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稹！保�27＇由于科学的观察需要分析与辨别，所以作为思想的科学的逻辑就提供了各种帮忙思想作分析、辨别、诠释与综合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假设。如果我们觉得克雷登所说的这些话非常熟悉，那是因为那些都是胡适后来常说的话。
假设的建构与形成可以有诸多的来源。其中的一种就是“类推”（analogy）。克雷登所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达尔文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类推得来的灵感。这个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留学时读到的故事，显然让他终身难忘。直到1935年他讲《治学的方法》的时候，仍然记忆犹新到可以全盘拿来借用的程度。克雷登所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借用胡适的话来描述。他说：达尔文
费了二十多年的光阴，并且曾经亲自乘船游历全世界，采集各种植物的标本和研究其分布的状况，积了许多材料，但是总想不出一个原则来统括他的学说。有一天偶然读起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论》，说粮食的增加是照数学级数，即是一、二、三以上升。人口的增加却是照几何级数，既是依二、四、八以上升，所以人口的增加快于粮食。达尔文看到这里，豁然开朗地觉悟起来了，因此确定了“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原理。＇28＇
克雷登说达尔文的例子在在说明了一个事实：“一个脑子里装满了事实，又有得天独厚的想象力的科学天才，能透视表相而看出真正或根本的相似点。他的想象力让他能够超越殊相所呈现出来的混沌，而识破那可以让他把这些事实联结、统合的根本原则。”＇29＇想象力不只是在类推或类比的时候有用，它是所有的假设之母。克雷登说用最宽泛的定义来说，假设是一种臆测（guess）与假定（supposition）。他说假设是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运用的工具，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从事科学研究。假设是一个起点，一经证明，就成为一个事实，或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假设，与科学研究所用的假设，其严谨的程度不同，不是可以道里计的。
要作好的假设，就必须要有好的想象力。克雷登相信：“好的理论家像诗人一样，是天生的，而不是训练出来的。”他说：“科学天才发现惊天动地的科学理论，常是那一线的灵光，是那种我们几乎可以称之为灵感的想象悟力（imaginative insight）。”他引赫胥黎的好友、物理学家廷斗（John Tyndall）在《想象力在科学上的运用》（Scientifc Use of the Imagination）一文里所说的一句话：“以精确的实验与观察作为基础，想象力可以成为物理学理论之母（architect）。”廷斗举了好几个科学家作为例子，包括牛顿、提出原子论的道尔顿（John Dalton）、化学家戴维（Humphry Davy）及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他说他们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发明家，其主要的动因都来自他们所赋有的想象力。廷斗说：“科学工作者对想象力这个字，都避之犹恐不及，因为它有溢出科学范围之外的言外之义。事实上，如果没有想象力的使用，我们今天对大自然界的知识，就只会停留在把大自然的事件按照发生的先后次序排列出来的阶段而已。”＇30＇
强调想象力的重要性，并不表示事实不重要。克雷登说：“当我们把假设比喻成‘臆测’或‘想象的成果’的时候，我们不能忘了它们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只有当我们仔细地观察想要解释的现象以后，我们对其解释所作的臆测才会有价值。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没有相当的知识，是提不出好问题的。同样地，我们的脑子里必须先有了大量的事实，才可能让我们的假设有它考虑的价值。”他又说：“要制定一个科学理论，我们既须要有信手拈来的想象力，也须要有耐心与毅力去小心地演绎出理论的结果，并将其结果与事实来作对比。”克雷登的结论是：“作假设容易，找证明难。”＇31＇这是克雷登对假设与证明的演绎，胡适回国以后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里说：“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一）大胆的假设，（二）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32＇胡适与克雷登的说法，是何其相似啊！
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箴言，并不像林毓生所讥讽的那么肤浅。林毓生说胡适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肤浅、含混与庸俗。他说：“任何问题经过胡适的肤浅的心灵接触以后，都会变得很肤浅。”＇33＇事实上，胡适这句话是从他的老师克雷登那儿悟出来的，然后用他自己最精炼、最脍炙人口的口诀一语道破。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方法论哲学也不是克雷登凭空想出来的。不但赫胥黎的朋友廷斗讴歌想象力在构思假设时的用处，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老师赫歇尔（John Herschel）和惠维尔（William Whewell）也有类似的看法。赫歇尔说建构假设有三个方法，其中之一是：“先立下一个大胆的假设，把它定成一个特殊的定律，然后透过检视其结果与对比事实来求证。”＇34＇
