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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就由于此事令人厌恶的含义而被人格的意识面（自我、超我）所抵制。但是，由于持之以恒的解析和以病人的精神内容（梦中的故事等等）为基础的解析和证据增多，这幅图画最终就变得越来越清楚。如果病人坚持到底，他就能最终对自己的人格的另一方面有一个全新的了解，并随着这一洞察而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至少会改变对自己神经症的看法而使其症状消失；或者，即使症状不消失，他也不再被症状所烦扰。
弗洛伊德常常用里比多的术语来陈述这种更似心理逻辑学的解释。他认为，在进入精神分析治疗时，病人就会把里比多从进入他的神经症中的形象（在本例中即母亲的形象）上撤回（撤除精神倾注），转而投放在分析者的身上。这就导致了所谓的移情，其通常形式是：在治疗的初期，病人“爱上了”分析者。然后，随着神经症患者对自己的病情了解得更多，他又开始把里比多从治疗者身上撤回而重新投放在自己身上。他这样做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坚强的自我本体。随着这一过程的展开，病人可能会变得蔑视分析者或对他不满，导致所谓的负移情（虽然正移情和负移情实际上都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同时进行）。慢慢地，病人就能更客观地看待自己与分析者的关系，就不再会把属于他人（如自己的父母）的特征归因于他了。而且，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由于病人经过改造的里比多得到调整，精神分析的过程就以病
人最终“把握了”自己的整个人格而告结束。正如弗洛伊德对这个将旧的抑制变为新的人格力量的过程所作的总结一样：“自我以潜意识的削弱为代价而逐步扩大其范围。”
如果我们愿意把人类思维看作一个响应过程，并认为无论指导心灵的力来自意识还是潜意识层面对目的论来说并没有区别，那么，我们就很容易以目的论理论来重构弗洛伊德的学说。弗洛伊德的职业是给他的顾客提供一项选择性的断言或前提，使他的顾客“为此缘故”而重新考虑他们生活的意义。因为这一新断言的内容是那么讨厌（道德上！），所以他的病人们最初会觉得他分析的意义（目的）是不可取的。起初，这些病人抵制他对他们的神经症型的解释。但是，弗洛伊德继续以侦探般的精明进行分析，在他们心灵的每一个角落里探索，找出一个又一个切中要害的线索，最终使这些病人违背自己的自觉意志而相信他对他们的潜意识意向的理解终究是正确的。一旦这一真相得到认识，病人们通常就会把它作为事实而接受下来，如同孩子们接受歪曲现实的幻想一样。这样，一种新的响应过程也就发生。弗伊罗得到了处理；孩子般的断言被清除。这无疑是人类目的论，是一种精神决定论。它既可以使人得病，然后又能把人治好——取决于人生的此时此刻受到肯定的意义是什么。
阿德勒曾一度是加入弗洛伊德学派的第一位主要人物，后来，由于弗洛伊德分析时过分强调性的方面而与他分道扬镳。他公开采取目的观，强调行为的目标导向性。阿德勒说，要认识一个人的行为，就得了解这个人的目标，因为“人类精神生活的目标成了行为的支配原则和最终？因”。阿德勒
相信，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即３至５岁左右，我们都订下一种“游戏计划”，我们的行为就是为此缘故而发生的。这种原型计划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我们的生活此后所采取的模式。它的作用就像一个完整的目标，一旦被肯定，我们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会染上它的色彩。我们中有些人成了“妈妈的小助手”，长大成人以后就会继续以这种方式生活下去，在我们的社区里起领头作用，或颇富责任感地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为可靠的公民；而有的却成了“坏孩子”，一生中有害的活动不断，以聚会的骨干、恶作剧者或人群中八面玲珑的“人物”等不那么寻常的方式吸引伙伴们的注意。出现严重变态行为的生活方式来源于自私的生活计划。惯受溺爱或拒绝考虑别人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我们生活的祸根，因为他们对别人没有爱心，没有为全民谋福利的社会兴趣。
阿德勒会认为，那位脾气暴躁的孩子（第三章，ｐ．３３）很可能就是这类以前受到溺爱的婴儿之一。这种人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兄弟姐妹或父母的利益之上。阿德勒承认，父母由于宠坏孩子而成了孩子变态行为的“原动力”的一部分，但他并不赞成因孩子的行为模式而责怪其父母。他把神经症的起因完全归咎于孩子个人，因为生活方式是一个人主观上形成的，也只有这个人自己才能改变它。阿德勒的方法由此被称为个体心理学。在他的心理疗法实践中，阿德勒几乎与弗洛伊德一样采用洞察的方法，试图从病人对早期生活的回忆、梦，或甚至从直接观察得来的行为模式中举出事例，向神经症患者表明他是如何以某一前提为基础进行生活的，而这一前提则在以前有意识地形成，如今却在潜意识中起着作
