新轿车，多半都是德国人造的福特、奔驰和别克。南京城突然之间似乎到处是大官，每个人都有司机和仆人。在我看来，那些个要人更像有钱人家出来的酒囊饭袋。明妮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愿意为自己国家的敌人效劳。”
“有钱人总得找到保护他们财产的办法。”路易斯解释说，“所以他们的孩子一定得控制政府。”
“这话没错，”鲍勃表示同意，“有一天我在市府大楼里就碰见那么一位有钱人的儿子。两年前，他爸爸给蒋介石贺寿，送了一架战斗轰炸机。”
“说句公道话，”瑟尔说，“傀儡政府里有些官员倒不一定多坏。他们是对国民党政权不抱幻想了。我认识一个负责文化事务的人，是立教大学毕业的，一个很好的人，会说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章写得很漂亮。他并不喜欢自己现在的角色，可是他得糊口。”
“没错，”鲍勃说，摆动着他的大巴掌，“要是我有八张嘴要喂，我一定会为任何付我钱的人工作。肚子比原则的叫声要大呀。”
大家都笑了。
我们临走前，瑟尔提醒这几位美国朋友要有所防范，避免和傀儡政权的官员搅合到一起，免得日本人通过中国走狗来伤害他们，然后再推到共产党头上。作为美国人，他们需要表现中立态度。瑟尔把我给他的肉包子分给鲍勃和路易斯每人三个。他又要陪我和明妮一起回学校，但我们没让，说现在还不到九点，我们自己走回去没问题，何况明妮还带着一个大手电筒。
我们向他们道了别，走上落满梧桐树叶的黑漆漆的街道。两对探照灯像四根巨型利剑，刺进月光辉映的天宇深处。其实有一个多月天上没有飞来中国飞机了，我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怕成这个样子，拉开防御的阵势，也许因为此刻守卫南京的部队不够。我们一路走着，明妮谈及欧洲战局，她觉得慕尼黑会议的召开避免了一场大屠杀。她说：“我很高兴很多年轻人的生命保住了，很多城市乡村也可以免遭破坏了。”
“我想，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战争吧。”我说。
“连政治家也不喜欢？”她问。
“当然，没有人是真正希望流血的。”
“那么日本人呢？”
“我还是在考虑，可不可以把他们归为人类。”
“好啦，安玲。你不应该让仇恨控制你的人生。”
整个汉口路上，没有一座房子有灯光，好像全都无人居住。偶尔会从什么地方传来孩子的哭声。这条小街曾经是情人们，尤其是这一带的大学生们散步的地方。成双成对的年轻人，晚上会到这里来，拉着手或挽着臂在这里漫步；或是相互依偎在树下的长椅上。有时候，他们还低声吟唱着情歌。现在，长椅基本上不见了，我们在这里连一个人影也没碰见。我不禁怀疑，这个地方还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吗？那也许不可能了。很多事情，一旦改变，就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了。
就在我们快到宁汉路时，冒出了两个日本兵，兴致勃勃地嘎嘎笑着。一个矮胖，一个瘦削。他们摇摇晃晃来到我们面前，挡住了我们的路。“姑娘，花姑娘。”瘦的那个用中国话喊道。
明妮打开手电筒往两人身上一照。他俩都没带枪，但腰里都别着一把三尺长的军刀。矮胖的那个朝明妮胸前一搡，一把抢走了手电筒，另一个人跨步上前，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手电筒的光在我们脸上晃来晃去，我不禁发起抖来，吓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俩看样子都喝醉了，呼出来的酒气里混合着生萝卜和煮花生的味道。瘦的那人大声打着酒嗝，接着把手滑向我的胸前，抚弄着。我惊得哑口无言，拼命躲闪，可他的同伴冲上来抓住了我的胳膊。
“花姑娘。”矮胖子拍拍我的屁股，又在上面拧了一把。
“住手！”明妮边说边插到他们和我中间，“看看，她头发都灰了。”她指着我说，“她不是姑娘，她是个奶奶。”
“中国女人要为皇军效劳。”矮胖子说着，仍然抓着我的手腕。
