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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却精神，所谓散文，就不过是一堆文字瓦砾，或者一个收拾干净的空房间而已。
散文的内涵，源于个体精神的丰富性。
精神并非单一的。我们说“这一个”，或者“那一个”，都说的是“一的多”。冷冽中的温暖，粗野中的柔顺，笑谑中的阴郁，明朗中的神秘……以协和显示不协和。精神无非加强和驱动最富于个人特性的方面，却不曾因此消解人性固有的矛盾。事实上，丰富就是矛盾。
“统一”是精神个体性的天然杀手。藉“统一”而求文化——文学的繁荣，不啻缘木求鱼。
马克思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会，面对出版界的“唯一许可的色彩…官方的色彩”，以激愤到发冷的语气究诘道：“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种存在形式呢？”
语云：皮毛去尽，精神独存。
我说：欲存精神，留彼皮毛。
散文精神对于散文的第一要求就是现实性。惟有现实的东西才是真实可感的。
缺陷是最大的真实。由于精神的犷悍，作家便获取了暴露全体的勇气。写真实本身是一场文化批判，削肤剔骨，势必在主体和客体内部同时进行。无动于衷的歌颂膜拜且不必说，说及批判，竟可以与己无关，——此等洋洋洒洒，貌似战斗的文字，其实乃蒙面的骑士所为。
生存的时空即构成所谓现实。
哲学家说，现实的是合理的。然而，现实又是必须加以改变的。
作为作家的一种生存方式，写作同样存在着一个变革现实的课题。
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的三大勃兴时期：春秋、魏晋、“五四”，都是王纲解纽，偶像破坏时期。相反，极权政治，定于一尊，必然结束散文的多元局面。《文心雕龙》谓“秦世不文”，便是明证。
可见为文难，写真实更难，尤其在专制时代。
作家必须真诚。由于真诚，散文写作甚至可以放弃任何附设的形式，而倚仗天然的质朴。对于散文，表达的内容永远比方式重要，它更靠近表达本身。
散文精神因它的定向性而成为一种宿命。它高扬反叛传统的旗帜，以此鼓动有为的作者。可是，由于“死亡惯性”，也称惰性的强大势力，人们总是守在经典的食槽里，安于一瓢饮。
传统不是过往的故事，传统是现时性的。反传统必然同时意味着反时尚。构成传统秩序的东西，很可能有过生气勃勃的时候，然而一旦形成规则，便开始失去生命力。所以，作家只需遵奉自己的生命逻辑和思想逻辑。个体精神的介入，是对于传统和死亡的战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创作才称得上是生命的奉献。
散文精神不平而非适意，偏至而非中和，鼓动而非抚慰。它敌视纪念，敌视模仿，而致力于即时的创造。创造性写作是一种叛逆性行为，形式的革新，原本便是精神鼓动下的文字哗变。
所以说，任何新生的艺术，其实已是再生。
3
散文面对大地和事实，诗歌面对神祗和天空。散文一开始便同历史、哲学集合在一起，诗歌则始终与音乐相纠缠。散文本属陈述，希腊人称散文为“口语著述”，罗马人称“无拘束的陈述”；诗歌却规避陈述，总是设法在事实面前跳跃而过。节奏和韵律于散文是内在的，却构成为诗歌的外部形象。就真实性而言，散文是反诗歌的，自然，同样也是反小说和反戏剧的。
在文学返回自我的途中，诗歌和小说日趋散文化。散文却无从分解，散文是“元文学”。
4
精神是一座炼狱。
精神使我们感受人生的苦痛，并由这苦痛感知自身的存有。
假如没有苦痛的产生，生命将仍然停留于睡眠状态。有所谓优雅、冲淡、超然，或曰纯艺术的笔墨，其实是王权时代山林文学的孑遗。
真正的艺术是撄人心的艺术，其本质是悲剧性的，正如强大的精神也是悲剧性的。任何精神对抗都无法战胜生命历史的极限，英雄主义唯在对抗本身。较之世上的悲剧，悲剧性的精神艺术更内在，因而也更深沉。
苦难不可测度。
精神不可测度。
苦痛不是一次性表达可以倾泄净尽的，甚至相反，通过表达方才深入地领受到了苦痛；于是不得已，只好再次作更深入的表达。在这里，表达既是诱惑与追逐，也是压迫与逃避。在持续不断的追逐或逃避中，创作随之深化。
蒙田称自己的集子为Essais，一般汉译为“尝试”，实质为探索——深入过程中的一种探索。
5
散文是精神解放的产物。当时代禁锢，端赖个人的坚持。
在文明批评史上，西方论“出版自由”如弥尔顿者大有人在，却未尝有过“创作自由”的呼吁。因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创作是自由的。
