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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合并、改组的意义上来说，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说这个“文学科学研究部”是新成立的，这并不能算完全不正确。至于他说他是文学股的委员，就太过谦逊了。根据胡适在《留学日记》里的记载：“四日晨，赴习文艺科学生同业会（Voc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Students）。郑君莱主席。先议明年本部同业会办法。众推举余为明年东部总会长，力辞不获，允之，又添一重担子矣。”＇12＇这时间是在1914年9月4日。当时他去参加“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在安谋司举办的第十届夏令会。有关他的职称，胡适在《口述自传》里的回忆才是正确的。他说：“我碰巧是该部门＇‘文学科学研究部’＇的会长。”然而，他说他和赵元任都在留学生的夏令会上宣读了论文，则又犯了语焉不详的毛病。＇13＇“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举办的第十一届夏令营，是1915年8月底到9月初在康涅迪克州中城（Middletown）的卫思理言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召开的。当时，胡适由于准备转学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去，他并没有参加。他在8月26日的《留学日记》里所记载的才是正确的：“作一文（英文）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将乞赵君元任于今年东美学生年会时读之。”＇14＇
胡适在《逼上梁山》里的这一段回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误导读者，以为钟文鳌的中文拉丁化的传单，就是他倡导白话文学革命的灵感或促因。《逼上梁山》是在1933年12月3日脱稿的，次年1月1日初次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当时白话文学革命早已是功成圆满了。胡适在文中摘述了他在《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里的要点。其中，旧的汉文教授法有四弊，第一句话就是：“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任何读者读到这句话，自然就会联想到胡适在倡导文学革命时说文言文是“死的文字”的宣言。读者很容易就会作这种跳跃式的结论，以为胡适在1915年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已经在倡导白话文。人的注意力是有选择性的，而且是受到先入为主的观念指引着的。《逼上梁山》的读者既然已经有了胡适说过文言文是死的文字的观念，他们就很容易忽略胡适后来所说的一句话：“而我那时还没有想到白话可以完全替代文言，所以我那时想要改良文言的教授方法，使汉文容易教授。”＇15＇
当然，我们可以说读者被误导是读者自己的问题，因为胡适已经声明他当时还没有想到白话可以完全替代文言。然而，我认为这个误导是胡适的写作策略有意产生的结果。胡适在《逼上梁山》里所作的摘述也是选择性的。他刻意淡化了他当时把文言的不普及归罪于教学方法的不良，而不是文言已死的事实。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摘述了他那篇论文的四点大旨：一、在拼音字母还没制成以前，“今之文言，终不可废置”，因为那是全国说不同方言的人之间唯一能藉以交流的媒介，是当时的教育所唯一能使用的教学工具。二、汉文的中心问题，在于它是否可以作为教育的利器。三、“汉文所以不易普及者，其故不在汉文，而在教之之术之不完。同一文字也，甲以讲书之故而通文，能读书作文；乙以徒事诵读，不求讲解之故，而终身不能读书作文。可知受病之源，在于教法。”第三点是关键，因为他说汉文之不易普及之罪不在汉文，而在教学法之不当。而其补救之法完全是他后来在《四十自述》里的夫子自道。这也就是说，那就是他小时候由于他母亲多付几倍学费，要塾师逐字讲解古文，所以让他能了解文意的教学法。四、旧教学法之弊，有四点：（一）“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二）“汉文乃是视官的文字，非听官的文字。凡象形会意之文字，乃视官的文字；而字母谐声之文字，皆听官的文字也。”视官文字的教学法应该强调字源学。对启蒙的学童来说，这就意指从简单的象形、指事字入手，再渐次及于会意，以至于形声字。胡适说这种教学法除了能帮助学生了解汉字的来源以外，还可增加学童识字的兴趣，可谓一举两得。（三）自古以来，中国人从不讲究文法，不知文法乃教授文字语言之捷径。（四）不用标点符号，以至文字不易普及，文法也不讲求。＇16＇
