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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影响。然而，我可以学习！实际上，妳已经教了我许多了。”＇2＇胡适写这封信是因为他跟韦莲司独处一室惹出了一场风波。他当时刚从纽约回来。他到纽约之前，先去了波士顿，为波士顿的“布朗宁知音会”（Browning Society）演讲儒家与罗伯·布朗宁。他在1月22日到了纽约，先是跟韦莲司参观了大都会美术馆，然后去她在纽约的公寓里她单独相处了一个下午。韦莲司的母亲知道以后，掀起了一场大风波。＇3＇
胡适对韦莲司说：“我在上海的六年生活里，我不认为我跟任何一个女人说过十个字以上的话。”这当然也不是实情。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小段“叫局吃酒”，连他自己都说是“不知耻”的日子。＇4＇周质平用同情扼腕的口气说，这是胡适与韦莲司独处的当天下午不敢有“大胆作风”，让韦莲司感到失望，因而编出来的饰词。＇5＇其实，胡适说这句话的时候，在性别观上有他自己很清楚的立足点。他在我前一段所引的日记里，说他从上海到美国的十年间，“未尝与贤妇人交际”。这里的重点是“贤妇人”这三个字。换句话说，在他的眼光里，妓女是男人逢场作戏时狎玩的堕落女子，不是“贤妇人”。因此，他可以理直气壮地相信他在中国的时候，确实从来没有跟任何“良家妇女”说过十个字以上的话。有趣的是，即使如此诠释，胡适在此所说的还不是真话。他在认识韦莲司的同时，已经结识了连续两年到康乃尔大学去选暑期班课的瘦琴（Nellie Sergent），并开始相当殷勤地通信。瘦琴会在胡适1927年再访美国的时候，成为他的第一颗美国星星。＇6＇
胡适在这则日记里提到女性的温和之气，说他要借“此邦之青年有教育之女子”来“求和缓”、陶冶之益。他还提到梅光迪在信上力赞“女子陶冶之势力”。可惜这封信现已不存，我们不知道胡适这些留美的友朋所说的“女子陶冶之势力”究竟指的是什么。幸好梅光迪在1917年5月号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了一篇《新的中国学者：一、作为人的学者》（The New Chinese Scholar：I。The Scholar As Man）。这篇没刊登完的文章在第一部分末尾讨论的就是女性陶冶的力量。梅光迪说：
文学史家告诉我们，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学者之所以变得雅致（urbanity），主要是沙龙客厅里的女性的功劳。在那以前，学者总是邋遢的，言语也很粗暴。简言之，他们从前是枯燥、不登大雅之堂的学究（pedants）。然而，沙龙客厅里那些文雅的女性，把他们调教得文质彬彬、稳重练达。我们从近代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圣·博夫（SainteBeuve）笔下那些名媛给予学者的优雅的熏陶，就可以知道女性的影响有多大。直到今天，法国女性在文化圈还是很有势力，法国学者也是世界上最优雅的。当今美国人文主义巨擘、法国文学权威白璧德（Irving Babbitt）教授，在分析人文学者，亦即学者、君子（法文说“honnête homme”）的时候说：“一般说来，我们完全是拜法国的影响之赐，今天的学术才得以与学究分道扬镳，变得雅致与优美；人文与处世的标准也得以合而为一。”
歌德说：“与女性同游（society），是举止得体的初步。”我想我们都有目共睹，美国男人的温和（humane）的行为完全是靠女性来维持的。没有女性的熏陶，男人就好凌霸、欺压、倨傲。传统中国的学者向来邋遢、暴躁、古怪，再也没有人比他们更需要优雅的女性雅致的熏陶了。与女性同游，可以让我们学得温和之气，以及我们最缺乏的举止得体之礼（savoir vivre）。而我们跟她们交往绝对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只是一种社交上的乐事，那其实是一种严肃的磨炼，是一种削去我们棱角的磨炼。＇7＇
胡适与他的这些友朋，好强调女性的“陶冶之势力”。胡适自己在此处所征引的日记里分智性与感性的领域，然后又把女性的温和之气比拟为医治其智性过头的药石。凡此种种，很容易让人怀疑他们宣扬的仍然是美国十九世纪流行的“纯美的女性”（true womanhood）的观点。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初期留美的中国学生里，很多人所心向往之的，确实是“纯美的女性”观的现代版。比如，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提到的胡彬夏，她后来跟哈佛大学毕业的朱庭祺结婚。胡彬夏心目中的现代“纯美的女性”的典型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白人、中上阶级、妇女俱乐部的成员，既可以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又能游刃有余地热心公益。＇8＇
