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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研究法”。他还说他正在筹组北大的历史研究所，成立以后，他将担任历史研究所的主任。＇18＇很意外地，胡适向韦莲司报告的这四门课里不包括西洋哲学史，反而包括了“中国历史研究法”。然而，即使如此，其所反映的，仍是北大用才的得宜，因为哲学史、西洋文学与历史研究法都是胡适在美国下过工夫的学科。根据他康乃尔的同学艾杰顿在1918年5月11日给他的信，我们知道胡适既是哲学系的教授，也是英语系的代系主任。＇19＇到了1918年秋天，根据欧阳哲生所搜集的资料显示，胡适担任了三个系所部门的主任：英文部教授会主任、哲学研究所主任以及英文学研究所主任。＇20＇
胡适是一个对文学创作有兴趣的人。他读英诗，以至于技痒也写起英诗来。他所读过的十九世纪西洋戏剧，数目之多、了解之深刻，在中国留学生当中应当是数一数二的。他的朋友张彭春，也就是南开教育系统的创办人兼校长的张伯苓的弟弟，留美期间就着手写作剧本了。胡适对他的剧本赞誉有加，但难免也有自己对戏剧颇有浸淫，却让别人专美于前之叹。他在1915年2月有该年二度的纽约之行，他在14日的日记里说：“十四日，星期＇天＇，至哥伦比亚大学访友……下午访张仲述。仲述喜戏曲文字，已著短剧数篇，近复著一剧，名曰《外侮》，影射时事而作也。结构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谓非佳作。吾读剧甚多，而未尝敢操觚自为之，遂令祖生先我着鞭，一笑。”＇21＇
当然，戏剧不比诗词，工程浩大，不是开个夜车或用一两天的工夫就可以竟工的。然而，这并不表示胡适作不到。比如说，他在1919年写的英文独幕剧《终身大事》，他自己说是人家限他一天之内写成的。＇22＇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胡适认为翻译比创作重要。我在上文征引了他在1916年秋天致《甲寅》编者的信。在那封信里，他说欧洲最新的潮流是戏剧，是问题剧。其潮流之所趋使得小说与诗歌都不得不退居第二流。他举易卜生、赫仆特满、白里而、施吞堡、萧伯纳、高尔华绥、梅脱林克为例，然后说：“今吾国剧界，正当过渡时期，需世界名著为范本，颇思译Ibsen之A Doll’s
House＇《玩偶之家》＇或An Enemy of the People＇《国民公敌》＇，惟何时脱稿，尚未可料。”
同样的话，胡适在该年2月就跟陈独秀说过。他在2月3日的信上说：“今日欲庶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然而，翻译不是人人可得而为之的：“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不但如此，译书是必须讲求次第的，是必须有选择的。如果不经思索而贸然从之，可能反而得到反效果。所以胡适接着说：
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未容躐等也。贵报（《青年杂志》）所载王尔德之《意中人》（Oscar Wilde’s The Ideal Husband）虽佳，然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况其它乎？而遽译之，岂非冤枉王尔德耶。＇23＇
这个翻译比创作重要，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以“世界名著为范本”的观念，胡适一直秉持着。比如说，他在1919年写的《论译戏剧——答T。F。C。》里说：
来书所说对于译剧的怀疑，我以为尽可不必顾虑。第一，我们译戏剧的宗旨本在于排演。我们也知道此时还不配排演《娜拉》一类的新剧。第二，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专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第三，在文学的方面，我们译剧的宗旨在于输入“范本”。范本的需要，想足下也是承认的。第四，还有一层理由：我们一般同志都是百忙中人，不能译长篇小说。我们最喜欢翻译短篇小说，也是因为这个原故。戏剧的长短介于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所以我们也还可以勉强腾出工夫来翻译他。＇24＇
1925年11月10日胡适写信向北大校长蒋梦麟辞职。当时，胡适在上海医治痔疾。他在信上说译书要远比他在讲堂上所能得到的效果更大：
我这回走了几省，见了不少的青年，得着一个教训。国中的青年确有求知的欲望，只可惜我们不能供给他们的需求。耶稣说：“年成是狠好的，只是做工的人太少了！”我每回受青年人的欢迎，心里总觉得十分惭愧，惭愧我自己不努力。前不多日，我从南京回来，车中我忽得一个感想。我想不教书了，专做著作的事，每日定一个日程要翻译一千字，著作一千字，需时约四个钟头。每年以三百计，可译三十万字，著三十万字。每年可出五部书，十年可得五十部书。我的书至少有两万人读，这个影响多么大？倘使我能于十年之中介绍二十部世界名著给中国青年，这点成绩，不胜于每日在讲堂给一百五十个学生制造文凭吗？所以我决定脱离教书生活了。＇25＇
