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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练习馆。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看见娄小姐正在跟路海说话。“感谢上帝你回来了，路海！”明妮惊呼道。“你是怎么逃回来的？”
“我对一个老翻译官说，我太太马上要生孩子了，我还给他看了我跛的这条腿。他们见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所以那个翻译跟一个当官的说了之后，他们看了看我的膝盖，就让我走了。我这条命都是那个大好人老翻译官给的。”
“别的人怎么样了，那个‘运煤工’呢？”
“他们没放他。”
尽管路海声调镇定，我还是看得出来他在发抖。他的两颊青肿，嘴唇乌青。我们四人一起去了校门门房，再一起去了旁边不远他家住的小屋。他太太一见他就高兴得哭了起来，说：“我还以为他们会把你杀了。谢天谢地你回来了！”
娄小姐离开之前，我们一起为那十二个女孩的安全、为运煤工的性命做了祷告。我们的声音多么诚恳，我们多么渴望奇迹会发生。
祷告之后，明妮和我去了校门口。那一夜，我们是在门房过的，就在藤椅里打打盹儿，以防日本兵再来。我脑海里不停地响起一个声音：“主啊，你什么时候才会倾听我们祷告？你什么时候才会显示你的愤怒？”我不时地醒过来，听见明妮喃喃诅咒：“禽兽！禽兽！”
第二天天刚破晓，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惊醒。我一下子坐起来，心头突突直跳，听见卡车呼啸而去的声音。明妮也起来了。我们走出房门，看见路海急奔过来。我们一起奔向大门口。几个女子正摇撼着大门，喊着：“开门哪，让我们进去！”
我们吃惊地看见六个女孩子站在那里，都是头天晚上被日本兵带走的，她们头发蓬乱，脸上全是泪痕。路海立刻把小门插销拔开。“快进来！”明妮边说边朝她们招手。她抱住大刘的女儿美燕的肩膀，对她说，“你父母发现你被抓走了，急得活不下去了。谢天谢地你回来了。”
那戴眼镜的姑娘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明妮又问她们，受到了怎样的虐待。她们都说，日本兵打她们的耳光，掐她们的脸，扯她们的头发，不过除了这些，并没有糟蹋她们。那就是说，她们没有遭到强奸，因为大多数本地姑娘不会直截了当地用“强奸”这个词。明妮得知后很高兴。“真是个奇迹！”她说，而且一定在心里把这归功于我们昨天晚上热切的祷告。
我不敢置信，日本兵什么坏事都没做，就放这些年轻姑娘回来，不过我保持了沉默，不想破坏明妮的欣喜。这些天来令人心碎的事情发生得太多，她也该高兴一下了。
在父母的宿舍里，美燕告诉来看望的人们，日本人把其他六个比较漂亮一些的姑娘送到一家旅馆去了，那里住着一些当官的，剩下她们六个人，又被卡车送回来了。我们已经听说，昨天有很多高级军官到这里来，参加胜利庆典。
十
那天早上，丽雅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她说肚子疼得厉害。我摸了摸她的前额和身体——她浑身烧得滚烫。我给她倒了杯茶来，听她说睡裤都湿了，我一看，只见鲜血和内膜在流出来。她流产了！我叫耀平赶快烧一壶开水，我则帮着丽雅脱下衣裤。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我问她。
“昨天夜里。”
“你怎么没跟你爸爸说呢？”
“我以为睡上一夜就会好的。妈，孩子掉了吗？”
“看这样子是掉了。你昨天晚上不该跑得太急，弄伤了身子。”
“我好难受。”她哭起来，眼睛闭上了，“日本鬼子杀了我的孩子，我要跟他们算这笔账。”
“嘘，咱们先把你身子尽快养好了再说。”我觉得自己也要哭出来了，但我尽力眨眼，把眼泪忍了回去。
“我不想活了。”
“别说傻话。全家人都指靠着你呢。”
丽雅在疼痛中呓语和挣扎，我在她身边给她收拾着。我用旧布把流出来的血污接下来，卷走扔掉，又给她洗净，用手巾擦干。我不知道死掉的胎儿是不是全部流出来了，她需要不需要做刮宫，或其他什么治疗。在正常环境下，我们可以去请个专门的护士来，可是现在，所有的产科诊所都关门了。我叫耀平把帆帆交给邻居，然后把丽雅放在他的飞马自行车后座，驮着她去了我们学校的医务室。他们父女俩出门向北，我在后面跟着，一手扶着丽雅的肩膀，帮她坐稳。
护士给她做了检查，说看样子流产是流干净了。即使丽雅需要做刮宫，护士也做不了，她以前从来没做过。丽雅一定要卧床休息至少两个星期，因为一般都认为流产比生孩子还要伤元气。丽雅不能吃辛辣、腌制和生冷的东西，一个月不能跟丈夫同房。我几乎要叫护士闭嘴了，她不知道我女婿根本不在家。丽雅需要吃些有营养的东西，比如鸡蛋、牛奶、老母鸡、鱼类、猪肚猪肝、新鲜水果。可是现在我们上哪里去弄这些东西呀？
