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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Lois Gibbons； ed。，Gee Lincoln Burr：His Life； pp。110115。
＇19＇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June 28，1916，《胡适全集》，40：160161。
＇20＇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s，”p。77。
＇21＇ Bill＇Edgerton＇to Hu Shih； July 24，1916，胡适外文档案，E1302。
＇22＇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July 9，1916，《胡适全集》，40：163。
＇23＇ Bill＇Edgerton＇to Suh Hu； July 30，1916，胡适外文档案，E1302。
＇24＇《胡适日记全集》，2：138139。
＇25＇ John Dewey，“Force； Violence and Law”The Middle Works，18991924，10。211215。
＇26＇ John Dewey，“Force and Coercion”The Middle Works，18991924，10。244251。
＇27＇ 以下分析的根据，请参见Suh Hu，“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胡适全集》，35：189203。
＇28＇ John Dewey，“Force； Violence and Law”The Middle Works，18991924，10。213。
＇29＇ Hu Shih to John Dewey，1940。03。02（09620），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 Volume 3：19401953（光盘版）。
＇30＇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全集》，1：351。
＇31＇ 胡适，《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胡适全集》，21：155158。
＇32＇《胡适日记全集》，1：283。
＇33＇《胡适日记全集》，7：654。
＇34＇ Bill＇Edgerton＇to Suh Hu； July 24，1916，胡适外文档案，E1302。
＇35＇ John Dewey，“Nationalizing Education，”The Middle Works，18991924，10。208。
＇36＇ John Dewey，“Learning to Earn：The Pla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 prehensive Scheme of Public Education，”The Middle Works，18991924，10。148。
＇37＇ Suh Hu，“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pp。910，2425，胡适外文档案，E060012。
＇38＇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全集》，3：1011。
＇39＇《胡适日记全集》，2：368。
＇40＇ John Dewey to Hu Shih，1940。03。06（09621），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 Volume 3：19401953（光盘版）。
＇41＇ Robert Westbrook；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p。195274。
＇42＇ John Dewey，“Force； Violence and Law，”The Middle Works，18991924，10。215。
＇43＇《胡适日记全集》，2：43。
＇44＇《胡适日记全集》，2：57。
＇45＇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h； January 14，1916，胡适档案，E379。
＇46＇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January 22，1916，《胡适全集》，28：2829。请注意，《胡适全集》把这封信误植为1915年1月22日。
＇47＇《胡适日记全集》，2：483485。
＇48＇ Paul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New York：The McMillan pany，1902），p。184。
＇49＇ Suh Hu，“The Fetish of the Open Door，”《胡适全集》，35：182188。
＇50＇《胡适日记全集》，2：469。
＇51＇“Proceedings of the Haverford Alumni Dinner，”Haverford College Bulletin； XV。5（March，1917），pp。3643。
＇52＇《胡适日记全集》，1：501。
第七章 励志进德，宗教人类
美国对胡适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且是深远的。他在上海求学期间形成的思想、观念，有些固然继续秉持；然而，更多的是扬弃、更新与重组，更不用说新思想、新观念的吸收与发挥了。留学美国对胡适的影响不只是在思想的层面。同样深邃与全面的影响也及于他的为人、处世、眼界与心态。等胡适在美国完成学业回国的时候，他仿佛就像是脱胎换骨了一样，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incurable optimist）。
