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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轨迹。书中对不同阶段的诗歌现象、诗人群体及个人，结合文本进行分析；其间随机穿插外国诗人及作品，目的在于建立参照系统，带有比较文学性质。书中对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等人的作品作出与其他文学史反差较大的评价；对昌耀、王寅、周伦佑等为文学史所忽略的诗人，则给予充分的肯定；对北岛，对海子，也随着诗人的演变和作品类别的不同而有褒贬。文学史是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我认为，两者大致是趋于一致的，但也有不平衡的时候；事实证明，进步主义是没有根据的。全书各章，尤其最后一章，清楚地表述了这个观点。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结撰，基本上是在文学批评所建立的秩序之上进行的。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一种正常的、健康的批评风气，批评家普遍缺乏一种自由精神与独立意识，不是过多地接受意识形态的操纵，就是乐于贩卖各种形式主义文论，更不必说参与商业炒作与行帮主义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打破这一现存秩序，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测绘中国当代文学地图。
2008年，与肖建国先生共同主编《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多卷本），以文证史，通过不同时代的文本展示中国作家近百年来的精神变迁。我在导言中强调指出，精神的存在，决定了文学的形态、结构和品质。文中特别论述了文学气质和语言问题。沿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全文分析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几代作家的影响，描述了精神性在中国文学中长期匮缺的现象，指出学习西方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的必要性，提出“精神还乡”的要求，即：返回人的存在上来，重振五四时代的“人的文学”的精神。
十年间，还曾断续写过一些短论，如《左右说丁玲》、《巴金的道路》、《萧红和她的弱势文学》等，有些书评或序文大概也可以算作“作家论”一类。我力图表明：一，中国作家是不应当，也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二，道德立场是衡量一个作家好坏大小的重要依据；三，对于文学来说，作家的生命气质，包括精神品质是决定性的。
“五四”80周年前夕，《北京文学》杂志约写纪念性文学，写了《五四之死》，发表于1999年第五期。是年年底，全文改题为《五四之魂》，再由周实先生在《书屋》杂志上分两期刊出。
“死”是一个隐喻，其实就是鲁迅说的“五四失精神”的“失”字。我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礼赞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勇于破坏偶像、反叛传统、重估一切价值，争取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变革精神。文章按历史发展的线索，描述了一代人的文化理想和英雄主义精神在时代嬗变中渐次丧失的过程。鲁迅较早划定精神丧失的时限，而我则沿着这个思路一直延至“文革”以后，乃达于上世纪末。我的另一篇文章《娜拉：出走或归来》，文体不一，旨归相同。这里有权力社会的问题，也有知识社会的问题；有政治性事件的外在冲击，也有价值观念自身的冲突，有各种主义之争。本文对现代史上重大的文化事件、论战及其代表性人物，坦率表明个人的批判意见；比如对以胡适为首的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对“全盘西化”论的看法，对《观察》时代的储安平的看法，对顾准的民主思想的看法，对五四与“文革”类比的看法，都有与学术界90年代的主流观点不一致或相反对的地方。五四精神的流变史，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奋斗史、逃亡史。最后，仍然回到“知识分子与精神”问题，期待五四精神的复归。
《五四之死》有香港版，大陆版仍名为《五四之魂》，各自附加了多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入内，都是复合本而非纯粹的单行本。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还曾写过一篇几万字的阅读札记，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因是《随笔》杂志约稿，原拟分期连载的，故内容基本上分为相对独立的几部分，依次就知识分子的产生、类别、一般性质及异化等等作较为抽象的演绎。
我向来关注知识分子与权力及大众社会的三角关系，而更加看重前者；由于权力的吸附性太强，知识者的附着性也就更为突出。我认同的是，既被称为知识分子，独立性、流浪性、边缘性、批判性、革命性，都是这一社会角色所固有的。与此相反，任何依附权势，追逐时尚，附和庸众，企图进入主流及中心，或是逃避现实，漠视社会，乃至丧失正义感，都构成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背叛。《札记》以失败的宿命结束，反映了我对中国知识分子演变的悲观主义看法。
二十年来，在写作长文的间隙，还断断续续写过一些短文，描画知识分子的肖像，主要是西方知识分子，如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索尔仁尼琴、米沃什、凯尔泰斯、萨特、薇依、奥威尔、萨义德，等等；也写过中国的一些知识者和文化人，如陈寅恪、张中晓、顾准、李慎之、董乐山等，算是给《札记》补充了具体的案例。