不过，我在办公室里存了一小袋小米和一瓶红糖。我把这些交给耀平，让他给丽雅熬些小米粥，再加些红糖。他还会给她烤一些干鱼，保证她吃下去些饭食。把她在床上安置好以后，我就返回难民营了。
明妮要大刘陪她一起到日本大使馆，去抗议他们乱抓女孩子。一开始他不愿意去，两眼在眼镜后面喷出火来。我催促他陪着去，他才答应了。他有君子风度，善于同人打交道，如果他陪着去，明妮会觉得心里更有底。
校门外边聚集了不少上了岁数的妇女，请求放她们进难民营里来。明妮和大刘一露面，人群就安静了一些。明妮走到我和霍莉跟前，我俩一直在劝说这些四邻八舍的妇女们，要她们回家去，好把地方省出来——如果还能有任何地方的话——让给年轻的妇女和孩子们。
“可是我没有地方可去了。”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女人对我哭诉。
“他妈的。”另一个声音叫喊道，“日本鬼子连老女人也不放过！丑老婆子也是人。”
明妮对我们说：“让她们进来吧。但要说清楚，她们只能待在室外了。”
“我们已经收了七千多难民。”霍莉说，“如果再让她们都进来，校园里就一块空地也剩不下了。”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开始接收新来者的时候，明妮和大刘出门去了日本大使馆，步行需要二十分钟。我在四年前陪着儿子浩文去过一次日本大使馆，那是座二层的旧楼，那次浩文是为了在日本读书，去申请长期居住签证。他两年前进了大和医学院学习，打算当一名医生。他现在还在东京，我们有七个多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自从战争爆发，他的来信就断了，他爸爸和我都为他担着心，可我们不能对别人说这个，特别是不能对我们中国同事说。我们只求他健康、安全。我丈夫曾经在日本学习亚洲历史，会讲日语，不过他很少使用这种语言。除了吴校长，金陵学院里没有人知道我们一家与日本的纠葛，但我知道，只要我忠实于她，她是会替我们保密的。
快到中午时，明妮和大刘坐着一辆凯迪拉克回来了。路上他们先去了美国大使馆，那里的一位留守的中国秘书派了这辆车，送他们去日本大使馆，这样去会显得郑重——秘书说，日本人很注重仪式，所以，作为一所美国大学的负责人，明妮去应该排场一些，好引起他们的重视，这样看来，开辆大型轿车去就是完全必要的。看见那辆深蓝色的轿车徐徐开来，停在了大门外边，我把准备拿给饥饿孩子们分的半桶煮红薯递给另一个工作人员，自己走到门前，看着明妮和大刘走下车来。
明妮给了那个中国司机一块银元，可那人把钱推了回来，说：“我不能要您的钱，魏特林院长。”
“为什么不能？”
“我们都蒙了您的大恩。要不是你们外国人留下来，建立了难民区，这里所有的中国人都没命了，就是没被日本人杀死，很多人也得被饿死。华小姐，千万别再给我钱了。”他叫她“华小姐”是明妮的中国名字“华群”——魏特林的音译。他动了动鸭舌帽，遮住自己含泪的眼睛，低头离去了，一边还挥着手，像是要护住自己扭歪的脸。他把车子开走了，那车篷上插着美国国旗。
他们走进校门，明妮对大刘说：“我没想到今天见到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日本官员。”
“我还是对他们恨之入骨。”他嘟囔着。
听上去都不像他了，因为大刘是个好心肠的人，有一次甚至跟我们辩论，说亚伯拉罕不应该把儿子伊萨卡祭献给上帝，说至少他大刘本人，是绝不会伤害一个孩子的，更不要说杀害孩子了。我意识到他女儿一定遭到了什么不测，也许被日本兵祸害了。明妮问他：“你为什么这么仇恨日本人？上帝不是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甚至对他们行善吗？”
“那是我做不到的。”
“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以德报怨’吗？”
“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报德呢？善良和邪恶必须区别对待。”
明妮没有回答，对他的论点似乎感到惊讶。我反复体会着他的说法，觉得他可能有道理。
后来，明妮给我讲了他们去日本大使馆的经过。她说：“田中副领事答应派一些宪兵来保卫我们学校。他似乎挺有同情心的。”
“除此之外他还怎么样了？”我问。
“他一边听我讲校园里强奸和抓人的情况，一边又是叹气又是摇头。显然他很生气，说东京方面可能很快会发布命令，制止那些士兵的暴行。他告诉我们，松井将军为了士兵的军纪败坏而训斥了有关军官，不过对此田中并没有谈到任何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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