胡适还把这个信念说给徐志摩听了。他在1928年4月25日的日记里说：“昨晚与志摩及余上沅谈翻译西洋文学名著，成一部大规模的《世界文学丛书》。此事其实不难，只要有恒心，十年可得一二百种名著，岂不远胜于许多浅薄无聊的创作？”＇26＇
所谓翻译西洋近代文学名著、输入“范本”的意思，其实不只是体例的问题，而更牵涉到思想的内容。胡适在上引《论译戏剧——答T。F。C。》一文里说得再清楚也不过：“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专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这个几近于“文以载道”的理念，胡适一直没有放弃。他在1935年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说得很清楚：
我们开始也曾顾到文学的内容革新的讨论。但当那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法子谈到新文学应该有怎样的内容。世界的新文艺都还没有踏进中国的大门里。社会上所有的西洋文学作品不过是林纾翻译的一些十九世纪前的作品，其中最高的思想不过是迭更司的几部社会小说；至于代表十九世纪后期的革新思想的作品都是国内人士所不曾梦见。所以在那个贫乏的时期，我们实在不配谈文学内容的革新，因为文学内容是不能悬空谈的，悬空谈了也决不会发生有力的影响。＇27＇
事实上，不但内容与体例，连中国的“国语”都必须透过“欧化”才可能变得更严密、更丰富、更活泼。胡适说二十世纪初年的作家，包括在上海求学时期学作白话文的自己在内，都是从中国传统的白话小说里学到写白话文的技巧。他说：“那些小说是我们的白话老师，是我们的国语模范文，是我们的国语‘无师自通’速成学校。”然而，传统中国旧小说的白话太简单了，不足以作为创造现代中国文学的工具。胡适说，傅斯年的白话文“欧化”论，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走出这个死胡同的出路。他指的就是傅斯年在《新潮》上发表的《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他说傅斯年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两条最重要的修正案：第一，白话文必须根据我们说的活语言，必须先讲究说话。话说好了，自然能做好的白话文；第二，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胡适更进一步地断定欧化是有些作家特别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凡具有充分吸收西洋文学的法度的技巧的作家，他们的成绩往往特别好，他们的作风往往特别可爱。所以欧化白话文的趋势可以说是在白话文学的初期已开始了。
根本来说，白话文学只是一个过渡。对年轻到壮年时期的胡适而言，最终的目的是废汉字改用拼音。所以胡适说：
在文学革命的初期提出的那些个别的问题之中，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得着充分的注意，也没有多大的进展，那就是废汉字改用音标文字的问题……拼音文字只可以拼活的白话，不能拼古文；在那个古文学权威没有丝毫动摇的时代，大家看不起白话，更没有用拼音文字的决心，所以音标文字的运动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最大的收获了。
胡适这个汉字拉丁化的最终理念，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最终放弃了。根据唐德刚的回忆，他1950年代在纽约问胡适：“胡先生，汉字要不要改革？”“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唐德刚说当时中国每出一张“简字表”，胡适一定要他马上送给他看。他说，每次胡适在认真评阅以后，总是称赞不止。可是，他有时问胡适：“汉字要不要拉丁化呢？”胡适的回答就不一样了。他总是说：“兹事体大！兹事体大！”不置可否地回答他。＇28＇
然而，胡适是否最终放弃了汉字拉丁化的理念并不是关键的问题。中国的文学，乃至于艺术，都像科学一样，须要向西方引进灵感、方法与技巧，是胡适一生所信守不渝的。他在1930年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29＇这个中国事事不如人的看法，他至死不渝。1961年11月，胡适在台北作了一个英文演讲《社会变迁与科学》（Social Changes and Science）。在这个他一生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里，胡适再次摘述他从1920年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