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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了。二、这些小说、戏曲、歌谣和语录，是我们仅有的“活文学”。我们的教科书没有理由弃而不用。三、胡适说他那一代的人，许多人都可以用自己成长的经验来作见证，证明阅读这些作品——特别是小说——所带给他们的在文字上的训练，要比阅读正规（orthodox）的书籍有效得多。四、由于不可能完全禁阻孩子读小说，我们不妨就因势利导，挑选最好的，屏除淫秽的，教导他们如何从中得益。
第六剂药方，是要教文法。胡适说汉文文法之不修，是已经到了令人扼腕的地步。他说中国人不讲究文法，可能是因为汉文没有词类的变化，在文法上比其它世界上进步的语言要简单多了。然而，他认为正由于中文的文法和句法简单，才更应该讲究其教学法，以便使人人都能学会语言。讲究文法之道无他。第一，所有教科书的文字都应该合于文法。令人嗟叹的是，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当时中国几大教科书出版社居然一点都不措意。第二，文法书必须配合读本，并以之为基础。第三，白话与文言的文法必须同时讲究。第四，白话与文言文法之间的差异，在许多方面是相当显著的，都必须表明出来，为学生讲解。因此，白话与文言文法的比较研究是必须的。第五，文法的教学必须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必修的。
第七剂药方，是要使用标点符号。胡适说，与文法的教学同样不可或缺的，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标点符号系统。当时的汉文不用标点符号，其弊病有多端：一、文意常被误解。二、知识的推广产生窒碍。三、没有标点符号，文法科学就难以建立。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标点符号的帮助，一个复杂句子的内部结构及其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都很难解释清楚。胡适说他觉得可喜的是，有几家大的出版社，例如商务印书馆，已经开始在它们印行的小学教科书里使用了更多的标点符号，而不只是＇在句尾＇加上句号而已。
这篇《现行汉文的教学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胡适在这篇文章里，不但没有反对中文拉丁化，而且开宗明义地表示他乐意承认拉丁化了以后的中文或许优于中文。事实上，就像我在本章结尾会指出的，中文拉丁化后来会变成青壮年时代的胡适所期许的长程目标。但这是后话。在1915年写《现行汉文的教学法》的胡适还没走到那一程。当时的他还认为中文拉丁化虽然是必须严肃地去研究的问题，但兹事体大，既不是一个迎刃可解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一蹴可几的目标。于是他把分析的重点放在“现行汉文”的讨论上。更重要的是，就像胡适后来在《逼上梁山》里所说的：“而我那时还没有想到白话可以完全替代文言，所以我那时想要改良文言的教授方法，使汉文容易教授。”胡适在《现行汉文的教学法》里的主旨，就是寻求新的教学法，包括“用活文字的新血，去灌注到文言的血脉里”的方法，以期让那已死的文言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所谓钟文鳌的中文拉丁化传单的事件也者，其实跟胡适后来的文学革命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这篇《现行汉文的教学法》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胡适走向文学革命的心路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这时候还处于胡适走向文学革命的史前史时代。因此，钟文鳌的中文拉丁化的传单促使他讨论的，是中国文字的问题，而不是中国文学的问题。
如果说胡适在《逼上梁山》里从钟文鳌的中文拉丁化的传单谈起是一个误导，那么他在文章的第二节里把文学革命的发端定在1915年夏天，则是相当正确的。胡适说：
那个夏天，任叔永（鸿隽）、梅觐庄（光迪）、杨杏佛（铨）、唐擘黄（钺）都在旖色佳（Ithaca）过夏，我们常常在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从中国文字问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这是一个大转变。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
梅觐庄新从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学毕业出来，在旖色佳过了夏，要往哈佛大学去。九月十七日，我做了一首长诗送他。诗中有这两段很大胆的宣言：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拟。梅生梅生毋自鄙！＇18＇
