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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人如果只是象其他所有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一样，仅以言论表达他的意见，那么他在美国也是合法的，可是他走了极端，杀了人，被判定为一级谋杀罪，处以终生监禁。最近，他曾提出假释要求，被否决了。所以，他至今还待在大牢里。
马丁·路德·金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认为“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因此，他的演说一直是非常理性的。
与马丁·路德·金同时期的另一位重要黑人运动领袖马康姆·X， 他是当时黑人穆斯林教的领导人之一，他和马丁·路德·金一样，也充分利用了美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去唤醒黑人的人权意识，但是他的主张是“为了赢得自由可以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他的经历以及他的观点都远比马丁·路德·金有更大的跌宕起伏和变化。
他曾经相信过“白人都是魔鬼”，也曾有过非常极端言论的演讲。他曾经宣传过“以暴力反对暴力”。但是，即使在他的言论最极端的时候，他本人的行为始终还是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从未使用过任何暴力。因此，他也是合法的。
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全美国都处于震惊哀痛的气氛中，唯有他发出了“恶有恶报”的评论，引起舆论大哗。要知道，在六十年代美国的种族问题在立法上面临彻底解决的关头，肯尼迪支持黑人民权运动的态度还是鲜明的。当立法取消种族隔离前后一段时期，一些保守的南方城镇种族矛盾十分激化。如阿肯色州的小岩城有一些白人种族主义分子，试图阻止第一批黑人学生进入原来的白人学校，正是肯尼迪总统下令由联邦国民兵保护黑人学生上学。此类措施确实有助于美国尽可能平稳地度过这个历史转折。尽管马康姆·X对肯尼迪的死发表了异乎寻常的见解，但是，除了他的伊斯兰教组织的教主因此令他禁口九十天之外，也没有任何其他方面对他的言论加以限制，因为他是合法的。他有权说出他的个人感受。教主后来变得无限期的禁口指令，也成为他离开该教会组织的原因之一。
马康姆·X最终成为一个悲剧的主角。 当他到麦加朝圣，开始相信，在美国黑人和白人有可能互相尊重而共存的时候，当他开始转向温和，可以冷静地思考马丁 ·路德·金的理想的时候，激进派却讨厌他了。“他们不让我转弯，我走进了死胡同”，说完这句话不到一个月，从麦加回来只有九个月，他就被枪杀在演讲的讲台上。
权利法案是针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它有效地阻止了各届美国政府对人民言论自由的干涉。但是，不同的时期，都有各种各样来自各个民族的极端主义者。总有人企图用枪弹封杀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言论。 枪杀马康姆·X的三名枪手都是来自新泽西州纽瓦克清真寺，和他的观点不同的黑人穆斯林。他们被判无期徒刑，在1985年被假释。
马康姆·X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人物， 我希望以后有时间专门给你聊聊他的故事，因为他和美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密不可分。在这里我提到他，是为了说明，过激的言论同样在宪法保护的范围之内。
那么，到哪一步法律就要开始追究了呢？就是当你开始走向违法的行动，哪怕只是迈出半步。 作为一个例子，我再把刚才的故事接着讲下去。马康姆·X的被谋杀抓住的只是枪手，对此案幕后的主使者尽管有种种猜测，却一直没有被确认。原先的教主有一些幸灾乐祸的言论，但是断然否认参与阴谋。被人们怀疑为幕后者的有一个是曾与马康姆·X关系非常好的教内兄弟，叫路易斯·法拉肯，在马康姆·X 与教主分裂的时候， 他站在教主一边激烈地反对过马康姆·X，我们现在还时而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他，他至今仍是美国最大的黑人穆斯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非常能言善辩。据说，在马康姆被害的前夜，他不仅就在纽瓦克清真寺，而且还说过“马康姆逃不了，只有一死”的话。但是，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一切只能停留在猜测的层面上。
