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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全自己，那些人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霍莉嘀咕着。
“他们一定是被吓坏了。”我说。
“我也是个中国公民，可我对日本畜生就不会说一句好话。”
“你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呀，霍莉。跟你说实话，没有你陪着，我是不敢走出校园一步的。”
我们拐弯，转进作为安全区东侧界线的一条巷子。这条街上有七八所房屋已经被夷为平地，在被抢劫之后又被放了火，霍莉的家也是其中一幢，她的车也没影儿了。一个年轻人，胸上被刺刀戳了两刀，死了，侧卧在她家院墙底下，他的后背裸着，头发都烧焦了，露在外边的一侧脸被狗啃过。霍莉不认识他。“野蛮，禽兽不如！”她咒骂着日本兵，流下了眼泪，拉起围巾的一角去擦脸。
“霍莉，太惨了。”我低声说着，一手搂住她。
四周邻居安静得听不到任何声音，连房顶上那些麻雀的叫声都没有了。一只波斯猫从隔壁邻居院子里的煤棚子里跳出来，凄凉地喵喵叫着，好像是饿了。霍莉一把抹去眼泪，说：“我想，就是这样了。现在我没有地方可住了。”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说。那简直不叫邀请，因为她已经是我们学校不可缺少的一员了。她不仅是校园里少有的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音乐家，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少不了她。另外，她还帮助我们的护士照顾那些生病的、怀孕的、或是临产的妇女们。
我们回到校园时，大门口聚集了大约四百个男男女女，还有孩子，恳求路海和娄小姐让他们进去。所有女人的头上都戴着白毛巾，显然他们都是从乡下来的。几个老人叼着长烟袋。我略有几分惊讶，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只收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大多不会再来寻求庇护了。明妮对那些村民说，“我们只接受妇女和孩子。”
“求求您，我们没别的地方可去。”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恳求道。
“别的难民营接受整个家庭，你们应该去那里找地方。”我对他说。
“我们一步也不敢走了。”一位戴着瓜皮帽的老人说，“要是被日本鬼子看见了，他们会杀了我们，再抢我们的老婆和女儿。”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慢慢走过来，她前额上贴着两块绷带，就像两个立在一起的小型十字架，一个比另一个高一些。她朝着还站在门外的霍莉和我哀求道：“大妈，放我进去吧。我们全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流了满脸。
“怎么回事？”我问她。
“昨天晚上，几个日本鬼子闯进我们藏身的破屋子；把我爹和哥哥都砍死了。他们剥光了我和娘的衣服，开始折磨我们。我大声尖叫，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用拳头打我，直到我叫不出声儿来，昏死过去。等我醒过来，看见屋里娘的尸体。她是再也受不了了，自己撞到门框上寻了死。”
明妮这时候走出门来。我听明白了，女孩子是被强奸了，就对她说：“你得让医生给你看看。我叫人带你去医院。”
“我一步也走不动了。要不是这些好心人，我连这里也走不来。”
“那你可以进来。”我说。
明妮让人带女孩去我们的医务室，然后她决定带着这群人到南京大学的难民营去。霍莉也要陪他们去，可明妮让她留在学校里，因为约翰·马吉刚刚走了，我们需要至少有一个外国人留在校园里，好阻止日本兵进来。
南京大学从我们学校走过去要大约十五分钟，明妮手里拿着美国国旗，在前边带着这群人走，我压后，举着红十字会的旗子。路过已经关门的美国大使馆时，我们看见两个日本兵从对面走过来，一边吆喝一边用枪托推搡着前边一个瘦弱的男孩子。那孩子推着辆钢圈箍着大木轮子的独轮车，车上装的是些抢来的物品——一堆干咸鱼，一捆粉条，一罐正卤着的鸭蛋，一座挂钟，一只怀了羊羔的绵羊被捆着，还在咩咩叫着。两个日本兵每人皮带上都挂着十几个银手镯、手表和金戒指。队伍中的所有女人都把头埋下了，直到日本兵走过去才敢抬起来。
我们来到了南京大学，看见乔治·费奇正蹲在一棵粗大的菩提树下，两手抱着脑袋。他和瑟尔一起管理这里庞大的难民营。“喂，乔治，怎么啦？”明妮问道。
他抬起瘦瘦的脸，眼里有泪，还布满血丝。“日本人刚刚从我们这里抓走了两百人。”他告诉她说。
“那些人是投降的士兵吗？”
“不是，很多人都是老百姓。”
“他们想抓谁就抓谁吗？”
