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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二次从瑟尔新建的难民营回来时，看见霍莉正和娄小姐在宿舍主楼门口聊着，我们和她俩一起走进宿舍楼内的餐厅。晚餐是黄豆芽疙瘩汤。大多数工作人员从早饭到现在什么都没吃过，因为白天经常顾不上吃饭。桌上的佐料瓶子里有酱油、米醋，和泡着很多辣椒的辣油。我们正吃着，一个男孩子冲进来，气喘吁吁地说：“魏特林院长，学校里进来好多日本鬼子，在打人呢。”
“他们在什么地方？”明妮问。
“正朝北宿舍楼那面去了。”
我们碗一放就往外走。天快黑了，空气中一股烟味——一定是附近有房子起火了。一群乌鸦在树梢上精力充沛地呱呱叫着，妇女和孩子们的尖叫声从西边和北边传来。砰砰砰砰！三个日本兵用拳头在猛擂中心楼的前门。明妮和我走上前去，不等她开口，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兵用生硬的汉语对我们说：“把这个打开。”
“我没有钥匙。”明妮告诉他。
“里边有军人，大日本的敌人。”
“没有军人，只有妇女和孩子。”
明妮出示了昨天那个中佐写的纸条，可是那人扫了一眼之后，三两下就撕碎了扔到地上。他转脸对其他两个人说了句什么，其中一个上来就打我和明妮、霍莉的耳光，一边打还一边大喊着什么我们听不懂的话。他又猛推娄小姐，几乎把她推倒在地。霍莉两眼是泪，大鼻子抽搐着，用英语低声骂道，“狗杂种！”左颊上随即现出了红手印。
“打开门！”近视眼那家伙毫不放松。
这时候，商务副经理、国字脸的老容来了。我的耳朵被扇得还在嗡嗡作响，火辣辣的，我问他：“你有钥匙吗？”
他一脑门皱纹，摇了摇头。“我没有。我们通常不从外边锁这道门。”
明妮对那几个日本兵说：“我们真的是没有钥匙。”近视眼日本兵在镜片后边眨了眨眼，狂吼着对老容命令道：“打开门！”
“我没法打开。”
这个日本兵朝着老容的脸上打去，另外两个也对他连踢带打，有一个还一边打他耳光一边笑，好像在耍弄他。接着，日本兵举起了步枪，用刺刀对着老容的喉咙。
“住手，住手！”明妮说，“好吧，从别的门进去。”她指着大楼侧面，然后带着他们去侧门了。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我看了老容一眼，他浑身发抖，忍气吞声，两眼肿得几乎睁不开。
让我们迷惑的是，三个日本兵进了大楼，马马虎虎地检查了几间屋子，连楼上都懒得去。五分钟不到，搜查就结束了。我们从侧门走出来时，看见另外两个日本兵拉着三个中国人过来，三个人双手都被反捆在背后。我认出了他们，三人都是我们的职工。明妮冲上去说：“他们是为我们工作的。”
“中国军人，大日本的敌人。”一个日本兵断言。
“不是，不是，他们都是园丁和苦力。”她反驳说，然后指着王建定，“他是我们的锅炉工，他十五岁的儿子刚被皇军带走了。”
那也无济于事，日本兵还是把人拉走了。建定毫不抗争，好像根本不在乎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
近视眼日本兵示意我们跟着他们，我们一起向大门口走去，只见门口那边人影憧憧。
大门外边，我看见四十多个中国人跪在马路边上，有几个人在哭泣。茹莲和路海也在当中，路海倒是站着的，正在对一个日本兵连说带比画。两个班的日本兵站在周围，大多背着步枪，有一个日本兵还牵着一条吐着红舌头的德国狼狗。一个中士走过来问道：“谁是这里管事的？”他的翻译官把他的问题告诉我们。
“我是负责人。”明妮站了出来。
他们说话间，更多的教职员工被带到这里，被喝令跪在地上。三个日本兵走上前来，抓住老容、娄小姐和我，把我们拖到人群中，强迫我们跪下。他们为什么把我们集中到一起？我想不出来。他们要接管学校吗？他们要拿我们怎么样，要拿难民们怎么样？耀平、丽雅、帆帆在哪里？我一阵头昏眼花，几乎瘫倒，忙一把抓住娄小姐的胳膊稳住自己。
中士让明妮从人群中把雇员们一一认出来。她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告诉中士他们是干什么的。在她继续往下指认时，屡次显得迟疑；显然，她不可能记得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尤其是前几天刚雇来的临时工。有一个年轻的雇工，腰板笔直，相当魁梧。明妮走到他面前，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如果那人已经把自己名字报给了日本兵，她可不能随便给他再安个名字。她正在犹豫不决之间，他们就把他带到马路另一边去，命令他跪下。
“他叫本顺！”明妮对那斗鸡眼中士喊道。这是个聪明的办法——我们当中肯定没有人起那个名字。
路海说：“他是我们的运煤工。”
“闭嘴！”中士一拳打在路海的前胸。两个日本兵抓住路海的胳膊，把他拉走了，强迫他跪在“运煤工”旁边。
