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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留美期间一直对墨子有兴趣，但一向不在墨子的逻辑，而是在他“兼爱”与“非攻”的思想。这点，又跟他当时所信奉的和平、不争主义有关。他到1915年12月为止，一共三次用专文讨论了墨子的思想。＇7＇第一次是1912年；第二次是在1914年11月下旬。这次的题目，我们知道，是《墨子的哲学》，这是胡适在康乃尔的“哲学俱乐部”作的一个报告。＇8＇第三次是在1915年12月21日，题目也是《墨子的哲学》，这很可能就是他发表在1916年4月号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的文章，题目是《一个中国哲学家的战争观：墨翟伦理、宗教观浅释》。顾名思义，胡适在这篇文章里讨论的还是墨子“兼爱”与“非攻”的思想。唯一不同的是，由于杜威的影响，他在这篇文章里，特别提到了墨子的逻辑思想，但他表示必须割爱，因为这个论题“超乎了通俗讲演的范围”。＇9＇
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在1922年由上海的亚东图书公司出版。但是，他用中文改写、扩充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则早在1919年2月就出版了。蔡元培在他为胡适写的《序》里，称赞这本书是前无古人之作，有四大“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10＇胡适在1927年的一封信里，也很大方地对自己这本著作开山奠基的贡献作了肯定：“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11＇余英时在1980年代初，借用科学哲学家孔恩（Thomas Kuhn）的“典范”（paradigm）的概念，来形容胡适这本著作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典范”作用。＇12＇
用“典范”来形容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或《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再贴切也不过的了。如果一个世纪以后的我们能够用批判的眼光来看胡适的博士论文，那也是典范转移的反映。唯一惊人的是，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人去检证胡适说“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实验主义＇那一派思想的指导”那句话。事实上，留学时期的胡适，在哲学上根本就是一个调和、糅杂主义者。当然，我们也可以认定胡适根本不自知，或者，更大胆地说，他当时还不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无论如何，由于《先秦名学史》是胡适在杜威具名指导下的博士论文，他还不敢太过造次，不敢太过明目张胆地去调和、糅杂不同的哲学观点。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不然。他在1922年出版的《先秦名学史》里写了一篇《注语》，说明《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先秦名学史》的扩充版。事实上，即使《中国哲学史大纲》确实是英文版《先秦名学史》的扩充版，在方法论的说明上，两者的意味绝然不同：在他的博士论文里，胡适或者还心存顾忌，或者在方法论上还不是很自觉；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他就仿佛是在向那些对西方哲学系统稍有认知的读者，眨眼示意，用胡适自己后来用过的话来说，“偷关漏税”地宣告了他在方法论上的调和、糅杂性。我们可以用来作为佐证的，就是他在《导言》后所附的《参考书举要》。这些参考书，除了校勘、训诂以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温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所著的《哲学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y）以及法国郎格卢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塞诺博（Charles Seignobos）合写的《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13＇前者是新康德主义派，后者是实证主义派。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胡适英文藏书里，有一本胡适亲笔签名的温德尔班所著的《哲学史》。胡适在扉页上写道：“Suh Hu； New York City； May 2，1917——the day I pleted my dissertation＇1917年5月2日——写完论文之日，购于纽约市，胡适＇。德国文代斑著，泰西哲学史，适。”胡适在写完论文当天才买了温德尔班的《哲学史》。但这不能表示他在写论文以前或其过程中，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说，胡适在康乃尔跟他唯心论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已经知道这本书了。克雷登教授的“哲学史”课，以及自己撰写又翻译《哲学史》的狄理教授，都可能提过或用过温德尔班的书。胡适在写完论文当天去买了这本书，或许是因为他知道回国以后，写中文版的时候需要引用。无论如何，胡适在写论文的时候，至少懂得门户规矩，不敢造次。《先秦名学史》里不但没有《中国哲学史大纲》里的这个《参考书举要》，当然更没有温德尔班、郎格卢瓦和塞诺博等人的名字。
