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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干事、斋务干事＇是学生投票互选出来的，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对于评议部负责任。评议部是
班长和室长组织成的，有定期的开会，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开会时，往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到点名熄灯时方才散会。”＇11＇在《四十自述》里，他说：“我年纪太小，第一年不够当评议员，有时在门外听听他们的辩论，不禁感觉到我们在澄衷学堂的自治会真是儿戏。”＇12＇
这种“民主国政体”的组织，必须是建立在学校财政独立的基础上。从1907年正月，端方拨的款开始进来以后，这个独立的条件就消失了。胡适说：“学校受了两江的补助常款，端方借此要监视这个有革命嫌疑的学校，故不久即委派监督，学校有了官派的监督，民主的政体，便发生了障碍，干事部久不改选，评议部也有废止的危险。”＇13＇其实，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这个民主的制度只实行了九个月，丙午年二月到十一月，即1906年3月到12月。他说该年冬天的时候，学校就已经改组，请了郑孝胥、张謇、熊希龄等几十个人做中国公学的董事，董事根据新章程选出监督，于是以学生作为主体的制度，就变成了以董事会作为主体的制度。在开始的一两年里，由于监督不常到学校，学生也就不觉得监督制的可畏。问题是，在董事会和监督的制度之下，干事就不再由学生公选了。同时，新章程里边也没有评议部。于是，原来由学生公选的教务干事、庶务干事、斋务干事，改为由学校聘任。根据中国公学的校章，学校组织的变更必须经过全体三分之二的承认。现在董事与干事片面修改学校组织，学生当然反对。
评议部取消以后，中国公学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校友会”，其实就是一个“学生会”。学生会和三个干事争了几个月以后，干事终于答应校章可以由学生修改。等学生会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拟出了草案，再经过几次的会议，好不容易订出了一个新校章以后，却得不到监督与干事的承认。这一年多来的争执，终于在1908年9月底白热化。27日当天，监督发出布告，否认学生有修改校章的权力。同时，又发出布告，禁止学生集会演说，违者以开除处分，限一日内搬出学校。群情激动的学生，就在28日全体签名罢课，在操场上开大会。当天就有七名学生被开除。冲突越演越烈，即使有董事会出来调停，事情已经无法挽回。10月3日当天，校方发出公告，宣布次日起停止膳食，学校即日起关闭，等事情了结以后，再行通告学生复学。愤怒的学生决定集体退学，另创新校。这就是中国新公学的开始。那一天，下着雨，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
退学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着雨搬到爱尔近路庆祥里新租的校舍里。厨房虽然寻来了一家，饭厅上桌凳都不够，碗碟也不够。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自己创立的学校，所以不但不叫苦，还要各自掏腰包，捐出钱来作学校的开办费。有些学生把绸衣、金表都拿去当了钱来捐给学堂做开办费。十天之内，新学校筹备完成了，居然聘教员、排功课，正式开课了，校名定为“中国新公学”，学生有一百六七十人。＇14＇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在中国公学风潮之中，“最初的一年因为我是新学生，又因为我告了很长时期的病假，所以没有参与同学和干事的争执；到了风潮正激烈的时期，我被举为大会书记，许多纪录和宣言都是我做的。”＇15＇既然如此，胡适对这个风潮的描述，也就是说，从争执白热化到中国新公学的这一段，他的描述应该是他亲身经历的。然而，前一句话就有稍作补充说明的必要。这是因为胡适长期告假有两次，两次都因为是脚气病。第一次根据胡适自己的说法，是在他进中国公学不到半年以后，时间可能是在1907年初。我所以会作这样的推定，是因为他在1907年3月初参加了中国公学到苏州的旅行；4月，又参加了中国公学去杭州的旅行。这第一次病假，时间应当不长。胡适人是留在上海，就住在他们家在上海南市开的瑞兴泰茶叶店里。当时，他偶尔还会回学校看同学。第二次病假比较长，因为胡适是回家养病，时间可能是在1907年6月底到10月初。作这样的推定，是因为胡适是在10月14日从上庄回到上海的。当时，从上庄走到上海要花掉大约七天的时间，而胡适在途中显然又顺道凭吊了一些古迹。所以，他应当是在10月初离开上庄的。胡适说他回家住了两个多月，以此推算，他应当是在6月底（农历五月）回家的。以今天的医学常识来说，脚气病（Beriberi）是维他命B1的缺乏症。在当时则不然，胡适说徽州人在上海得了脚气病，必须赶紧回家乡，行到钱塘江的上游，脚肿便渐渐退了。换句话说，徽州人相信脚气病是一种水土不服的病。
