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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抗议日本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管束中国学生政治活动，而归国另组学校的，他们的年龄偏高是可以理解的。梅溪、澄衷，胡适没有特别提起学生的年龄，可能是因为学生年龄并没有那么大，因此没有造成特别的印象。然而，根据高哲一的研究，从1912到1937年，中国中学生的年龄是在十二到二十岁之间，而以接近二十岁的学生的比率为高。比如说，在1918年，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十八岁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率高达83。5％。1923年，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十八岁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率为84％。随着时间的发展，江浙地区中学生的平均年龄虽然逐渐降低，然而，年龄仍然偏高。比如说，1928年，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十八岁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率仍然高达63％，这个比率在1933年降到了31％，然而，即使到1936年，仍然高达29％。＇6＇
在当时的经济生态环境之下，只要中学或师范学校毕业，就已经是取得了可以谋生的文凭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师范学校毕业生，以及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学毕业生，在教育基层担任教职或行政职务，更少部分的人则在都会或城镇新兴的公司、行号、银行、出版社等地方找到安身之所。那百分之五十左右能继续升学的中学毕业生，特别是那些能继续念大学的，则握有了跻身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敲门砖，在大学毕业以后，进入政府机关、大学及
其他专业的部门。＇7＇换句话说，胡适到上海去上新学堂，也就是后来所通称的中学，实际上，等于是让他有了跻身到中上层社会的条件。后来，胡适还能更上一层楼，到美国去留学，就不啻成为精英里的精英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跟他的母亲都是很有远见的人。他母亲知道她望子成龙就必须要投资；胡适知道这个投资要能够有几何倍数的回利，就必须要到美国去留学。他母亲作了最大的牺牲，忍受与她的爱子分别十四年：胡适在上海六年多，在美国七年。在这十四年当中，胡适只回家过三次，三次加起来的时间，根据胡适自己的计算，还不到六个月的时间。胡适所作的付出，当然跟他母亲的不同，而且不可同日而语；游子在外所受的历练不管是多么的痛苦，都比不上慈母在家的牵挂与煎熬，那“寸草心”，就是再赤诚，也永远报不了“三春晖”。然而，胡适毕竟有他的鸿鹄之志，他咬着牙、横了心，一出门就是十四年。凭着自己的坚毅、聪明才智和努力，他不但好好地读书、吸取了新知识，还终于实现了他留学美国的梦想。
梅溪学堂
胡适最喜欢说他年轻的时候在上海进了三个学校：梅溪、澄衷和中国公学，但始终没有得到一张毕业证书。在这三个学校里，梅溪和澄衷是他进入学习门径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在《四十自述》的增订残稿里，很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他在上海所上的三个学校的总成绩。关于梅溪，他说：“在梅溪学堂的一年，我学得了一点做古文的门径，把文字做通顺了；英文还没有入门，算学只学得一点极浅的知识；但课外看的书都是《新民丛报》一类的书，颇使我得着一点普通的新知识。那时正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天天读新闻纸——尤其是那新出来的最有锋芒的《时报》——给了我不少的刺激与兴奋。《新民丛报》的第一二年汇编颇多革命思想，我又读了邹容的《革命军》，所以也受着了种族革命思潮的感动。”＇8＇胡适在这里说：他在梅溪的时候“受着了种族革命思潮的感动”，这跟他1915年在美国的时候，说他十二岁到上海的时候，对世界、对新思潮一窍不通，但“十三岁不到，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分子”是异曲同工的。十二岁初抵上海的胡适，虽然在穿着上像个“乡下人”，但他不但聪明、用功，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很坚实的国学基础。我们与其被胡适牵着鼻子走，说他到上海的第三个“防身之具”是“一点点怀疑的倾向”，不如更贴切地把他形容为像一块海绵一样，把林林总总的新思想都囫囵吞枣一般地吸收进来了。