“他们命令大家脱掉衣服，检查他们的肩膀和手。谁的肩膀上有像是背过背包或是扛过枪的印子，他们就抓谁。可是很多穷人都是苦力，要用工具干活，要用肩膀扛东西，他们肩膀上当然会有印子，手上当然会有趼子。日本人把所有年轻男人都抓走了。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讲理。明妮啊，这太可怕了，我们好像还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纪。”
“他们打算把那些人怎么办？”
“肯定是都杀掉。”
“我想他们就是要杀给中国人看。”
“也想把所有强壮男人都杀光。”他哽咽了，拿张草纸擤了把鼻涕。
明妮说：“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该为那些士兵提供保护。他们有的人并不愿意把武器交出来，可是我们有多傻，竟然对他们保证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他们正说着话，一队日本兵出现了，两个人在草地上拖着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我认出那是张先生，曾经是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员，现在在难民营里负责管理档案。他们要把他带走，可他不肯跟他们走。
我们都站了起来。只见这队日本兵领头的中尉，命令一个新兵拿刺刀去刺张先生。那年轻的士兵有些犹豫，可是中尉高声地再次下了命令。年轻人朝张先生刺了过去，他的棉大衣很厚，刺刀没能刺穿。明妮和乔治看到他们这是要杀死张先生，赶快冲过去阻止。我跟着他们一起冲过去，但我们都被日本兵拦住了。接着，让我们震惊的是，张先生自己解开扣子，把大衣丢到地上，身上只剩下一件薄薄的上衣，他就这样面对刺刀，稀疏的胡须上挂着鼻涕。那中尉再一次冲着年轻士兵高喊一声，那士兵猛地朝张先生冲去，伴随着一声狂叫，他一刀将张先生刺穿。张先生的双腿一软，可他的眼睛仍然死盯着杀人的凶手。他倒了下去，倒在自己的血泊里。
我们震惊得一时没人能够动一动，或说出一句话。那队日本兵列队走了，人们围住了张先生，他已经不行了。“报仇，报仇……”他的嘴唇颤动着，已经发不出声音。
没过几分钟他就死了。我认识这个瘦小的图书馆员的圆脸，听说他脾气暴躁，不过我心里从来没多想过他。
明妮和我把四百难民交给乔治·费奇之后，就返身回学校。她一路走得有些气喘，脚步沉重却坚定。
“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让我们中国人承受这些暴行？”我说。“我们做了什么，要遭受这样的报应？上帝为什么不惩罚那些毫无人性的人们？”就在那天早上，我听说我的一个侄子，我堂兄弟十七岁的儿子，昨天晚上被日本兵抓走了。他的父母心急如焚，但是不敢走出去找他。
“上帝用他自己的方式做事，而我们难以理解。”明妮说着，但并不是信心十足。
我们古老的城市，以她的美丽和灿烂文化著称，一夜之间变成了地狱，仿佛被上帝抛弃了一般。我禁不住想，会有什么样的报应在等着那些残酷无情的日本兵乃至他们的家人。我可以肯定，没有人可以像他们这样残忍地对待他人，而永远不会遭到惩罚的。
那天夜里，瑟尔·贝德士和普莱默·米尔士分别住在我们的宿舍主楼和艺术楼，而路易斯·斯迈思和路海一起待在门房里。临睡觉时，个子高大的普莱默又一次流泪和诅咒起来，他那下巴宽宽的脸扭曲着，头发都被汗水打湿了。今天早上，美国传教士们接受了一千三百名中国士兵的缴械，答应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普莱默徒劳地阻止日本兵从警察局里把这些士兵抓走，曾两次被枪托打在胸上，这会儿胸疼得厉害。那些可怜的人们全部被拖走，下午就全部处决了。五十名保卫安全区的警察也被抓起来，也被枪毙了，因为他们让中国士兵进入了中立区。校园里住进来三个美国人，让我们多了些安全感。明妮和娄小姐一起，住在练习馆，那座楼离最近的一座楼有将近二百米远，在校园东南角上。我负责主楼。学校的两名警察仍在巡逻，但是都改穿了便装。还有一位打更老人，手提着灯笼，也在整夜巡视。
第二天，日本人继续在城中抢劫、放火、乱逮男人、强奸妇女。所幸金陵学院里还算平安无事，只是一大早从街对面的那所房子来了一个日本兵，带着四个苦力，砰砰地丢下两麻袋大米。我们很高兴，日本人总算让我们这个难民营食用那屋里的粮食，而不是要我们花钱去买。马吉负责的难民营，就被一群日本兵扣住配额粮食，然后“以折扣价”卖给他们的粥场——两元钱买五十斤一袋的面粉，五元钱买一百八十斤一袋的大米。
天亮以后，更多的难民来到金陵学院。尽管所有楼内都已经住满，我们还是收下了他们，现在，新来的人们除了一个安身之地，再别无所求。他们大多就躺在草地上或操场上。看着她周围的难民，明妮说，她更加确信我俩留守金陵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也这么感觉。脑海里再一次响起主的话：“权力和荣耀全是你的。”这话现在对我似乎有了新的含义，就像一个承诺。
我背诵了那一句，明妮严肃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下午茹莲来报告，说有日本兵进了南山宿舍楼。明妮、大刘和我立刻赶往那里，我们穿过一片竹林，抄了条近路。我们刚走进楼，就听见从左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