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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多例——共有七百二十三名男子和男孩被日本兵抓走，多数发生在十二月中旬。其中，有三百九十人是买卖人；一百二十三人是农民、苦力和园丁；一百九十三人是手艺人、裁缝、木匠、石匠、编织匠和厨师；七人是警察；一人是救火员。还有九名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少年。来找大刘登记的妇女日复一日，有增无减。
大刘的头发白了好多，坐在办公桌前，原来坚实的后背看上去都驼背了。他天生是个爱热闹的乐天派，可是最近他变得淡漠疏远，沉默寡言，还经常发无名火。他说，都是因为牙疼。不忙的时候，他会茫然地盯着天花板，发出深深的叹息。对他心里的疙瘩，我只装做什么都不知道，明妮问及他有什么烦心事时，我也没对她解释。我没有告诉她，他心里放不下的是他女儿美燕。
一天下午，我和明妮走进办公室时，大刘把《新申报》往茶几上一摔，说：“老天爷，连中国人自己都帮着日本人欺骗全世界！”
“我也看到了，”明妮说，“真是骇人听闻啊！”
我拿起那份上海出版的报纸，看到一篇关于皇军在南京“行善造福”的文章，还配了三张照片。照片上的人们看上去欢天喜地，因为首都终于从“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了。其中一张纸上，好几百名老百姓，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跪在日本兵面前，对士兵们分发的面包、饼干和糖果，感激涕零。得到食物的人们都说，他们从来没尝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身后，一排红十字会的旗子在飘扬，一串串小灯笼在跳跃，一个日本军官和一家商店的老板一边喝着热气腾腾的茶一边交谈。另一张照片上，和颜悦色的日本军医治好了几个失明的老人和妇女，患者们高喊着：“天皇万岁！”都觉得是天皇陛下“使他们重见了光明”。第三张照片是游乐园一景：两位英俊的日本兵把中国孩子抱在腿上，正从滑梯上滑下来，所有的人都在开怀大笑。
明妮对大刘说：“好啦，咱们到外边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可他不动地方，说他犯了偏头痛。
于是，我和明妮两人走出校园。她戴了一顶厚丝绒帽，外面披一件羊毛外衣；我穿了身蓝布棉袄棉裤，围一条紫色围巾。明妮脚上的那双高腰靴子，是她六年前在莫斯科买的。今天是一个暖和的冬日，我们的前方，太阳正在落山。乌鸦在空中盘旋着，疯了一样地尖叫，一对白肚喜鹊扑棱着翅膀，在一棵老槐树的树梢上唧唧喳喳。这条路上大多数房子都人去屋空了，有些房子已经没了房顶，被火烧毁了，有些门窗也不见踪影。所有的猪圈、羊圈也都空荡荡的。山脚下有一座小村庄，虽然是做晚饭的时分了，却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我们两人一路向前走着，只见一个老农，留着一缕胡子，满嘴只剩下三四颗牙，蹒跚着从对面过来，背着一捆当柴火的树枝。“你好，院长。”老人对明妮说着，停下来歇歇。
“你还好吧？”她问候着，显然看着他眼熟，我也认得他。
“不好啊，凑合着过吧。”
“家里都好吗？”
“老伴跟着儿子媳妇去了江北。我好想我的孙子们。”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问。
“日本鬼子在这儿一天，他们就不会回来。其实，我们街坊四邻也都走得差不多了，村里只剩几个老家伙照看着家了。”
“那就是说，那些人家早晚还是要回来的。”明妮说。
“但愿这样啊。”
老人离开了，我们继续向西走。几分钟后，我们走进一道小峡谷，看见一个水塘，方圆十多亩，沿着水塘有许多尸体。尽管才下过雨，一道小溪冲进来，塘里的水还是发红。塘里还漂着十几具死尸，肿得像粗圆的木头。我意识到，这里是个刑场。
死者大多数是男人，也有一些妇女和孩子，都是被枪打死或被刺刀刺死的。很多男人的裤子被脱掉，手被铁丝捆住；有些人的脖子被割过。还有一个穿着麂皮靴的女人，脚腕处皮靴带着褶皱，她的一只乳房被割去，两个鼻孔里插着弹壳。一个小男孩，被刀刺进肚子，脑袋从侧面被击打得凹了进去，手里还攥着一个被压扁的竹篮子。他身边一个中年男人，也许是他父亲，脸上中了弹，两手被绑腿捆着，那右手是个六指。
“这些日本兵简直不是人！”我说。
“我们应该数一数，这里被杀了多少人。”明妮建议。
“好的。”
我俩一起开始数起来，沿着水塘顺时针走了一圈。明妮用一根树枝把遮盖住尸体的芦苇杂草拨开，我把数字记在我的小记事本上，写下一个个“正”字。因为那无法忍受的恶臭，我得不时地把鼻子捏住，明妮戴上了口罩，这些日子以来，她的口袋里总装着口罩。我们一共看到一百四十二具尸体。其中有三十八名妇女，十二个孩子。水里可能还有更多尸首，但是塘水太浑浊了，看不清楚。