作家因自由的感召而写作。
自我坚持，可以免于在自然的生命状态中沉没，自然状态即庸常状态、奴隶状态，而非主人状态。
写作由来是主人的事情。
自由与独立相悖相成。
随着文明的演进、报业的发达，散文有可能出现空前的盛况。但是，近世报刊发表的大量大众化形式的散文，正如西人所称，只能算“文章”（article），与我们惯称的“散文”（Essay）并不相同。
近世文明有一种泛化倾向，风气所及，散文写作亦不可免。泛化的危险就在于：消灭个性。
精神生命的质量，决定了散文创作的品格。
散文的人是形成中的独立的人，自由的人，多面的人。
惟有散文的人，才能写出人的散文。
一九九四
《散文与人》首次刊发“胡风骨干分子”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张中晓笔记藏于何满子先生处，虽由作者生前编就，然颇杂乱，后经路莘女士重编并校正。我最早阅读全稿，从中精选近万字，编出序号发表。发稿后，作《存在的见证》一文，较早介绍张中晓的思想。
同年，广东设“秦牧散文奖”。作《略论秦牧》一文，发表批判性意见，刊于《文艺争鸣》杂志。
存在的见证
在这样的岁月中，没有任何比荆冠更可爱、更美丽的东西……
——涅克拉索夫《母亲》
1
人生苦短，竟都顽强地致力于一种保存；穷达贤愚，概莫能外。
有这样一具病弱之躯，从来未曾尝受过青春的欢乐，便已届垂暮之年。对于这生命，大约他也有着不祥的预感的吧，临出远门的时候，这样对他的父亲说道：
“父亲，我活了三十五岁，除了三本笔记，再没有什么可以存留的了。您为我好生放着，或许将来会有点用处……”
第二年，他就死掉了。
阔人保存的是权杖、华宫、珠玉、美女，甚至尸体；而他保存的，唯几个小本子而已。
2
张中晓——
倘使不是一只扭转乾坤的大手把这个名字写进一条叫作“按语”的东西中去，世界上不会有人知道他。
当然这是一种假设。倘使名字与手无关，他根本不可能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要犯，于是也就不必坐牢，不必承受后来的种种灾难；他会成为一位权威理论家，以等身著作赢得人们的妒羡。但当然，这也是一种假设。一旦脱离了人生战斗而仅仅满足于符号概念的摆弄，所谓理论家者，充其量只配是一只雄视阔步的火鸡，决不会成为鹰隼的。
3
张中晓是鹰隼。虽然失去了在世间搏击的机会，但是，他拥有另一幅天空：三个笔记本便是他的羽翼，为他留下挣扎着飞行的带血的记录。
由于在那场著名的围猎中被猝然击中，他的目光变得更加锐敏了。从地面的草丛到天际的云翳，他都逐一地搜寻过；他必须学会从风声中听到弓弦的颤响，从阳光的飞瀑中看到羽箭的闪光。他从伤口中发现世界。世界呈环形包围他，重重叠叠，他便往不同的方位切入，直达事物的内质，并从中找到一种可怕的网状的关联。形而上学在哲学家那里是一枚晶莹剔透的水晶球，而在他这里，则紧连着自身的生命，稍稍剥离，便见血肉模糊……
他喜谈政治，而且几乎一定是古代政治。在他那里，好像距古代更近一些。关于政治，所谈的范围似乎颇褊狭，完全集中到政治哲学，尤其政治道德方面。他总是不忘把政治同权力联系起来，而权力是恶的：不是强暴，就是虚伪，即所谓霸道与王道。其实，两者都是同样通过对个人自由的干预来维持“天下太平”的。他说道，政治的道德性存在于纯粹理性领域，而在实际运作中，就只余流氓的跋扈了。
至于经济方面，他极少触及，最注目的一处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学说由于沉迷于抽象之中，忘记了人，忘记了领有并应该相授一切财富的人。”各种经济学说，无非环绕数学和逻辑推演，没有谁用如此简洁而丰饶的字眼来加以表述：人。在五十年代后期，这个批判性结论无疑具有爆炸性的力量，但是它藏在一个语言的铁壳里面，沉默至今，而仍旧无人知晓。有一个叫沙夫的东欧人，十年二十年以后，同样以“人”作为一种体系哲学的中心来建构他的理论，那结果，居然震动了大半个世界！
文化问题一样是人的问题。不同于学者的是，张中晓没有把文化看成是无所不包的自在的生成物，而是视作不同文化群体自为的和互动的过程。他特别重视国民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人们的恐惧、盲动、谨慎、温和、折衷、顺从等等，在他看来，都是统治集团的强迫主义和愚民政策的产物。这中间，当然也还有文人集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