虽然同样是唯心论的，新康德派的温德尔班不同于胡适在康乃尔的新黑格尔派的哲学老师。虽然他们都认为哲学史的任务，在于明白地梳理出人类心灵固有的结构如何在历史上彰显在思想的范畴上，温德尔班不认为这些范畴在哲学史上发展的轨迹，是像黑格尔所说的，是某种精神或真理的进程。＇14＇温德尔班的《哲学史》的写法很独特，他反对依年代先后顺序的写法，他说那是政治史的写法。哲学史的重点在求其演变的轨迹。他所用的，是“论题史”（Problemgeschichte）的写法，是以论题为主轴。他这本《哲学史》的副标题是：论题与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上文提到了胡适在康乃尔的哲学老师狄理，他不但自己撰写了一本《哲学史》，还翻译了威伯所写的《哲学史》。狄理自己属于新康德派，然而，他反对温德尔班的写法。他说：“温德尔班那本卷帙浩瀚的《哲学史》，其专断的分期法，把哲学系统支离分割，放在不同的标题下来分开讨论，这种坏方法只会把学生弄得昏头转向。”＇15＇从这点看来，胡适不只把实验主义和唯心论糅杂在一起，还把唯心论里的新黑格尔派和新康德派送作堆。
胡适用《先秦名学史》为底本，来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时候，他人已经在北大教书。等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在1919年2月出版时，已经到了他写《实验主义》、《问题与主义》等文章的前夕。然而，即将以杜威的弟子、实验主义的信徒自命的胡适，却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征引唯心论以及实证主义的观点。我认为胡适并不是完全不在乎哲学观点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完全不管不同的观点之间是否有其根本上的哲学差异，只要合用就好。我认为这一方面表示他在当时可能还没有完全摆脱他在康乃尔大学所吸收的唯心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在方法论上挪用、糅杂、调和的倾向也已逐渐形成。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是了解胡适的方法论的锁钥。这篇《导言》是他挪用、糅杂、调和西方唯心论与实证主义，同时更融合中西考证学传统的“不宣之言”。如果一个世纪以来的学者都懵懂于此，这不能怪胡适，只能怪学者自己的不敏与不察；情愿被胡适说他写《先秦名学史》是受实验主义思想指导的那句话牵着鼻子走，而不愿意自己张开眼睛去看。胡适固然有难辞曲笔之咎，因为他公然改写自己的心路历程，然而，他在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之际，可真的是白纸黑字，交代得一清二楚。至于读者、学者会不会去注意他在《导言》篇末附的《参考书举要》，至于他们能不能看出他的糅杂与调和，能不能识破温德尔班是新康德派的，郎格卢瓦、塞诺博是实证主义派的，则就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
一、《论哲学史》，看Windelband’s A History of Philosophy＇温德尔班所著的《哲学史》＇（页8至18）。
二、《论哲学史料》，参看同书（页10至17注语）。
三、《论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看C。V。Langlois and Charles Seignobos’s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郎格卢瓦、塞诺博合写的《史学导论》＇。
四、《论校勘学》，看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叙》（《读书杂志》9之22）及俞樾《古书疑义举例》。
五、《论西洋校勘学》，看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中论Textual Criticism＇《论校勘学》＇一篇。
六、《论训诂学》，看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及三十二。
注脚既已在篇末植好，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里自可以坦然地左引温德尔班的《哲学史》，右据郎格卢瓦、塞诺博合写的《史学导论》，然后，再佐以中西考据学的成果。在这篇《导言》里缺席的，偏偏就是胡适说“指导”他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杜威。就像胡适在注脚里所声明的，他对哲学的起源、哲学史的目的以及方法论的部分论述，都是根据温德尔班。先说哲学的起源。温德尔班在《哲学史》的《导言》里说：“希腊哲学的发展，是发生在幼稚的宗教与伦理瓦解的过程中。这不但使人类的天职和任务究竟为何这些问题，越发变成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也使生活准则的教导变成了要务，以至于成为哲学或科学的主要内容。”他又说：“哲学的问题和材料及其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来自其所属时代的思想潮流以及社会的需要。”＇16＇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里则举例作了演申。他驳斥“有些人＇亚理斯多德＇说，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的说法。他说：“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他认为：“在中国的一方面，最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破坏混乱了，政治的组织不但不能救补维持，并且呈现同样的腐败纷乱。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他又说：“大凡一种学说，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