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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仁人之言也。故孔子去鲁，迟迟其行，曰：“去父母之国之道也。”其作《春秋》，多为鲁讳，则失之私矣。然其心可谅也。吾未尝无私，吾所谓“执笔报国之说”，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否，则另是一问题。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26＇
胡适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为宗国讳”的态度，是“失之私矣”，虽然“其心可谅也”。更重要的是，胡适认为是非之心，还是有可能超越爱国之心的。他以自己为例，说虽然他是中国人，那庚子之乱，他还是要说中国是错的。
言归正传，周质平说在传统婚姻制度上，胡适“为宗国讳”。他的证据是把胡适出国留学以前对传统中国婚制的抨击，拿来对比他在康乃尔大学读书时，所作的一个为中国传统婚姻制度辩护的演讲。对于后者，周质平举的是胡适1914年6月在《康乃尔时代》（Cornell Era）所发表的《中国的婚制》（Marriage Customs in China）。这是他该年一月在康乃尔大学所作的一篇演讲。周质平说：“其中如‘早婚’等胡适＇出国前＇认为‘罪大恶极’的中国风俗，到了他的英文文章中，竟成了良风美俗了。倒是西洋人的自由恋爱、自主结婚成了颇不堪的社会习俗了。从这一转变中，我们可以确切地体会到，什么是胡适所说的‘不忍不爱’和‘为宗国讳’了。”
周质平所拿来对比的，是胡适出国留学以前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真如岛》第三回，胡适用故事主角孙绍武的口吻来批判早婚的习俗。他批评少年子弟，年纪轻轻就娶了妻子，从此终日缠绵褥之间。等生了儿女之后，为了一家生计，就没有任何工夫去读书、求学问了。孙绍武还在这回的结尾胪列了早婚的害处：早婚、近亲联姻，是弱种的祸根，个性不和而反目；早婚生子，不懂育儿；父母自己都未成熟，生子必弱；早婚，则求学不专。另一篇则是胡适1908年8月在《竞业旬报》分两期连载的《婚姻篇》。周质平说：
在《婚姻篇》中，胡适更是“笔秃口枯”地痛骂中国婚制，指出许多父母为了早日抱孙，不顾子女前途，糊糊涂涂就急着叫儿子娶妻生子。他说：“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随随便便，便把中国四万万人，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他甚至于把“我中国几千年来，人种一日贱一日，道德一日堕落一日，体格一日弱似一日”都归罪于这个不合理的婚姻制度。
令人惊讶的是，周质平只征引了胡适《婚姻篇》上篇的论述，而完全不顾胡适在下篇所作的结论。事实上，胡适在这整篇文章里，对传统中国的婚姻的看法，跟周质平所说的刚好相反。胡适所痛骂的，不只是相信媒妁之言的父母，而且还包括了那些讴歌“自由结婚”的“志士青年”。换句话说，胡适说新旧两派都错了，都该各被打五十大板。这也就是说，十七岁不到的胡适，还没到美国去留学的胡适，老早就对婚姻制度抱持了一个折中论的看法。胡适开宗明义，就批判新派人物，说他们对传统中国婚姻的诊断，完全牛头不对马嘴。他说：
现在的新学家，都说中国的婚姻是极专制的，是极不自由的。中国的婚姻所以不进步，也只为父母太专制的缘故。一个人如此说，二个人也如此说，便把现在所有的青年子弟，都哄得什么似的，都说这中国婚姻，是极专制的，是极要改做自由结婚的。哎！列位，这句话是大错的，是大错的。＇27＇
胡适说，传统中国的婚制是“极不专制的，是极随便的。因为太不专制了，太放任了，所以才有这个极恶的结果”。胡适所谓的“极不专制”、“极随便”，就是指父母把婚姻这么重要的人生大事委托给媒婆、瞎眼的算命先生和泥菩萨。
最值得玩味的，是胡适的补救之道：“照我的意思，这救弊之法，须要参酌中外的婚姻制度，执乎其中，才可用得。第一是要父母主婚；第二是要子女有权干预。”由于胡适的补救之道与众不同，而且跟周质平所下的结论完全相反，更重要的，由于它反映了胡适在留美以前，就发展出一个传统与现代调和的婚姻观，我们在这里必须比较完整地引述：
（第一）父母主婚。现在上海有一部书叫做《法意》，是法国一位大儒孟德斯鸠做的。他那书中有一段话，说得最好，兄弟把来翻做白话，给大家看看。那书中道：
我所以要说婚姻要父母主张者，因为做父母的慈爱最深，况且多活了几岁年纪，见识思想毕竟比较子女强些、见得到些。若是专靠子女的心思，那做子女的，年纪既轻，阅历世故自然极浅了。况且少年心思必不周到，一时之间，为情欲所蔽，往往把眼前的东西当作极好，再也不会瞻前顾后，他们的选择怎么靠得住呢？（严译本759页）
