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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案件向日本大使馆和安全区委员会都提交了一份报告。
上午十点左右，明妮和大刘再次去了美国大使馆，请求出车，到日本大使馆去提交抗议。可是他们在日本大使馆没有见到田中，就求总领事冈崎转告他，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宪兵，六个就足够了。冈崎也是松井将军的外交顾问，尽管他此刻正要赶火车到上海去——他从去年秋天起就居住在上海了——他还是答应明妮会把口信和抗议书都转交给副领事。
这一次，卡迪拉克没有再送明妮和大刘回我们学校，因为司机害怕日本人会把汽车抢走。任何中国人开的车，只要里边没坐外国人，都可能会被没收。所以明妮和大刘是从美国大使馆走回来的，那里离金陵学院大概有二里路。
明妮和大刘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大门外边给一位妇女包扎脖子，她被两个日本兵扎了七刀，但是还有一口气。我在马车上插了一面红十字旗，她躺在马车上，被送到南京大学的医院去了。明妮告诉我，他们在城里看到更多的建筑物被毁，美国大使馆王厨师的父亲被一伙日本兵杀害了，就是为了抢夺老人收藏的古钱币。明妮说：“谁能想象这等暴行啊！我都不知道这座城里还有哪家没被抢过？”
“总有一天我们会跟他们算账的。”大刘咬牙切齿地说。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满腔怒火。我不知道怎么接话。
明妮提出，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趟安全区委员会去见见约翰·拉贝，看看他那里有没有本顺的消息，还有五天前被带走的那六个女孩子的下落。我们就去了宁海路五号，那里离我们不远，是一栋庙宇般的建筑，宽大的窗户，琉璃瓦的房顶，曾经是前外交部长张群的官邸，现在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总部。
我们看见拉贝正坐在桌前流泪，两手抱着全秃的脑袋。他本来是一个乐观的人，喜欢开玩笑和说俏皮话，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么忧心如焚过。
“出了什么事，约翰？”明妮问道，坐了下来。
“唉，该死的日本鬼子，他们杀了我的工人。他们骗我，说付给他们好工钱，所以我去找了五十四个人给他们。”
“他们杀了多少？”
“四十三个。”
我们都很震惊，知道拉贝同意帮助日本人恢复南京市里的电力供应，而且已经为他们招募来了电工和工程师。那些人日夜加班，修理机器，让设备重新开始运转。一旦电力恢复，日本人就把他们捆起来，拖到江边枪杀了，说他们曾经为中国政府工作过。
“难道他们就不需要熟手来维修电力供应设备吗？”明妮问拉贝。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向我的工人们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还有很好的工钱。现在我哪还有脸去见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人家会认为我为了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好处，把他们出卖了。该死的日本佬，他们简直是疯了，要不就是杀得住不了手了。”
拉贝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本顺和那六个女孩子的消息。在他办公桌上，打字机旁边放着一面纳粹的万字旗，打字机上有一封尚未写完的信。不论何时出去面对日本兵，拉贝都会带上这面旗子，有时候他会冲着正在犯罪的日本兵挥旗。他会叫着“德国人”或是“希特勒”，可是就连这样也没能起到多大的威慑作用。南京陷落前，拉贝曾经给他的元首发过电报，恳求他为中国人出面干预。他甚至对美国人夸下海口，说“只要希特勒一句话，日本人就会老实了”。可是到现在为止，最高元首还是没回应。
“我最担心的是，”拉贝对我们说，“安全区里假如有一个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妻子或女儿遭到强奸，而杀了一个日本兵，整个中立区就会遭到血洗。那样，我们的救济工作就全部泡汤了。”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明妮表示同意。
感谢上帝，这里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杀日本兵。这也是因为日本兵从来不单独一人强奸妇女，总是找另外一个人来做掩护。抢劫的时候，也是成群结队地干。
返回金陵学院的路上，大刘对明妮说，“日本鬼子烧杀奸淫，全因为没人能够阻止他们。”他的眼睛里再一次燃起火来，他已经变得疯狂。
我知道，他的女儿美燕一定是受到了伤害，可是当着明妮我什么也没说。她依然相信我们的祷告使奇迹发生了——六个女孩平安回来，没有受到伤害。
那天晚上，那二十五名宪兵又到我们学校来了。我们不知道总领事是不是把我们的口信转告给田中了。明妮同霍莉和我交换了意见，我们都觉得，让宪兵住进学校来还是明智的，有他们在这儿，至少可以使日本兵不能随意闯进来。明妮努力说服了那些宪兵，就守在校园外边。从今天起，马路对面对着校门的一间房子里，会为他们生一个大炉子，那里还备好了茶、葵花子，还有学校伙房给做的豆沙馅饼。这些东西似乎让宪兵们高兴了一些，也许他们就不会再溜进校园来糟蹋妇女了。明妮相信田中一定训斥过他们。
