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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荒唐！”我说，“那些女人怎么可能知道她们的丈夫、儿子现在体重多少？”
“尽你们最大的能力吧，再详细一些就好。”
“也就是说，我们还得从头再开始才行。”明妮说。
“考虑到有更多妇女在监狱看见了她们的家人，也许从头再开始是值得的。我知道那些官员可能是不想理会这件事情，但你们不应该这么轻易就放弃。”
楚医生走了后，我们三人商议决定重新整理请愿书。这一工作需要大刘他们四人干上一个多星期，但是，哪怕只救出一条命来，我们的努力就是值得的。
明妮让十几个年纪大些的妇女每天早上都到模范监狱去，看看还能不能在劳工队伍里找到更多的家人。她写了封公函让她们带着，上面说，这些妇女不会找麻烦，只是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她们的丈夫、儿子。按照明妮的指点，那三个已经看见自己家人的妇女，还到城防司令部去报告了，呼吁放人，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官方的回复。
校园现在已经不再由日本宪兵守卫，到处鲜花绽放，有紫丁香、红木兰、番红花、白绣菊，争奇斗妍。鸟儿不停地啼鸣，好像要把嗓子叫破。这么多的鲜花，引得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进来想讨一束，明妮很乐意地让老廖把各种花剪下一枝送给他。日本兵每天都三三两两出现在校园里，但这时已经没有那种暴戾了。他们很欣赏我们那些融合了中西方建筑风格的教学楼，前门的大圆柱子、大屋檐，还有房檐四周和房顶的兽头。我尽自己所能接待他们，希望他们当中有谁可以帮我找到在东京的儿子。我们已经十个月没有浩文的消息了，禁不住担心他是否还活着，可是我始终没有向他们任何一位张口帮我找儿子。我还没有碰见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有些日本兵对我们承认，这场战争是一个错误——中国太大了，日本根本占领不了。他们都是从历史教科书上了解这个国家——出产大苹果、大鸭梨，大片的大豆庄稼，丰富的矿藏，还有漂亮的姑娘。但是他们不曾想到中国的土地竟是这么广大，又比他们以为的要贫穷得多。他们当中很多人以为，一旦占领了南京，战争就会结束，他们就可以回家。所以他们盲目拼了命地作战，每个人都想抓住时机消灭敌人，可现在，战争结束的可能性变得渺茫了。有位士兵甚至说，日本应该满足于占领朝鲜半岛和满洲，不应该继续扩张了。“我们吞下的太大了，消化不了，我们太贪婪了。”他对我们说着，豁牙一笑。有位中尉，是个基督徒，来给难民送过两次东西，有肥皂、毛巾，还有饼干。有一次我们带两个下级军官去看难民营的幼儿园，一群刚会走路的孩子们玩得正欢，明妮告诉他们，这些孩子失去了父亲，他俩喃喃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他们。”
一天下午，在从医务室回来的路上，我碰见了路海，他正从对面走来，跛着脚，戴着一顶八角帽，穿一件人字呢外衣，一双很旧的牛津皮鞋。他停下脚步，我们谈了谈校园里的一些情况。我们给三千三百难民中的大多数人发放了免费饭票，但路海还是没发现粥场的漏洞究竟在哪里。厨房的管事指责厨子每顿饭都偷走一点儿大米，而其他几个人认定管事才是最大的贼。在路海看来，他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在从可怜的妇女和营养不良的孩子嘴里往外偷粮食。听到这里，我的火气又冲了上来。要是有办法逮住那些盗贼就好了！
我觉得管事陈兴一定手脚不干净，因为他总穿得像个阔少，抽着大前门香烟，这么暖和的春天里还穿着根本用不着的漂亮毛呢上衣。每次我碰见这个爱吹牛的壮汉，他都会用吸烟过度的公鸭嗓大声跟我打招呼，好像我们熟识多少年了似的，好像我应该感激他为我们做的一切似的。明妮有一次要他把配额的粮食是怎么使用的交一份详细报告上来，他却说自己不识字，翻着他的大牛眼傻笑，仿佛在告诉她，他用不着听从她的指令。可我曾经看见过他闲得没事就看报或看武侠小说，所以我确信他是个骗子。
路海和我谈及三天前在大门口被日本人抓走的那个姑娘。当时明妮不在学校，霍莉也不在现场，所以谁也不敢阻止那两个士兵。后来明妮向日军在南京的司令部提出过抗议，但是没有那姑娘的任何下落，我们都知道她是不可能回来了。明妮在整个难民营训过无数次话，要大家不要在大门口闲逛，可有些年轻人不是把她的话没当回事，就是忘了她的提醒，仍在大门口跟新来的人和路过的人闲聊。有几个甚至还穿得花里胡哨。更糟的是，连美燕也去过大门口，衣服下面藏着大剪刀。我们一发现就立刻告诉了大刘，从那以后他把女儿牢牢关在家里。到目前为止，共有两个姑娘从大门口被抓走。明妮发了话，要是谁再到大门口去招摇，她就把谁赶出我们校园。这才最终使大家不再去门口晃荡了。