胡适在《留学日记》里的一则日记，也可以用来作这种观点的注脚。他在1914年11月22日的日记里记他跟橡树街（Oak Street）120号的室友聊天，谈到了婚姻的问题。这个室友是康乃尔大学的法学助教，胡适给他的译名叫卜葛特。他们的共同结论是：在知识上，要夫妻互相唱和，简直比登天还难。可是，对中国的男留学生来说，他们理想中的妻子并不是在知识上能唱和的伴侣。胡适说他的友朋都不喜欢找学问太多的女性结婚：
意中人（the ideal woman）终不可遽得，久之终不得不勉强迁就（promise）而求其次也。先生为此邦女子至是程度殊不甚高，即以大学女生而论，其真能有高尚智识，谈辨时能启发心思者，真不可多得。若以“智识平等”为求耦之准则，则吾人终身鳏居无疑矣。实则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识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见此间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妇智识相匹者，虽大学名教师中亦不可多得。友辈中择耦，恒不喜其所谓“博士派”（Ph。D。type）之女子，以其学问太多也。此则未免矫枉过直。其“博士派”之女子，大抵年皆稍长，然亦未尝不可为良妻贤母耳。＇9＇
胡适的优点是他没有一个死板的观点。比如说，他在1914年年底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去开“世界学生会”的年会，顺道去尼加拉瀑布市访问了曾在中国教书的卜郎夫妇。卜郎夫妇的同甘共苦，让他敬佩得所谓“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为妇画眉”等等都是何足道哉。于是他在日记里反思他在美国见过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家庭。卜郎夫妇没有孩子，在旖色佳待胡适如子的白特生夫妇也没有孩子。这是一种类型的家庭。他的法文老师康福教授，则“子女盈膝”，又是另一种类型的家庭。哲学系的老师克雷登和艾尔比（Ernest Albee）教授，“诸家夫妇皆博学相敬爱，子女有无，初不关心。则又一种家庭也。”＇10＇
等到几个美国朋友也开始谈婚论嫁，胡适更有机会观察与他同龄的美国好友的对象。比如，他在1916年8月21日追记的日记里提到他在葛内特的父母家见到了葛内特的未婚妻：“根＇葛＇君新识一女子，与同事者。爱之，遂订婚嫁，家中人不知也。葛君在纽约为《世界报》作访员。此次乞假休憩，与余同归，始告其家人。因以电邀此女来其家一游。女得电，果来。女姓Ross＇罗丝＇，名Mary＇玛丽＇，亦藩萨＇瓦萨女子学院，说“亦”是因为葛内特的姐姐也是瓦萨毕业的＇毕业生也。其人似甚有才干，可为吾友良配。”＇11＇年11月9日的日记，胡适又记了他在康乃尔的好友舒母的妻子：“一日，余得一书，书末署名为鲁本女士（Carmen S。Reuben）。书中自言为吾友舒母之妻。已结婚矣，以自命为‘新妇人’＇新女性＇（New Woman），故不从夫姓而用其本姓（通例，妇人当从夫姓，如Carmen Reuben Schumm）。此次以尝闻其夫及其翁称道及余，又知余尚在纽约，故以书邀余相见。余往见之，女士端好能思想，好女子也，诚足为吾友佳偶。尝与吾友同学，故相识。今年结婚。婚后吾友回旖色佳理旧业；女士则留纽约以打字自给，夜间则专治音乐。自此以后，吾与之相见数次，深敬其为人，此真‘新妇人’也。”＇12＇
眼看着美国朋友拥有在知识上相匹配的伴侣，胡适是否有所感触呢？我在《星星·月亮·太阳》里详细地分析了这个问题。简言之，胡适对他媒妁之言的婚姻当然有着错综复杂的情绪。他在接受与抗拒之间的矛盾一定不是外人所能想象的。我认为胡适在留美期间，如果曾经有过反悔他媒妁之言的婚约，那就是在1915年夏秋之间。这一段时间，是他对韦莲司最为相思的时候。他为韦莲司所作的三首艳诗《满庭芳》、《临江仙》、《相思》，都是这个时候的作品。反之，对江冬秀，胡适则写了一首令人读之怵目惊心的英诗《今别离》（Absence），赤裸裸地道出了他的心境，说那造成“妳”和“我”形同陌路的，不只是“那偌大的半个地球”，而是那心灵的阻隔。＇13＇到了1916年胡适记葛内特以及舒母的婚姻的时候，或许他已接受了自己的婚姻，心情也已平静了。
根据胡适在1915年10月30日的《留学日记》里的反省，他对女性的看法在认识韦莲司以后，产上了极大的转变：
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盖女子有一种感化力，善用之可以振衰起懦，可以化民成俗，爱国者不可不知所以保存发扬之，不可不知所以因势利用之。＇14＇
胡适在这里说：“女子有一种感化力，善用之可以振衰起懦，可以化民成俗，爱国者不可不知所以保存发扬之，不可不知所以因势利用之。”这句话当然有语病，仿佛女性的价值在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