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为止，校园里已经接收了一万名难民。事实上，我们已经没有数了，再也无法对人流保持记录，所以实际数字可能还不止一万。单是艺术楼里，就住进了一千多人。茹莲说顶楼上住了大约三百人，明妮感到有些担心，但她没坚持要统计人数，因为有的人并不通知我们就离开。
每当下雨或下雪天，所有难民都挤进室内，很多人夜里没有地方躺下，只能坐在楼梯上和走廊里。白天，很多人就在室外闲逛，只要在那儿有一小块地方落脚就知足了。明妮曾经住着一套三间的公寓，可现在她只剩下了一间房，其他两间都腾出来给带小孩子的妈妈们了。她告诉我说，有时候半夜里她会被婴儿的哭声吵醒，觉得很烦，可是我看到她每次早上起来，总是愉快地和那些妈妈们打招呼。
我们最大的难题，是让这么多难民都能吃上饭。可大米从来都是不够的。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得了双份，另外有的人一整天都没饭吃。粥场开门时，大群的妇女蜂拥而来，很多人懒得排好队，对别人连推带挤。一连几天，霍莉、娄小姐、我，还有另外几个年轻职工，为了让难民们在吃饭时间排好队伍而费了不少劲儿。几天后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分派了很多年轻难民，负责看管大家在粥场外边站好队。
对于那些身无分文的难民，我们分发了食品券，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难民都是免费吃饭。可还是有些人没力气排到粥桶边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便在她们的袖子上缝上红标签，下午饭开饭的时候，她们就可以走到队伍前头——用这样的办法，她们至少能一天里吃上一顿饭。
十二
让所有人惊喜的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一大早，那个送信的孩子本顺回来了。我把他送回他在东院的住处，我和明妮都想知道这些天他出了什么事。可是，本顺待在房间里，坐在那张和其他三个同屋共用的桌子边，一句话也不说。他瘦了好多，看上去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目光涣散，鼻子阻塞，裹在一件破旧的大衣里，腰上系着根草绳，他更像是个稻草人，时不时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给我点儿干的吃！”他再次恳求，“我还饿。”
我们只给了他一点儿粥喝，怕伤了他的胃。我说：“你必须吃一天的流食，然后才能吃干的。”
虽然他很确定地认出了我，可他好像认不出其他一些人了，只是用一双茫然的大眼睛看着大家。明妮摸了摸他汗津津的前额。“他一定在发高烧。”她说。
“他肯定遭了不少罪。”我也说。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暂时不要给他分派任何工作。”明妮嘱咐我，然后转身对本顺说，“你现在回到家了。需要什么就告诉我们，好不好？”
那孩子咧嘴一笑，什么也没说，然而在明妮和我离开的时候，他抬起手挥了挥。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我们回到办公室，计划圣诞节怎么过。我们一边说着，明妮一边把两人的想法记在便笺纸上，这时，一个中佐带领着一伙日本军人来了。明妮让他们进了办公室，叫仆人倒了茶。临时雇来的送信员，一个瘦骨伶仃的十几岁男孩，向我报告说，大门外边至少有一百多日本兵。我悄声告诉明妮：“校园里现在有很多他们的人。”
他们今天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我把那个送信的孩子拉到一边，叫他跑步去中心楼和各宿舍楼，把日本兵到来的消息通知我们的工作人员——要他们确保年轻妇女和女孩们都尽量少露面、少喧哗。那孩子立刻就去了。
这些军人一坐下，胖脸的中佐就自我介绍说，他是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团后勤部副部长——谷寿夫以凶悍著称，绰号“九州虎”。中佐说，他们需要我们的合作。那个中国翻译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帮他翻译着，其他三个军官喝着茶。明妮说：“如果你们的要求合理，我愿意帮助你们。”
那军官哼哼一笑，继续说：“我们打算在士兵当中加强纪律。自从攻下南京，我们的部队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变得不太守规矩，主要是因为皇军在紫金山战斗中失去了很多弟兄，所以无法控制复仇的行动。现在，他们平静下来了，是建立秩序、实现城内和平的时候了。我们将恢复娱乐业，这样就需要一些女人。”
翻译把他的话一翻译完，明妮就坚决地说：“我们这里没有那种女人。”
“根据我们的情报，”中佐继续说，“你们难民营里边有一些妓女。我们是来征召她们的，还会给她们发执照，这样她们在娱乐男人的同时又可以挣钱养活自己。”
“我没发现难民中间有任何妓女。”
“我们可以轻易地认出她们，这个你不必担心。另外，你不觉得这是保护像这位一样的良家妇女最有效的方式吗？”他对我一指。我被他指得心头怦怦直跳。“说实话，”他继续说，“我们的士兵都是年轻力壮的家伙，需要女人帮他们放松放松，所以，建立起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