胡适离开上海时，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是一个未老先衰、悲观的少年郎。胡适说医好他的未老先衰症的，是美国人乐天达观的天性。有意味的是，他形容这种乐天的人生观就像一种良性“菌”一样。而他那未老先衰症，就是在这种良性菌的“感染”下自然痊愈的。胡适的回忆当然有他的真实性。毕竟，他的人生是由他自己感受与承受的。然而，胡适从未老先衰到转变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其过程并不真的只是一个仿佛像呼吸一样自然、不知不觉的“感染”过程。其间的挣扎与矛盾，是有迹可寻的。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的修身的焦虑，跟他一起到了美国。然而，基督教的介入使得一切改观。修身的焦虑，驱使胡适从基督教去寻求心灵的出路。基督教的魔力，加上胡适本身的宗教、圣人情怀，几乎使他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条基督徒之路虽然中途而废，但它对胡适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但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去处理修身的问题，而且让胡适认真地去思索宗教哲学的问题，包括孔教。我在第五章的分析里说，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读书的时候，总共选修了十四门哲学的课。其中，伦理学的课就占了五门。胡适对伦理学的兴趣绝对不是偶然的，是跟他的修身焦虑与宗教情怀息息相关的。
同样重要的是，留学美国七年的生涯拓展了胡适的视野。美国的种族问题、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以及各种政治社会思潮的激荡，都在触角敏锐、思绪细腻的胡适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胡适自诩他能以异乡人之身全心投入美国的政治社会运动，以至于视旖色佳甚至美国为第二家乡。在中国留学生里，能在政治、社会、文化、思想上以“人或嗤之，以为稚气，其实我颇以此自豪”＇1＇的心态溶入美国的，胡适是属于凤毛麟角的例子。也正由于如此，胡适才能深入美国社会。他所服膺的世界大同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把它落实在实际的“世界学生会”以及和平不争的运动上，更把它身体力行在种族不分轩轾、和谐相处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性别问题上，他也能超越当时充斥在美国社会及中国留学生圈中的男性中心观。在社会政治思潮上，他能以未雨绸缪、推己及人之心，去细心思索如何弥补传统自由主义之缺失的方法。留学的精髓不只在于求得学位，而更在于知识的取得、视野的拓宽以及气质的变化。在这方面，胡适堪称留学生的典范。
励志修身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对反躬自省的执著，已经到了几近于宗教式的狂热的地步。他圈点格言，读励志进德的书，在日记里“三省其身”。这么一个对修身进德充满着焦虑感的年轻人，却又有那么一段颓唐的生活。胡适能在1910年考上庚款留美，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试想他考上庚款留美的半年前，还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终于在3月下旬，他在妓坊里喝得烂醉，以至于在回家的路上跟巡捕打了架。一直要到他在巡捕房里睡到天明以后，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那个打击对他的震撼绝对是无可名状的。这可以说明为什么胡适在美国留学七年，居然可以做到滴酒不沾。当然，胡适留美期间禁酒运动方兴未艾，对他戒酒的自律是极有帮助的。美国这个禁酒运动，终于导致1919年通过宪法第十八款禁酒的修正案。
从表面上看来，喝酒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上的嗜好，似乎跟一个人的德行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然而，人类的宗教及道德体系，总是倾向于把肉体与灵魂对立起来。肉体与灵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然而，也正由于前者为后者之器，所以肉体常被贬抑为灵魂的牢笼、负担和障碍。肉体上的享乐与嗜好的满足，常被视为是与德行的成长成反比的关系。因此，所有的宗教与道德体系都强调“克己”。而克己的第一步，就是视肉体上的享乐以及嗜好的满足为个人进德之敌。
胡适留美时期对酒敬谢不敏。他赞成美国的禁酒运动。美国的“妇人戒酒会”＇注：即“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他在家信里形容是：“妇人本不饮酒，此会以提倡禁绝酒业、禁沽、禁酿为宗旨，其风可敬也。”＇2＇他在《留学日记》里还附了两则他从报纸上摘译下来的“奇文共赏”，也跟禁酒有关：
卖酒者与禁酒者的广告：
Newark＇纽瓦克＇报上登有卖酒业的广告一则，其文云：“亚历山大爱喝啤酒。他征服世界时，还不满三十二岁。他若不喝啤酒，也许成功更早一点。可是谁知道呢？您还是别错过机会罢。”
隔了一两天，本地戒酒会把那条广告重印出来，旁边加上了一条广告：
“亚历山大醉后胡闹而死，死时只有三十三岁。您还是别冒险罢。”
离婚案：“从一九一二年四月三日，到一九一三年四月三日，芝加哥的家庭关系法庭（Court of Domestic Relations）判决之因遗弃妻子或不能赡养而离婚之案，凡二千四百三十二件。其中百分之四十六是由于丈夫饮酒过度。”此一条是本地日报上所登戒酒运动的广告。＇3＇
胡适留美时期戒酒的成功，到了众人皆饮我独不沾的地步。他在1911年10月28日的日记里说：“夜赴‘学生会’，归赴‘世界学生会’Smoker（‘Smoker’者，无女宾，可以饮酒吸烟，故名。）是夜有诸人演说，侑以酒饼，至夜半始散。余助之行酒，以余不饮酒故也。”＇4＇他在美国读的书，特别是他喜爱的“社会剧”或“问题剧”（problem plays），更加深了他戒酒的决心。比如说，他在1914年7月18日的日记里记：
上所举第二书＇《东方未明》（Before Dawn）＇乃现世德国文学泰斗赫仆特满（Gerhart Hauptman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