这是一些也不会错的，不用兄弟再说了。但是他那书中还有一句话说：“做父母的和子女最亲切而且知道子女的性格，别人断比不上。”这句话行到中国便有些不合用了。古语道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可见得父母爱子过深，反不明白做儿女的性格了。全国的人，内中自然有一二明白的人。但是溺爱不明的人居多。所以那些讲新学的人便说这是一定要男女自由结婚的。兄弟却不如此。因为父母溺爱不明，难道做子女的便都是事理通达的人么？所以兄弟说一定要父母主婚。这是极正当极合时势的办法。
（第二）子女有权干预。做父母的能照兄弟的话做去，那是极好的了。但是内中有些父母的嗜好和做子女的不同。譬如儿子爱学问爱德行，父母却爱银钱、爱美貌。父母尽父母的心力做去，却不合儿子的性情，可不是反了吗？可不是一样的不和睦么？所以兄弟也想一条先事预防的法子，是要使做儿女有干预之权，做父母的也要和儿女相酌而行，这才是完全的好法子了。
还有一层。近来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学问相长、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无父母的，便由师长或朋友介绍，结为婚姻。行礼的时候，何等郑重！何等威仪！这便是一种文明结婚，也是参合中外的婚礼而成的。但是这是为一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说法的，而且只可于风气开通的地方行罢了。要是在内地一般未开通的父母子女，那还是用用兄弟前面说的话好呵。
毫无疑问地，青少年时代的胡适对婚姻的看法，在在地反映了他“作新民”、以爱国的理念：“兄弟却要恭恭敬敬的告诉我中国千千万万的做父母的，极希望那些做父母的，个个都把儿女的婚姻看做一家一族的最大问题。不但看做一家一族的最大问题，而且要看做中国的大问题。稍稍留一些心儿、担一些担儿。”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忘掉个人的幸福与利益的考虑：“娶两房好媳妇，嫁两个好女婿，这也是做父母的幸福。难道列位做父母的竟有福不会享么？”他劝做父母的要懂得时势的变迁，要懂得因势利导，作两全其美的因应之道：“列位做父母的，再要是一定要糊糊涂涂的过信媒人、过信瞎子、过信土偶木人，那便是列位自己不要享福，那便是列位自己愿做中国的大罪人，哈哈！那可怪不得那些青年男女要说家庭革命了！”
换句话说，胡适并不是到了美国以后，因为周质平所说的“中国情怀”的作祟，才开始为传统中国的婚制作辩护。胡适日后诚然对中国传统作了严厉的批判，但这并不表示他一向就是反传统婚制的。他在《竞业旬报》上所写的《婚姻篇》，可以说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持中西调和观的雏形。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在康乃尔大学所作的演讲，《中国的婚制》，只不过是根据他留美以前在《婚姻篇》里所发表的论点，加上他留美期间观察领略到的西方习俗以后，所作的演申而已。
胡适对他与江冬秀的婚姻，一定有其错综复杂的情绪，绝不是外人所能体尝其万一的。其错综复杂的程度，绝不是弗洛伊德的“合理化”的观念所能道尽其中心酸的。他在接受、抗拒、矛盾；遐想、疑虑、随缘之间的婉转与徘徊，绝不是外人所能道者也。我们在第一章引了胡适1908年7月写给他母亲的家信。他在那封家信里，拒绝回家完婚。那封信的文字强硬、语气悲愤。虽然他表明不会悔婚，其所弥漫的，却仿佛是哀兵之气。然而，即使事实摆在眼前，他仍然不免于遐想。有一天，家里的来信里夹了一封署名“宝孙”，看来像是一个女子写给她母亲的信，笔迹、词意都不错。他问那是不是江冬秀写的；如果是的话，他说他就要谢谢母亲了，因为那表示江冬秀的文字已经大有进步。他说他这几年来，阅历较深，已能懂得知足。他颇后悔这几年来屡次写信要求江冬秀读书，弄得自己与母亲、母亲与亲家间多一层怨尤，真是不该。语锋一转，他紧接着说：“实则儿如果欲儿媳读书识字，则他年闺房之中，又未尝不可为执经问字之地，以伉俪而兼师友，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28＇一直到他留美的晚期为止，胡适仍在接受、抗拒、矛盾；遐想、疑虑、随缘之间的婉转与徘徊着。＇29＇
＇1＇ Jerome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p。43。
＇2＇ 胡适，《敬告中国的女子》，《胡适全集》，21：412。
＇3＇梁启超，《新民说：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