胡适请赵元任在“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一届（1915年）夏令营所宣读的《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其中一段发表在1916年4月号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这段文章附在赵元任所撰的《中国语言的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里。赵元任的这篇文章共分四节，第三节是胡适写的，子题为：《现行汉文的教学法》（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It Is）。＇17＇对于想要了解胡适文学革命的心路历程的人来说，这篇英文论文比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所作的摘述要重要多了。虽然论点和胡适在日记里所作的摘述大致吻合，但其中有一些是后来宣扬文学革命的胡适绝对不会漏列的要点。这篇英文论文有四个重点。一、开宗明义，矛头对准了钟文鳌。胡适说，那些哓哓然要推动中文拉丁化的人，完全不了解中文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从来没用正确、科学的教学法来教中文。胡适不但“乐意承认拉丁化了以后的中文或许优于中文”，而且表示这是一个值得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的问题。然而，在用科学的研究证明它的优越性，然后再推广普及以前，现行中文应该如何教学，才是更重要的课题。这理由很简单，因为现行的中国文字“是用来记录我国的历史和文明的语言，是省际之间＇说不同方言的人＇所能藉以交流的唯一媒介，也是全国教育的唯一工具”。
胡适在这篇论文里的第二个重点是：
文言是一个几乎完全死了的语言。这死了的意思，是指已经没有人说了。那就像是中古欧洲的拉丁文一样。事实上，它比拉丁文还要更死（如果死也能分程度的话）。这是因为拉丁文还能说、还能听懂，而文言则不然。除非是人人耳熟能详的成语，或者是听者已经多少知道讲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文言即使在知识阶级当中都已经不是能用听的方式来理解的语言了。
胡适的第三个重点是：
我们必须把自己从传统的观点里解放出来。那传统的观点认为白话的字词与语法很“俗”。其实中文里的“俗”字，意指的是“约定俗成”（customary）的意思，其字义本身并没有“鄙俚”（vulgarity）的意思。事实上，许多我们日常所用的词汇是非常能表意，因此是非常美丽的。衡量字词、言辞的标准，应该在于其是否生气盎然以及有表意的能力，而不在于其是否合于道统（orthodox）的标准。白话是国人日常的语言：它表达了人们日常的需要，本身就是美丽的，而且具备创造一个伟大的、活蹦的文学的条件。＇历史上＇那些用俗文字所写的伟大的小说，就是最好的明证。
胡适承认他说文言已死、而白话则生气盎然又美丽，这两个论点是几近武断的概括论断（sweeping generalizations）。然而，他要读者了解他自己其实是一个大梦初醒的过来人。他说：
我只能要求读者了解，作了这两个概括论断的我自己，如果在几年前听到有人说文言是一个已死的语言，一定是会要跟他决斗的。如果我在此处所说的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可以用下述的话语来说明我们眼前的问题：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教授现行的汉文，以便使它能履行它的功能？我们应该如何教授这个已死的语言，以便让它从死里复活？
胡适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两方面。一、才几年前，胡适自己还是一个听到文言已死论就会跟人拼命的卫道者。二、胡适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放弃让文言死而复生的努力。
胡适在这篇英文论文里的第四个重点，就是开出让文言能死而复生的妙药。他的药方有七：第一剂药方，是要有一套发音的字母。胡适说，为了要帮助发音，并使其标准化，就必须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制订一套发音的字母，在学校里教授使用。第二剂药方，是用“活字”。小学读本必须用“活字”、去“死字”。所谓“活字”，就是能上口的字；所谓“死字”，就是说出来人听不懂的字。学“活字”的优点有三：有用；上口即懂，不似“死字”需要解释；白话一旦打进了庙堂，就可望成为国语。第三剂药方，是教“死字”的方法。这也就是他在《留学日记》的摘述里所说的，“汉文乃是视官的文字，非听官的文字”。其教学法，应从简单的象形、指事字入手。
第四剂药方，是要提升白话文。胡适说：
我一方面鼓吹用活文字的新血，去灌注到文言的血脉里，以期让它起死回生。另一方面，我也要强调白话文必须更加丰富、更加精练。文学的＇新＇名词和词语，只要现有的白话文里没有，或者比白话文里的更美、更能表意的，就应该引进。
胡适认为在引介或铸造文学名词的时候，复音词要优于单音词。他说单音词太容易混淆，不适合在口语上运用。反之，复音词在口语上易听易懂。他举例说，像“宪法”、“民国”、“革命”、“国会”这些新造的名词，都已经成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了。
胡适的第五剂药方，是要大家去读俗文学。他说在不久的将来，教科书应该可以选收一些用白话文写的小说和戏曲。这理由很多。一、对学童来说，白话小说和戏曲要远比“子曰”和老掉了牙的道德教谕要有趣多多了。二、这些小说、戏曲、歌谣和语录，是我们仅有的“活文学”。我们的教科书没有理由弃而不用。三、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