路海和我正谈着，忽听运动场那边一阵喧闹，一大群人聚集在粥场外边。我们走过去看个究竟。
一路走去，只听见一个女声高喊着：“拉她游街！
“对，把她拖到街上去。”一个男人叫着。
“给她脖子上挂个牌子！
“把她头发剪了！
一个微弱的声音请求着：“大哥、大姐们，放了我吧！我再不敢了。”
我听出是素芬的声音，赶忙加快了脚步。接着就看见那可怜的女人，脸色苍白地站在人群当中，两眼是泪，头发蓬乱。她像个罪犯一样头低着，浑身在发抖。不时抬头抹一把鼻涕。路海走上前去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陈兴歪过他的麻子脸，回答说：“我们总算抓住了一个贼！这女人今天来义务帮厨，可她却偷大米。”
“证据在那里。”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指着凳子上的一个绿茶缸，里边装着糙米。
“怪不得我们的粥那么清汤寡水。”一个女人说。
“咱们可不能放过她！”一个尖锐的女人声音喊道。
“拉她示众，再押她游街。”一个小个子女人挥着拳头附和着。
“求求你们，大哥、大姐们！”素芬哭诉说，“别打我，我以前从来没干过。我儿子在监狱里，快饿死了，求我给他送点儿吃的去。我没钱买，也不知道上哪里弄去。”
“骗人！
“我们都知道自觉，不管多饿，也不能当贼。”一个壮实的女人说。
“她一定还偷过别的东西。”
“别费口舌了。把她拖到前院去。”
“哎，大伙儿别忙。”陈兴说话了。“我们不应该自己处理这事。干吗不把她交给管事的人去？”
“不行，我们一定得教训教训她，”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不依不饶，“一定要堵住厨房的漏洞，不然咱们吃的粥就会越来越稀。”
我正要上前干预，尽管也不能肯定自己能不能把素芬从他们手上救下来，明妮突然出现了，大声喝道：“都住手，简直像一群暴徒！你们应该为自己羞耻。”
人群立刻安静下来。明妮继续说：“这个可怜的女人名叫严素芬，十五岁的儿子被关在模范监狱里。我知道确有其事。他好多次求当妈的送吃的给他，她跟我说过这事，可是我们拿不出多余的粮食，没法帮助她。你们当中也有做母亲的。你们会自己一天吃两顿饭，却看着孩子们挨饿吗？”
“不会，我做不到。”我回应道。
其他人都没做声，有的垂下了眼睛。明妮接着说：“素芬，告诉我，你拿了大米没有？”
“拿了，魏特林院长。真对不起。”
明妮转向人群。“她从厨房偷米是有错，但是你们应该动动脑子，想想粥是怎么稀的。她一个人，偷这么一小缸子，怎么可能就把那么多大锅的粥都弄稀了？厨房里一定还躲藏着大贼。我们不能把粥太稀薄都怪罪到这个可怜的母亲身上，她不过是给挨饿的孩子偷了一口粮食。”
素芬开始哀哀地抽泣起来，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在看他们中间谁是大贼。我看了陈兴一眼，他傻笑着，不知道是冲着谁。
“素芬，”明妮又说，“这一次我让你拿去那一杯大米，但是你要答应我，再也不偷了。”
“魏特林院长，我要是再偷，就天打五雷轰！”
“呵呵呵呵！”有人窃笑起来。接着，整个人群爆发出一阵大笑。
几个女人走上来，都说明妮说得对——粥场里一定另有大耗子。
人群散开以后，路海向我们建议，不要让素芬再去帮厨了，以防有人可能利用她来搞乱调查。明妮同意了，并决定，如果她还想义务劳动的话，就派她去收粪队干活。
二十一
近几个月来，当地的红卍字会组织“道德社”，在救济工作中一直很活跃。这是一个中国的私人慈善机构，成立于二十年代，以道教和佛教为主旨，目前在全世界的会员数以百万计。这个组织的慈善事业，已经发展到苏联，在关东大地震以后也发展到了日本，在东京、伦敦和巴黎都设立了办事处。他们号召会员们学习世界语。三月中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立，取代了安全区委员会，在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指挥下，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已经成为救济工作的主要力量。本地的红卍字会已经吸收了好几百新会员，忙着掩埋尸体。红卍字会的所有会员，在干活时胸前都佩戴着大大的“卍”字标记。这个标记是个佛教符号，两条手臂交叉，顶端是向左弯而不是向右弯，跟纳粹的符号没有关系。可是有些日本兵似乎把它与德国联系起来了，对那些干活的中国人态度比较客气。干活的通常是四五个人一组，为了忍住不被腐烂的尸体发出的恶臭熏吐，很多人在出发以前会喝一些劣质烈酒。如果有条件，他们会为死者，尤其是老年人，烧一把寺庙捐出来的冥纸。大多数情况下，掩埋工们只往尸体上盖一层石灰，再盖上一层土，就这么埋在千人冢里。明妮和我造访他们办公室时看到记录，从一月中旬到三月末，红卍字会一共掩埋了三万两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