惠维尔不赞成赫歇尔“先大胆的假设”，然后再“小心的求证”的说法，因为他坚持所有的假设都必须由归纳法去产生。然而，惠维尔自己的说法其实也有异曲同工的意味。克雷登在他的《逻辑导论》里引了惠维尔的格言：“归纳法这个名词，意指用一种精确而适切的概念来把事实真正地综合概括起来（colligation）的过程。”另一个格言：“事实与理论的区分是相对的。那些可以被归纳法综合概括起来的事件与现象，各个单独来看，就是事实；在把它们与其他事实综合概括以后，它们就变成理论。”＇35＇虽然惠维尔彻头彻尾坚持归纳法，但他在给一个学生的一封信里，就用“发明家的归纳法”（Discoverers’Induction）来称呼他眼中的“归纳法”。＇36＇这是因为“综合概括”并不只是单纯地胪列案例，而是把事实和案例统合起来的一种“发明”（invention）、一种“思考的动作”（act of thought）。＇37＇换句话说，即使惠维尔所谓的“综合概括”必须是从归纳法出发，然而那“综合概括”的“思考的动作”还是有赖于那“发明家”的慧根。
我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赫歇尔、惠维尔、廷斗和征引他们的克雷登，以及祖述克雷登的胡适所说的科学方法，是过时的十九世纪的科学方法。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十九世纪的科学方法论的演申者当中，有唯心论的，也有实证主义的；有哲学家，也有科学家。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用一家之言，就来全盘推翻赫歇尔、惠维尔、廷斗、克雷登、胡适的说法。即使在今天，或者说，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横扫所有学术领域的今天，科学哲学不但没有定论，而且只有指向一个百家争鸣局面的滥觞。赫歇尔那句胡适式的名言，或者，更正确地说，胡适那句赫歇尔式的名言：“先大胆的假设，再小心的求证”，仍然方兴未艾；仍然能成一家之言，属于“假设演绎论”（hypotheticoDeductivism）或“待证假设暂用论”（Retroductivism）。二十世纪有名的两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韩培尔（C。G。Hempel）——都属于这个阵营。韩培尔说：“科学的假设……就是我们对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之间的关联所作的臆测。”当然，韩培尔同时也坚持这种臆测必须经由事后的实验来证明它。196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费恩曼（Richard Feynman）说得更干脆：“一般说来，我们寻求新定律的作法如下：第一，先作臆测。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臆测的结果拿来计算，看如果我们臆测出来的定律是正确的话，其结果如何。然后，我们把计算的结果拿来跟自然作比较……看它是否合用。”＇38＇总而言之，即使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某些人而言，是肤浅、庸俗和误解，如果诺贝尔奖得主费恩曼说这就是他研究物理的方法，我们这些凡人还有什么置喙的余地呢？
胡适，或者，更正确地说，这个十九世纪以来某些哲学家、科学家所服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说法，符不符合杜威的实验主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说法，从杜威的角度来说，犯的是一种认识论二分法的谬误，是唯心、唯实论者所共同犯的谬误。杜威的《实验逻辑论文集》（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这本书是1916年出版的。胡适当时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跟杜威上课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本胡适的这本藏书，他在扉页上签名注明是该年7月在纽约买的。杜威在这本书里批评了这种认识论上的二分法的谬误。他说：
从培根以降，大家所作的呼吁都是去作观察、去留心事实、去关注外在的世界。大家都说真理唯一颠扑不破的保证在于举出事实。而思考则不然。思考如果不是被视为一种常变的状态，至少是被视为一种无休无止地思索问题的状态。内在的意识迸不出真理，因为那只是内省、论理，只是思辨。
杜威说这种全盘贬抑思考的作法，完全忽略了思考的价值。他说思考跟问题或事实是相生相成的。问题解决、事实确定以后，思考就暂时终止。但是，当新问题出现的时候，也就是“事实”不清的时候。杜威说：
当我们真正须要作思考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求助于“事实”。这理由很简单。正因为“事实”离我们而去，才会刺激我们去作思考。这种谬误的想法在在表现在穆勒身上。惠维尔说我们须要用理念或假设去综合概括“事实”。穆勒坚持说，这所谓的理念是从“原来就已存在”于“事实”的理念里“汲取”来的，是“从外界印记到我们心里”的，而且也是因为事实的“晦暗与混淆”，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