《人间鲁迅》问世之后，还曾出版过两部关于鲁迅的书：《鲁迅的最后十年》和《一个人的爱与死》。
后者是论文和随笔的结集。其实，细究起来，我从来未曾写过那类结构缜密作风谨严的论文，所有不分行的文字，都可以归于随笔的。像《守夜者札记》、《一个人的爱与死》自不必说，《鲁迅的反抗哲学及其运命》也都是带有片断的思考性质。文章通过哲学和文学两个视角看待鲁迅的“人学”，其中以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及表现主义文学做比较，发掘鲁迅的哲学和文学中的生命内涵，揭示其“绝望的反抗”的富于辩证色彩的个人特点。集子中还有一篇题作《五四、鲁迅与胡适》，是致李慎之先生的公开信，就相关论域的观点进行驳诘；他的观点，我以为，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是带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鲁迅的最后十年》是为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而作，仍由谢泳先生在《黄河》刊出，随后在通往七八家出版社的途中辗转，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三年后，改由东方出版中心再版，并有韩文译本。
本书将鲁迅的人格思想，一生的精华，凝聚于上海最后十年，从中选取原材料，锲入西方的思想观念，以建构一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中国的形象；透过鲁迅的著作，就不同的界面作出描述与分析。鲁迅所处的时代是革命蜕变的时代、专制的时代、极端的时代。国民党“一党专政”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对知识分子来说，构成其最逼近的处境是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所受到的威胁。其中，既写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的互动，也写了左翼知识分子内部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从廷臣、“诤友”、帮忙和帮闲，到反抗者、异议者、“匪类”，显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统一和分化的情形。除了文学领域以外，全书还涉及政党、宪制、国家、社会正义、自由、民主、法律、人权、主权等等问题。实际上，它并非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鲁迅传，就内容而论，已经大大游离于传主之外。出版后，有评论说它是一部“思想评论”，我以为倒是比较确当的。
在完成《人间鲁迅》之后，除了保存《鲁迅全集》和几位朋友赠阅的研究著作之外，所有相关的图书资料都被我分送他人了。原想未来的写作再也不会回到鲁迅这里来，事实证明，我始终绕不开这位巨人。就算写传记《漂泊者萧红》，从动机说，确是出于对轻视萧红的存在——无论在她生前或死后——而自以为高贵者的激愤，在意识的深处仍然同鲁迅有关，因为萧红深受鲁迅影响，作为“弱势文学”的代表，是属于同一个精神谱系的。
自写作《胡风集团案》一文开始，断续写作有关文化批评、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字已有十多年时光，从中逐渐形成一个基本的倾向，就在于观察和分析自由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境遇。我是自由的一元论者。我以为，自由是始基性的、核心的、灵魂的概念，人权、民主、科学、革命则是次一级的概念，还有派生的更多更次一级的。我特别关注人类的极端处境，历史上处于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困境，关注知识、思想、知识分子在权力社会中的反应及演变。在构成社会的多个层级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冲突是最敏感、最直接、最尖锐激烈的。古有“民不堪命”的说法，实际上，其中自觉最不堪的还是知识分子。唯知识分子有这种自觉意识，启蒙也藉此而产生。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革命运动，几乎无一不是由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活动家参与或发动的。因此，不妨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的最明显的标志。
热爱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而我们所在的是“必然王国”。自由的言说一定有无上的快乐，但在曲折的表达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乐趣。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就极其出色地描写过这种乐趣，这是另一种快意，一种克服语言魔障之外的快意。然而无论如何，时至今日，终于有了告别理论回归创作的意愿。此即所谓“鸟倦飞而知还”欤？
我自知承担不起“知识分子”的角色，所以曾经对此饶舌者，恰好因为自己是一个旁观者罢了。我是一个缺乏关怀且内心荏弱的人。八年前，在《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书的自序中，我坦白说：
世间的文字大约有三种：一是独语的，二是对话的，三是宣讲的。……在三种话语形态中，我最喜欢是独语，房间里的声音。……房间与广场虽然相距甚远，但仍然不免向窗外探头探脑者，实在并非因为着意倾听所谓的“风声雨声”，说得简单点，有时竟仅仅为了打听一下远处的响动之所由来而已。
……但愿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