用。
比如，如果一位顾客一进精神分析医生的诊所就马上开始谈判，要求改变已经定好的下次诊疗时间，那么他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他的权力需求。这种需求可以追溯到他早期的家庭生活经历，那时他很可能与一个兄弟竞争以获取母亲的关照（同胞竞争）。这种做法含有争取优越感的成分，即努力争取以补偿自己潜在而强烈的自卑感。这些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并不是弗洛伊德学说意义上的强迫重复，而是持续肯定一种已经断言的生活方式。那个受到溺爱、认为整个世界都欠着他什么的个体并不是在重复着他的童年；只是自童年以来，他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断言。在制订矫治方案时，阿德勒的疗治恰当地重视了目的因的各种因素。这种疗法所追求的是使神经症患者能对更具建设性、更无私、对社会的兴趣更大的前提作出肯定，使他能为此前提发出行为，以此前提为基础得到持久的个人满足。
我们所谈的“三大”精神分析家中的最后一位叫荣格，他同样承认人类的基本目的性。他不仅相信人的心灵是沿着一条从早期的祖先进化而来的有目的的路线，而且坚持认为里比多本身就是一个总是把心灵引向价值目标的目的能：“生活是典型的目的论，是对目标的内在追求；而活生生的有机体则是寻求自我实现的一个引导性目的系统。”荣格心理学独具一格的地方是如下观点：一个人“似乎”在意识中作出的任何行为肯定，其辩证对立面也“似乎”在潜意识中被作出。例如，一个在意识中企图成为主宰性意识自我的人，同时也在潜意识中形成了相反的柔顺人格倾向。自我的反面叫
做他我，或者更常见的是叫阴影。
当我们无法认识和承认自己的阴影方面时，人格中就出问题了。对少数民族的成员表现出性欲或过度敌意、深怀种族偏见的人，其心理发展是十分片面的。他往往无法从这些阴影特征中认识自己，把它们投射在“别人”身上，而不承认是“我的一部分”。荣格疗法的治疗方案是通过各种手段把人格的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使这个人与他自己相一致，即：使他在意识中竭力追求的部分与他实际上具有但自己并不承认的潜意识部分相结合。
用目的论术语说就是，一个人体会到了他在响应过程中所肯定的任何断言都有其相反的可能性（这一点弗洛伊德早些时候在他的反意志理论里就洞察到）。而且，虽然我们平时没有觉知到这个辩证过程，然而，我们选择一个尺度以便在响应中造就意识人格这一事实就表明我们也考虑了相反的可能性。这种情形出现在有自由去意愿这一心理活动次序的自由面。荣格曾经这样概括过他的辩证观：“在所发生的一切中，我都看到了对立面的作用……”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我们绝不能让精神决定即自由意志一语中的意志面掩盖这样的事实：在心理活动的自由面，对立的对立作为考虑的可能性总是无限地存在。人的心灵是由“非此即彼”构成的，但它绝不会受制于这些限制性抉择（除非它错误地断言了这种情形。见下述宾斯万格的理论）。
行为疗法
行为主义者采用的治疗技术仿效古典条件作用和操作条件作用的设计。他们用作基础的具体理论初时曾被用来说明较低级的动物如老鼠、家鸽等的学习过程。所以，这些理论本质上完全是外观的。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观察一下行为疗法的过程，记住我们在第七章讨论过的有关受试人觉知的实验发现，并注意到当这些控制技术在违背人的意志的情况下强加在人身上时所发生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对它们假定所起的作用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并不是唯有动力因引起治疗变化，形式因与目的因在这些方法中也起了核心作用。
曾在行为疗法中应用的行为原则之一叫做交互抑制（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这一概念以古典条件作用理论为基础，以下述事实为根据：只有那些能导致内驱力削弱的刺激反应联系才能被培养成为习惯。如果我们能阻止内驱力削弱的发生，我们就能通过有关的刺激来切断这一反应的常规引出过程。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华生引起儿童恐惧的实验（第三章，ｐ．３９）。假定一个儿童通过条件作用而害怕白鼠，这样，白鼠就成了引起那位儿童焦虑的条件反应的条件刺激。每逢白鼠被撤走，孩子心中的焦虑水平就下降。按照古典条件作用理论，这就引起内驱力的显著削弱。白鼠出现，焦虑上升；白鼠消失，焦虑下降。这样，这个儿童就陷入了恶性循
环之中。
要使这一循环中断，我们就得引进某种不同的反应，使之能对孩子的焦虑起到交互抑制物的作用。比如，如果当白鼠只在就近某处出现时能使孩子放心，就可以防止他的焦虑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