这时候，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停在路边。从车上跳下三个美国人，路易斯·斯迈思、乔治·费奇，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主席普莱默·米尔士。日本兵们立刻把他们围住，让他们排成一行，搜查他们身上有没有手枪，他们谁也没枪。搜查完毕，乔治用德语说：“我们是传教士。”那中士没有反应，乔治改用法语说：“我们都是美国人。”
“是的，我知道。”那中士哈哈大笑，斗鸡眼眨了眨。
他们俩人继续用生硬的法语对了一阵子话，可乔治的脸色却很不好看。与此同时，一对手电筒的光一直照在另外两个外国人的脸上，照得他们睁不开眼。乔治告诉他俩：“他们叫咱们几个立即离开。”
接着，十几个日本兵冲上来，把三个美国人推上吉普车。两个日本兵抓着明妮的胳膊，硬把她塞进驾驶员旁边的座位里，但她挣扎着下了车，扬手对那中士喊道，“该死的！这儿是我的家！我没别的地方可去。”
“我也一样！”霍莉喊道，紧抓着后挡板，坚决不肯上车，“我的房子被你们皇军一给烧了，我变成难民了，还等着你们给我赔偿损失呢。”她怒目圆睁，脸气得通红。
乔治把她们的话大声翻译给中士听，于是中士命令他们三个外国男人立即离开。
在步枪的瞄准下，三个外国男人上了吉普车。路易斯朝我们挥挥手，向我们示意一切都会平安的。然后他们慢慢开走了。
中士两手圈在嘴上，冲着乔治的背影用法语喊道，“再见啦！”他手下的两个人也快活地叫喊起来。
吉普车刚一消失，就听见墙里边传来女人的哭声和被捂住嘴的尖叫声。透过大门，我看见一些日本兵，赶着一群人朝我们学校的侧门去了，那扇小铁门平时总是锁着，现在一定是撬开了。我看了一眼周围，只见街对面窗户里伸出机枪。不知何故，大门口的日本兵突然撤走了，只带走了路海和那个健壮的“运煤工”，接着，卡车在南墙外也开始发动引擎。我意识到，日本兵把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扣在这里，而另一伙人就在校园里边抓人。我看见一挺机枪仍然支在那边，但全身一动也不敢动，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
我们仍然跪在地上，有几个还在哭着，很长时间都没人动一动。我看了一眼明妮和霍莉，她们的头低垂着，两眼死盯在地上。
大刘跑过来，大喊：“明妮，明妮，他们从东院抓走了一些人。”
“抓走了些什么人？”她从地上站起来。
“我说不准。”
我一听，跳起来就跑，脑子里一片混乱。我跑啊跑啊，有人跟在我的后边，我的脚步不稳，好像踩在云上。我只求我的家人没事。
我家里一片狼藉，桌子和椅子都翻了个儿，满地都是器皿、书本、鞋子、餐具、洗过的衣裳。墙上所有的画都不见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天哪，安玲，我真为你难过。”明妮说。她的口气听上去是觉得我们全家都被抓走了。
尽管我不停地哭着，还是劝着自己，丽雅是个冷静的人，他们也许还在校园里的什么地方，不应该还没弄清楚就先乱了阵脚。家里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所以，我那一家还是有可能已经逃脱了的。可是，他们在哪里呢？
这时，我丈夫和还有搂着帆帆的丽雅，出现在门口。丽雅只叫出了一声“妈”，她的鹅蛋脸苍白得吓人，两眼在燃烧，刘海和眉毛都被汗水打湿了。
“他们差点儿抓住我们。”耀平告诉我，摇着头发斑白的脑袋。
“感谢上帝，你们都平安。”明妮说。
丽雅告诉我们，他们一听到校园里的骚乱，就赶快离开了东院，跑到没有完工的公寓房后边的一条水沟里，躲在一堆难民中间。我合上了眼睛，两手握在一起，说：“主啊，万分感谢你保佑我的全家平安回来了！”这时，大刘的太太来了，痛哭着说：“他们把我们女儿美燕抓走了！”这女人个子很小，一张圆圆的脸，手按在身体右侧，好像疼得厉害。她的丈夫跟在她身后，极度震惊，说不出话来，脸上全是眼泪和汗水。
那女孩十五岁，是幼儿园里的好帮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两口子。要是我们没有被日本兵扣住，能留在校园里制止他们抓人就好了。现在我们能对大刘和他太太说什么呢？我看了明妮一眼，她似乎也在努力想说点儿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话。但不管怎么样，她必须说点什么。
终于，她发话了：“明天一早我就去日本大使馆。他们必须立刻把我们的人还回来。”
谁也没答腔。
我和明妮一起离开我家，去察看校园里的其他地方，把小南门重新锁好。走到中心楼时，我们碰见了茹莲和另外两个女同事，她们告诉我们，被抓走的女孩共有十二个，楼里的所有难民都吓坏了。我看见燕英——那个化装成一个老男人，一个星期以前来的年轻女子——正拍着她的小妹妹燕萍的后背，低声对她说着什么。那孩子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