胡适说中国公学风潮初起的时候他还是新生，又因为请了长期的病假，因此他没有参与同学和干事之间的争执。这些都是实情。而且我们从胡适的描述，知道中国公学的民主政制实际上只实行了九个月。从1906年底董事会成立、监督制形成以后，中国公学的学生其实已经失去学生治校的权力了。因此，中国公学学生与干事之间的争执，实际上从1907年初就开始了，只是争执的白热化，要到1908年春天才浮现。我们在第一章的启始引了胡适在1908年春写给家乡朋友程春度的一封信，在那封信里，胡适说：“公学近日几起大风潮，苟非监督明白事理，则公学已破坏矣。”换句话说，中国公学的风潮，前后算起来，一共延烧了一年十个月。
胡适在中国公学风潮最激烈的时候是主要的参与者，“虽然不在被开除之列，也在退学之中”；虽然他很可能也参与了中国新公学的创立，然而，胡适并没有进入中国新公学念书。他说他没有继续念书，是因为家里没钱。他父亲留下来的几千两银子被倒账以后，家里分到了上海和汉口的两个店。他那颇有干才的二哥，在几年当中，跟朋友合伙撑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瑞兴泰茶叶店。可惜，胡适说，他二哥在那几年间，“性情变了，一个拘谨的人变成了放浪的人；他的费用变大了，精力又不能贯注到店事，店中所托的人又不很可靠，所以店业一年不如一年。后来我家的亏空太大了，上海的店业不能不让给债权人。当戊申＇1908年＇的下半年＇也就是中国公学的风潮最激烈，导致大部分学生集体罢学，中国新公学成立的时候＇，我家只剩汉口一所无利可图的酒栈（两仪栈）了。这几个月来，我没钱住宿舍，就寄居在《竞业旬报》社里（也在庆祥里）。从七月＇阳历七月底＇起，我担任《旬报》的编辑，每出一期，社中送我十块钱的编辑费。住宿和饭食都归社中担负”。＇16＇换句话说，在中国公学还没有分裂以前的两个月，胡适就已经搬出中国公学的宿舍，住进《竞业旬报》社里去了。在这里，附带一提，胡适只说他二哥变成了一个“放浪的人”，就打住了，然后接着说：“他的费用变大了。”在原稿里，这两句话之间，有一句被他删掉了的话，依然可以辨识：“在上海窑子里爱上了一个妇人，时常不回店里。”＇17＇
胡适没有进中国新公学当学生，却去当了老师。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中国新公学成立以后，担任教务干事的李琴鹤请他担任低级班的英文课。虽然他没有说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而，由于他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紧接着他在谈中国新公学成立的时候，读者的印象自然会以为他是在中国新公学一成立就在那儿教英文的。我们在第一章的启始，提到了胡适在1908年12月30日给程春度的信，他在信中说：“近拟与新公学订约教授戊己两班英文，每日四时，月可得八十元，此外或尚可兼任外事。惟此约尚未订定。”所以，我认为胡适开始在中国新公学教英文最早应该是1909年初以后的事。胡适在中国新公学教英文，一直教到该年的11月13日，中国新公学因为与中国公学合并而解散为止。这跟胡适在《中国公学史》里说，他“在校＇中国公学＇两年多，在中国新公学又留一年”的说法是相符的。
如果胡适确实是一直到1909年初，才开始在中国新公学的戊、己两班教英文，则他的经济必定是很拮据的。虽然吃住由《竞业旬报》社负担，他每出一期，才得编辑费十元。《竞业旬报》是旬刊，表示他一个月可以拿三十块钱，但这是假定《竞业旬报》没有衍期的话。他开始在中国新公学教英文以后，虽然一个月有八十元的收入，这八十元却不是一定能拿到的。这是因为中国新公学的财务极为拮据。关于这一点，胡适描写得再生动也不过了：“经费实在太穷，教员只能拿一部分的薪俸，干事处常常受收房捐与收巡捕捐的人的气；往往因为学校不能付房捐和巡捕捐，同学们大家凑出钱来，借给干事处。有一次干事朱经农君（即朱经）感觉学校经费困难到了绝地，他忧愁过度，神经错乱，出门乱走，走到了徐家汇的一条小河边，跳下河去，幸遇人救起，不曾丧命。”正因为中国新公学的财务这么困难，新公学的教务干事李琴鹤在聘请胡适教英文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既然是自家同学做教员，薪俸是不能全领的，总得欠着一部分。
就好像天总是不从人愿一样，眼看着他就会有两个糊口的工作，《竞业旬报》却发生了问题。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1909年1月22日的《竞业旬报》刊出了胡适的启事：“鄙人今年大病数十日，几濒于死。病后弱质，殊不胜繁剧，《旬报》撰述之任现已谢去，后此一切，概非鄙人所与闻。此布。”＇18＇在胡适辞去《竞业旬报》的编辑工作之后，《竞业旬报》跟着就停刊了，胡适也搬进了新公学去住，一直到中国新公学在该年11月13日解散为止。胡适拿了中国新公学发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