他的同伙又抓紧我另一条胳膊。“就是，我们需要她的服务。她可以给我们洗衣服。”
我拼命想挣脱他们的手，但是挣不开。那个瘦子要来吻我，明妮把他一推，喊起来：“该死的，你们不能当街骚扰妇女！我明天早上会向你们上司去报告。”
他俩露出惊奇的神色，但还是继续拖着我走。明妮便放开嗓子大喊：“救命啊，救命啊！警察，快来抓流氓！”
矮胖子一巴掌扇在她脸上，另外一个掏出一包没开过的老刀牌香烟递给我，说：“我们付你工钱，好多好多。”
我依然在惊愕之中，只能无声地拼命摇头，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明妮继续大喊：“她是我的手下，懂不懂？她是美国大使馆的雇员。”
“大使馆？”矮胖子结巴了，另一个人也松手放开了我。
“对，她是我们的翻译。”
“翻译，嗯？”那瘦家伙问道。
“是的，我为美国人工作。”我终于用英语说出话来，“放了我吧，长官。”
他们听得出来我说的是外国话，一句英语突然发生了奇效。他俩面面相觑，又朝我俩微微一鞠躬。“在大使馆工作？”矮胖子嘴里咕哝着，点了点头。“好的，好的，聪明的女人。”他的食指和中指在太阳穴上转着。
“要是你不放开她，”明妮继续说，“我明天一早就去向田中先生报告。”
“好的，好的，我们认得田中。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啦。”矮胖子连连鞠躬，拉着他的同伴跑掉了。两人都是罗圈腿，可能是驻扎在附近的骑兵。
我抱住明妮，哭起来。“过去了，安玲。现在没事了。”她喃喃地说着，拍着我的后背。
我靠在明妮的肩膀上，跟着她走向学校。不时地又哭又笑，止都止不住。我陷入了某种歇斯底里，一个劲儿地发抖，右腿肚子直抽筋，害得我们一路上停下来两次。
“那些该死的强盗，把我的手电筒抢走了。”走到学校的时候，明妮小声恨恨地说。
二十七
由于城中的新车越来越多，寇拉的修车行生意兴隆。这个俄国小伙子找了一个朝鲜合伙人，每天他出门去谈生意，就由朝鲜人替他管理修车的四名中国技工。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寇拉来到金陵学院，带来一个驼背的小姑娘，她双目失明，单薄得像只小鸟，穿了件已经磨旧的运动衫，衣服袖子和裤腿都挽起老高。寇拉对我们说，他看见她在街上乞讨，就把她带来了。
“你们可不可以收留她？”他微笑着问明妮，样子挺讨人喜欢。他总是这样笑嘻嘻的。
“我的老天，你一直收集瞎眼女孩子啊。”她说。
“我不想看着她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你看，日本兵和歹徒，随便谁都可能会伤害她。”
于是我们就收下了这个女孩子，把她送到宿舍主楼我女儿那里。女孩和其他四个盲人孩子一起，都由丽雅照料。明妮留寇拉喝茶，可他顾不上多停留。他是个忙人，跟几个日本后勤官员有约，现在他和他们保持了不错的关系。我知道这个黄眼睛小子喜欢日本人，不大看得起我们中国人。他觉得我们没有讲规矩的概念，不把条约啊合同啊当回事，说话不算话，总的来说就是无法预测。他曾经对其他外国人说：“你不能把中国人的话太当真。”
临走之前，寇拉想要一束万寿菊，老廖很高兴地去给他剪一些来。日军占领前的那些年，我们学校每年举办一次几千盆菊花的花展，那是明妮和老园丁一道大张旗鼓操办的盛会，现在不像以前，花展不办了，所以我们富余出好多花来。
我们在院子里等老廖时，只见玉兰出现了，天气晴朗，她却穿着一双胶皮雨靴，披一件淡黄色雨衣。一看到寇拉，她停下脚步，接着扯起嗓子喊道：“小日本畜生，回你们家小岛子去！”她在空中挥着拳头，同时狠命跺着脚，“禽兽，滚出去！”
我们吓了一大跳，大刘和我一起向她跑过去。不等我们抓到她，娄小姐赶来了，一把抓住疯姑娘的胳膊，把她拉走了。玉兰眼里闪着仇恨的烈焰，不停地喊着：“杂种小日本，滚出中国去！”娄小姐抬手去捂她的嘴，不让她叫出声来。她俩拉拉扯扯地朝大门走去。我对娄小姐的力气感到惊讶——她用一只手就把玉兰拽走了。
我和大刘又回到明妮和寇拉身边，寇拉懂中文，一定是感受到了玉兰的敌意。他问我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