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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安吉尔和杜威的这些思想影响我的时候，也正是一个新的具有建设性的世界主义运动产生的时刻。这个运动的发端是“强制维持和平联盟”，是我的老朋友，《独立》周刊的主编侯尔特先生所倡导组织的……1915年6月，美国的一些公众领袖在费城独立厅召开了“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成立大会。我们必须谨记“强制维持和平联盟”，可以说在思想上孕育了未来的“国际联盟”。侯尔特影响了美国前总统塔伏特，他于是答应出任该联盟的主席。经由侯尔特和塔伏特的努力，威尔逊总统逐渐接受这个新的观念，而成为“国际联盟”的强力支持者。
胡适接着引了“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三个主张。其中，第三个主张是后来扬弃了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胡适所服膺的：
第三（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条约签署国将集体采用经济与军事的力量，来制裁任何不把争端付诸仲裁，而迳自采取军事行动或任何敌对行为的签署国。＇26＇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的这段回忆与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不符。“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第三个主张，胡适在回忆的时候，还特别强调说是最重要的一条，即，用经济、军事的力量制裁侵略者。这是在当时持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胡适所不能接受的“以暴制暴”的方法。我们记得在上述胡适演申的引文里，他强调他的根本之计：“对外则力持人道主义……一面极力提出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有趣的是，等胡适在1916年蜕变成为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的时候，他却又跟“强制维持和平联盟”英雄所见略同了。更有趣的是，等胡适终其一生秉持国际仲裁主义，作为他这个理论灵感来源的杜威，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把它束之高阁了。但这是后话。
总之，S。D。在《公众》上的《充足的国防》那篇文章使胡适顿悟，幡然一改他到那时为止仍然心持两端的立场：既要和平、又要有自卫的武力的矛盾；用胡适当时最喜欢说的话来说，就是不一致。S。D。的那篇文章，胡适是12月12日读到的。两个礼拜以后，他就有机会演练他这个用“必也一致乎”所推演出来的不抵抗主义。12月底，他代表康乃尔大学的“世界学生会”，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去开“世界学生联合会”的年会。26日举行欢迎晚会。当晚在大会上致辞的有五位，其中一位是伊利诺大学的俄利物（T。E。Oliver）教授，另一位就是胡适。＇27＇
胡适演讲的题目是《我们站在分岔口上》（At the Parting of the Way）。他在《留学日记》里说他那篇讲词，其实是在向俄利物教授提出挑战，是对他所下的一份“哀的米敦书”，即最后通牒。原因是这样的，“世界学生联合会”的总会有两派在角逐着。一派胡适称之为前进派，康乃尔的“世界学生会”属之，主张所有的和平团体，包括主张和平的学生团体，都属于“国际学生联合会”的份子，“世界学生联合会”应该与所有主张世界和平的团体合作。另一派，以伊利诺大学的“世界学生会”为代表，是保守派，认为世界和平属于政治问题，而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他们认为讷司密斯、洛克纳这些主张和平的人都是被那些和平团体所利用了。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演说的大旨：
今日世界文明之基础所以不坚牢者，以其础石非人道也，乃兽道也。今日世界如道行之人至歧路之口，不知向左向右，而又不能不抉择：将循旧径而行兽道乎？抑将改途易辙而行人道也？世界如此，吾辈之世界会亦复如是，吾辈将前进耶？抑退缩耶？
胡适在日记里说，俄亥俄州大学校长汤生（William Thompson）是地主，当晚也致了欢迎词。在欢迎会的次日，校长夫人告诉胡适：“昨夜君演说后，本校法律院长内特先生谓余曰：‘我完全没有对妳先生不敬的意思，但今晚的演说，胡适先生的最好。’＇原句是英文＇”＇28＇胡适除了在欢迎会致辞的时候，向反对支持和平运动的保守派宣战以外，同时也在大会的决议案上力战保守派：
年会议事会始于廿八日，终于廿九日，二日而已。余为议案股（mittee on Resolutions）员长＇主席＇，为最重要之股员。廿八夜手写议案至三时始就寝，七时即起，睡三小时余耳。明日召本股股员会集，余竭力将所有议案一一通过。十时许议事会开会，余为第一人报告，所有议案二十条，除三、四条致谢议案外，皆总会中年来最重要问题之久悬不决者也。余报告自十时许至下午五时半始毕，盖除食时外凡六小时。每提一案，反对派辄起驳击。幸进行＇进步＇派居大多数，余所提议案皆一一通过。八年悬案，一朝豁然，俾全会知总会多数意向所在，不致为一二少数反对党所把持，此本届年会之大捷也。