“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拟。”把文学革命比作科学“缩地戡天”之术对人类的贡献！无怪乎胡适说他在这首诗里作了大胆的宣言。胡适说因为他在这首长诗里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其中十个是人名，如牛顿、爱迪生、培根，等等，另外一个是抽象名词，“烟士披里纯”，即“inspiration”，是梁启超用音译英文“灵感”一字。这引来了任鸿隽一首打油诗，笑他“鞭笞一车鬼＇洋鬼子＇”。9月20日，胡适坐火车离开旖色佳，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在火车上他用任鸿隽打油诗的韵脚，写了一首答诗。就在这首《和叔永戏赠诗》里，胡适第一次用了“诗国革命”的字眼：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然而，胡适说由于当时“我初到纽约，觐庄初到康桥，各人都很忙，没有打笔墨官司的余暇。但这只是暂时的停战”。＇19＇
从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所留下来的资料，以及他在《逼上梁山》里所作的回忆，我们其实可以重建出一个文学革命萌芽的端倪。如果胡适在1915年8月26日写完《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的时候，不但没有想到白话可以替代文言，而且还认为文言的问题不在于文言本身，而在于文言的教授法，这就意味着，一直到他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前夕，胡适还没有走到白话文学革命的门栏。胡适在离开旖色佳之前的那个夏天，跟任鸿隽、梅光迪、杨铨、唐钺等人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如果他提到了文学或诗国革命的想法，这应该会反映在他跟任鸿隽、杨铨赠别唱和的诗里。然而，他们的赠别诗里，都没有文学或诗国革命的命意。任鸿隽的赠别诗有句云：
今日复赠君，我言将何似？不期君以古，古人不足伍。不期君今人，今人何足伦？丈夫志远大，岂屑眼前名？一读卢（骚）马（志尼）书，千载气峥嵘。＇20＇
胡适在8月29日回赠的诗则云：
君期我作玛志尼（Mazzini），
我祝君为倭斯袜（Wilhelm Ostwald）＇德国化学家＇。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
勉之勉之我友任，归来与君同僇力。
临别赠言止此耳，更有私意为君说：
寄此学者可千人，我诗君文两无敌。
颇似孟德语豫州，语虽似夸而纪实。
“秋云丽天海如田”，直欲与我争此席。
我今避君一千里，收拾诗料非关怯。
此邦邮传疾无比，月月诗筒未应绝。＇21＇
从胡适和任鸿隽唱和的赠别诗来看，在任鸿隽的理解里，胡适的志向是要作中国的马志尼。只是，胡适在祝祷任鸿隽成为中国的倭斯袜的同时，还有“私意”告诉任鸿隽，说在美国上千的中国留学生里，他和任鸿隽是“我诗君文两无敌”。由于任鸿隽的诗也极佳，胡适谦称他转学到纽约去是“避君一千里”。然而，胡适允诺说，借着美国“疾无比”的邮政服务，他们的唱和将会是“月月诗筒未应绝”。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说到写诗唱和，却一无诗国革命的痕迹。
胡适和杨铨的赠别唱和则连诗都不提了。胡适在9月2日的《留学日记》里说：
杏佛赠别词有“三稔不相见，一笑遇他乡。暗惊狂奴非故，收束入名场”之句。实则杏佛亦扬州梦醒之杜牧之耳。其词又有“欲共斯民温饱，此愿几时偿”之语。余既喜吾与杏佛今皆能放弃故我，重修学立身，又壮其志愿之宏，故造此词奉答，即以为别。
朔国秋风，汝远东来，过存老胡。正相看一笑，使君与我，春申江上，两个狂奴。万里相逢，殷勤问字，不似黄垆旧酒徒。还相问：“岂胸中块垒，今尽消乎？”君言：“是何言欤！祗壮志新来与昔殊。原乘风役电，戡天缩地（科学之目的在于征服天行以利人事），颇思瓦特（James Watt），不羡公输。户有余糈，人无菜色，此业何尝属腐儒。吾狂甚，欲斯民温饱，此意何如？”＇22＇
图22 康乃尔大学时期的师生合影。从左到右：李观森（H。S。Lee）、金邦正、胡适、杨铨、Mason教授、Jacoby教授、任鸿隽、陈茂康（M。K。Tsen）。（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为什么在胡适所有的赠别诗里，唯独他写给梅光迪的谈到文学革命呢？这其实不难解释。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说得很明白：他们1915年夏天在旖色佳常相聚谈的“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
为什么胡适在跟任鸿隽酬别唱和的时候没提起文学或诗国革命，反倒在任鸿隽和他送梅光迪往哈佛大学的打油诗以后，他才在《和叔永戏赠诗》里谈起诗国革命呢？这也容易解释，因为任鸿隽在他的打油诗里已经先提起了文学的革命：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23＇
既然任鸿隽在打油诗里，用胡适送给梅光迪的“文学革命”、“鞭笞驱除一车鬼”，还治胡适，戏谑他想“鞭笞一车洋鬼子”来造文学革命。无怪乎胡适干脆豁了出去，仰天长啸地宣称：“诗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