胡适说他1904年进梅溪学堂的时候，梅溪的课程还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项。分班的标准是国文程度。英文、算学的程度即使好，国文如果没有升到最高一班，就不能毕业；而如果国文到了最高班，英文、算学不好，却可以毕业。胡适一向瞧不起教会学校，所以，他说梅溪这种偏重中文的做法，其实跟教会学校偏重英文的做法，都是同样的偏颇，都是过渡阶段的特殊情况，不须要去非议。由于胡适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就被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班上的中文读本是《蒙学读本》，英文课用的是《华英初阶》，算学课本是《笔算数学》。
《蒙学读本》是吴稚晖等人所编，是文明书局在1902年出版的。前三本为初级读本，第四本是修身，第五本摘选子部史部中的寓言，第六本是记叙文，第七本是论说文。＇9＇《华英初阶》是商务印书馆在1898年出版的。这部教科书据说是从英国为其殖民地的小学生所编印的读本翻译过来的，有大段《圣经》的内容。这本教科书由谢洪赉译注，对内容进行了删减，逐课翻译并附中文注释，以中英两种文字编排出版。＇10＇《笔算数学》是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编写的，他是第一个采用阿拉伯数字、“＋”、“”等国际通用符号，并将阿拉伯数码直接运用于算式的人，他的贡献是把中国的数学由中算带向西算。《笔算数学》先后修订、重印达三十余次，可见是一本
当时被广泛采用的教科书。＇11＇事实上，不仅是《笔算数学》，《华英初阶》也是当时被广泛采用的英文教科书。许多名人，像周作人、夏丏尊，都在回忆里提到了他们上学的时候读过这两本教科书。
由于胡适在家乡已经读了许多古书，《蒙学读本》对他来说当然是太容易了，所以他可以全心地学习英文和算学。然而，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在第五班上了四十二天以后，有一天，星期四，教国文的沈先生讲到了《蒙学读本》的一段引文：“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沈先生随口说这是《左传》上的话。胡适说他那时候已经能勉强说几句上海话了，等先生讲完之后，他拿着课本，走到先生桌子边，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脸红了。问：“侬读过《易经》？”“读过。”先生接着问：“阿曾读过别样经书？”“读过《诗经》、《书经》、《礼记》。”先生问胡适是否做过文章，胡适说没有。“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先生出了“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多字。先生看了，点点头，说：“侬跟我来！”胡适卷起书包，跟着沈先生下了楼。没想到沈先生一带，就把他带到了第二班，沈先生对了第二班的顾先生说了几句话以后，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胡适这才明白，他在一天之中，居然跳了三班，变成第二班的学生了。
胡适才暗自高兴，没想到抬头一看，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这下惨了，原来星期四是作文课的日子。“经义题”是科举考试做八股文的题目，胡适从没有做过，他说他连想都不敢想。“论题”就更糟糕了，“日本”是什么，连在天南地北他都不清楚，更何况什么叫“原日本之所由强”呢？胡适既不敢去问先生，班上同学中又没有一个认识。就在这个求告无门的时候，学堂的茶房突然来到班上，呈给先生一张字条。先生看了字条以后，告诉胡适说他家中有急事，派人来领他回去。先生说他可以把卷子带回家去做，下星期四再交卷。到了门房那儿，胡适才知道原来是他三哥病危了。由于他二哥那时人正在汉口，店里的管事赶紧派人去学校领胡适回去。等胡适赶回到他们家在上海开的“公义油栈”时，他三哥还能说话，但不到几个钟头，就断气了。三天以后，胡适的二哥从汉口的店赶回到上海，把丧事办了。＇12＇
如果胡适这个在梅溪学堂崭露头角的机会，是发生在他三哥病危那天的话，则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所说的日子就不对了。胡适在他三哥四周年忌辰写了一首诗《先三兄第四周年忌辰追哭》。其中有几句写到他跟他三哥初到上海医病，到他进梅溪，以及他三哥弥留的一段：“终乃来沪壖，悠悠别亲故。方期觅卢扁，良药求甘露。岂意此愿力，渺渺成虚度。苍茫黄歇浦，竟作归魂处。我时侍兄来，相处仅匝月。初见医颇效，便期病全绝，遂乃挟箧去，别兄往就学。入学十二日，岂图成永诀。闻耗即趋归，犹幸得一别。”＇13＇这首诗所题的日子是四月十二日，也就是1908年5月11日。从这首胡适在他三哥的忌日所写的诗来看，胡适跟他三哥在三月底到了上海以后，先照顾了他三哥一个月。因为他觉得他三哥的病情好转，于是比较放心地离开他进了梅溪学堂。如果他是在入学的第十二天接到病危通知，当天是5月11日，则胡适是在4月30日进梅溪学堂念书的。而且，他跳班的日子，也不是上学四十二天，而是上学才十二天以后的事。我们有理由相信胡适在1908年写这首诗时的记忆，是比他二十三年以后写《四十自述》时的记忆要来得正确。
无论如何，在他三哥的丧事办完了之后，胡适把升班的事告诉了他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这个题目应该参考什么书。他二哥挑出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及1902年（也就是第一年）的《新民丛报》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他带回学校去翻看。胡适说他费了几天的工夫，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