胡适刚从俄亥俄州开的“世界学生联合会”年会“大捷”而归，1915年1月中，他又有东岸之游。这次，他是到波士顿去，为“布朗宁知音会”演讲《儒家与布朗宁》。演讲过后，他去了纽约。23日，他在纽约跟韦莲司见面，当面向韦莲司表示自己已经彻底大悟，“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作求三年之艾之计”，从此奉行不抵抗主义。我们记得这是他读了S。D。那篇文章以后的事。胡适过后在日记上说，韦莲司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胡适“晚近第一大捷”，希望他能“力持此志勿懈”。＇29＇
胡适与韦莲司告别后，从纽约搭火车回旖色佳。在车上，他读了该期的《新共和》（New Republic）周刊，发现其中有一篇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投书。这篇投书的名称是《不抵抗的道德》（Ethics of NonResistance），作者叫普耳（Frederick Pohl）。胡适读了觉得深获其心，立刻设法找到普耳的地址，写信给他。他对普耳说：
当今的世界所须要的，是把那过度强调自我至上的观念彻底地推翻。当代的道德太自我中心了。自保的观念几乎从来就没有被挑战过。因为如此，许多权宜之策、许多罪恶，都假自保之名而得以行之！为了要矫正这个积重难返的恶习，我们必须把现有的自我的观念推展至其极限。我们必须推翻那认为自保是我们最高的责任的迷信。我们采取不抵抗的态度，必须因为那是正确的，而只不是权宜之计；必须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因为那是必要的。
普耳回信说他不相信不抵抗主义，因为它听起来太软弱无力了。他说他宁愿称之为“有效的抵抗”（effective resistance）。他说武力的抵抗是最没有效率的抵抗方式。人们总误以为只要不用武力，就是不抵抗；世人一想到抵抗，就只能想到物质、武力层面的抵抗。他说，事实上，精神上的抵抗，也就是说，宽恕敌人、“左脸被打，再赔上右脸”等等，才是最正面、最有效的抵抗。＇30＇
胡适才回到旖色佳，却又有了再游纽约的机会。这是因为“美国限制军备联盟”（American League to Limit Armaments），邀请美国东岸的一些大学，派代表到纽约开会，希望能在大学里组织限制军备的团体。胡适是康乃尔大学的代表，所以他在2月13日早上，又坐火车到了纽约。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在当晚议决成立一个组织，名为“废除军国主义大学联盟”（Collegiate League to Abolish Militarism）。胡适说这个名字是他取的。就在这第二次的纽约之行，胡适跟普耳见了面。两人相谈甚欢。只是，普耳不喜欢用“不抵抗主义”，而胡适不喜欢普耳用的“有效的抵抗”。胡适想到他康乃尔闪族语言系须密（N。Schmidt）教授所用的“消极的抵抗”（passive resistance），但还是觉得不理想。最后他建议用“道义的抵抗”（ethical resistance）这个字眼。普耳同意胡适的说法。跟普耳见了面以后，胡适接着见到了韦莲司，谈起他对普耳说的话，连韦莲司也觉得胡适说得很有道理。＇31＇
所谓“道义的抵抗”，其实就是绝对的不抵抗，因为那是“左脸被打，再赔上右脸”那种宽恕敌人的抵抗主义。其立论的基础是：这种“左脸被打，再赔上右脸”的抵抗方式，终于会让敌人羞惭、痛悔，然后幡然改悟，所以才会称之为“道义的抵抗”，因为那是用“道义”来作“不抵抗”的抵抗。胡适既然已经成为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中国有没有国防，对他来说根本就只是末节。没有国立大学，没有文化机构，才真正是耻辱。他在1915年2月20日跟英语系的教授亚丹（J。Q。Adams）谈到大学：“先生问：‘中国有大学乎？’余无以对也。又问：‘京师大学何如？’余以所闻对。先生曰：‘如中国欲保固有之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国之先务，莫大于是。’”胡适在次日的日记里，更进一步地发挥：“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32＇
胡适的不抵抗主义，很快就受到了现实的考验。1915年1月，日本对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的要求。消息传到美国，引起留美学界大哗。各地同学会纷纷召开紧急会议，大家慷慨陈词。比较激烈的，还号召大家集体回国，投笔从戎。胡适写信给韦莲司，说大家都在讥笑他的不抵抗主义，讽刺他是亲日主义者，他说韦莲司一定可以想象他的心情。他引韦莲司在她前一封信里所说的一句话：“我们真要竭尽所能，全力以赴。”他对韦莲司说，这是真知灼见。韦莲司的这句话，使他想起幼年时候看宗族里作祭祀，赞礼者会唱“执事者各司其事”。他感叹道，这七个字，用他当时给另一友人信里的话来说，是“救国金丹也”。＇33＇韦莲司收到此信，很担心胡适的心情，立刻写了一封长信，用快递寄给胡适。她说她很能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