“这里应该立一个纪念碑。”明妮说。
“如今到处都是杀人刑场。相比之下这里算不了什么。”我答道。
“不管怎么样，这里应该被记住。”
“人们通常都是很健忘的。我想那是生存下去的办法吧。”
我俩陷入沉默。然后她又说：“历史应该被如实记录下来，这样的记载才不容置疑、不容争辩。”
我没有回答，知道在她内心里，对中国式健忘十分愤慨。这种健忘是基于相信世上万物最终都没什么要紧，因为所有一切最终都会灰飞烟灭——就连记忆也是会逐渐消失的。这样一种见解也许很明智深刻，可人们也可以认为，中国人似乎用健忘作为逃避责任、逃避冲突的一种借口。这一定是受了道教的影响，对明妮来说，相比之下，她更尊重儒教——不是沉湎于逃避现实，而是倡导秩序、个人责任，以及勤勉。不过，在她看来，儒教、道教、佛教，统统是异教。她常对我说，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基督教，这一点，我倒是赞同她的。
突然，一条银色大鲤鱼哗啦一声冒出水面，又游走了，它的脊梁把水面划开一个越来越大的V字。我说：“这塘里的鱼一定会肥了。”
“草也会更茂盛了。什么样的罪行啊！”明妮说。
本来我们打算一直走到山顶，从山上俯瞰城墙外的莫愁湖，可是现在我们都没有心情看湖了，便转身往回走。回家的路上，我们商议着怎么向日本当局和最近建立的傀儡市政府提交请愿书。我不会再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了，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启动。我们俩都同意不在报纸上发表这份请愿——不想没有必要地激怒日本人。远方天空里，一队重型轰炸机像一群鲸鱼从云浪里冒出来，中国军队西北战线上激战正酣，那是日本空军在轰炸之后重新返回他们的基地。
明妮说：“但愿日本的基督徒知道他们的同胞在这里的所作所为。”
“就算他们知道，他们也未必会采取什么行动阻止这一切。”我说着，心里想到，不知我的儿子浩文，看到日本人得胜会是什么感受。他一定看到过为皇军的胜利举行的集会和游行。他会感到悲伤和愤怒吗？他会惦记我们吗？他想不想家？他还能集中精神学习吗？我停止胡思乱想，对明妮说：“我看报上说，整个东京都在庆祝攻陷南京。连小孩子也把帽子扔向空中，女人们胸前都贴上标语，挥着太阳旗在街上载歌载舞。我们的灾难，是他们的好运啊。”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相。”她也听说了整个日本的狂欢，所以她才不停地设想让他们从闹腾中冷却下来的各种办法。她曾经向安全区委员会建议，租一架飞机，到日本上空去撒一吨传单，揭露真相。路易斯甚至开玩笑说，如果明妮能够在南京找到一架飞机，他就驾上它去日本，瑟尔则志愿当那个从空中撒传单的人。
我们在一道山坡上站了一小会儿。从这里向西北看去，我们可以看到落日映照下的长江，波光闪耀得像流淌的火山岩浆。江面上，几条小船正逆流而上，几乎一动不动。
十五
整整一个星期，明妮都在忙着写一份提交给纽约金陵董事会的报告。按规定，她每天要写工作日志，然后在每个学期末，把日志寄到纽约的总部去。此外，她每个月还要提交一份报告，所以每当快到月底，她都要长篇大论地写。我是擅长写作的，甚至还天天记日记，可他们就是付给我明妮薪水的双倍，我也不干她这差事。最近几个星期，明妮常常给我看她写的报告，她对这里发生的一切无法百分之百地实话实说。除了我们学校内部的政治，还有日本人监测国际信件的因素。她知道有些怀有敌意的眼睛，也会看到她的报告。
尽管我们没有吴校长的地址，还不知道把报告给她往哪里寄，明妮还是用复写纸，把报告留下一个备份。明妮对南京城陷落前后发生的大事一一做了回顾，包括我们为帮助难民所做的工作，为保护学校财产所采取的措施，学校周围地区的状况，还有日本兵对生命和财产所进行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破坏。她列举了一些逮捕、强奸、抢劫和纵火的实例——但是远远写不过来全部实情。而且，她也不能提及大量的暴行，以防日本人把信件没收。她写了十二月十七日，十二个姑娘被强行带走，又强调说，其中六人第二天早上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她写道：“我们相信这一奇迹的出现，是因为我们的祷告。”
我想过告诉她，我怀疑那六个女孩所说的日本兵没有糟蹋她们，不过没有证据证实我的推测，我就忍住了没说。
明妮跟我谈到那二十一名“妓女”的问题。我们要不要把这事也写进报告呢？如果写，我们该怎么说？纽约的董事会成员会理解这种情况吗？我看得出来，明妮担心的是丹尼森夫人，因为那老妇人此刻正在纽约为我们学校筹款，她总是密切关注着金陵学院。丹尼森夫人也许会为这件事大惊小怪，甚至把这事当做丑闻去传播，而我们一旦要详细描述当时的情形，就很难不得罪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