但是，当初年仅十四岁，亲眼看到马康姆倒在血泊中的他的大女儿，却坚信这个人是幕后凶手。据新闻报导，在复仇的念头下，她在去年多次打电话并且已经部分付款给她的男友，雇他去刺杀路易斯·法拉肯，结果被告发。经过起诉，成为马康姆案三十年后的续集，因而轰动全国。但是在今年开庭之前，原告与被告之间以某种交易达成庭外协议，原告撤消了起诉。对于该案，众说纷纭，有说是被雇者诱她上钩之后去邀功请赏的，也有说是政府阴谋的。这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了。我想说的只是，美国宪法只保护包括过激言论在内的一切言论，一旦走出权利法案保护的范围，哪怕只有一小步，也是非常危险的。严格地说，她的行为本身并不是杀人，但是用法律的语言说，她的言论会导致迫在眉睫的危险，因此，出了宪法保护的范围。这一案件如果不撤诉并且判定有罪的话，最高刑期可达90年，罚款可达 225万美元。
权利法案本身是用于限制联邦政府的，但是，从政府，司法，到民众各方，对于言论自由实践中产生的具体问题，如何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界定，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认识逐步深化，逐渐取得基本共识的。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美国人同时还时时面临着滥用自由者的挑战，还常常不得不在个人安全，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权衡。尤其是最高法院，总是被推到困难判断的最前沿。因为要保障言论自由，仅仅靠一条抽象大原则的宪法修正案是远远不够的。具体界定通常需要由法院裁决，困难的案子一般都要上诉到最高法院，他们的判例可以被此后的案子援引，直至新的判决推翻老的判例为止。
对于宪法修正案最重要的第一修正案，几乎从一开始，最高法院就挣扎在两难之间：既要维护言论自由的承诺，又惧怕言论引起的非法行为以及煽动的暴力，甚至担心危及国家安全。因此产生了最著名的，对所有宪法条款都有效的“清楚与现实的危险”测定原则。在此原则之下，如果政府无法证明某一言论是造成了清楚与现实的危险，它就不能对该言论的发表者进行惩罚。这条原则产生在本世纪初。
但是，新的判断困难随之而来。什么样的程度的危险算是危险了呢？危险的可能性到什么地步算是“清楚”了呢？离危险相距多远就算是“现实”了呢？到了美国以后，我们发现美国人对于这一类问题非常顶真，已经到了咬文嚼字，辎铢必究的地步。大概对于他们来说，人命关天，马虎不得。或者更确切地说，个人的自由事关重大，不得马虎。
由于这一类问题本身的模糊性，也由于“自由言论”在美国的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使它在美国的发展带有很鲜明的历史印记，几乎每一次重大案例的确定都反映了大的社会变革。在早期，美国的最高法院依据1917年的间谍法案判案时，对于自由言论的理解还是非常狭窄的。例如，在1918年，一个曾四次以社会主义者身分竞选总统的工人领袖，尤金·德布斯，就因为站在大街上公然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宣传社会主义而入狱，罪名是煽动不服从，非忠诚和叛变，煽动拒服兵役和阻碍美国征兵。
50年代，还有一些涉及美国共产党的案子。我们都很熟悉，在共产党的思想体系里，要武装革命，暴力推翻政府，这和夺取政权是很合逻辑的事情。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些案子里，则竭力试图将直接组织暴动和宣传暴动分开，因为根据宪法，对前者联邦政府有权干预，而后者却属于信仰范围，政府就是不满意，也只能干瞪眼。 1951年，美国最高法院还认定美国共产党领袖有阴谋颠覆政府罪，但到了1957年，最高法院在判案时观点已经完全不同， 因为他们发现， 这些共产党领导人所说的 “暴力革命”和“武装推翻政府”，更象是在宣传一种信仰，也就是说它所可能引起的“危险”，并不是非常“清楚”和“现实”的。
到了1969年，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布朗登堡案的时候，重新规则了“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测定” 原则。 它规定，只有当一个言论所宣传的暴力，有可能直接煽起 “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动时，政府才有权干预。在这时，整个美国社会也已经变得非常宽容。在我刚刚提到的尤金·德布斯被判刑的50年后，人们再回顾这个案子，已经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在60年代，煽动反越战和宣传不论什么主义，都已被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言论自由”了。这也是六十年代黑人能够取得民权运动胜利的基础。
这种历史的巨大进步，和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条款时，所作出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测定”，以及规定这种“危险”以“迫在眉睫”为标准，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只要是对美国政府不满，或是呼吁大家起来反对联邦政府的某项政策的言论，都很难逃脱“颠覆政府”的罪名，更不要说象美国共产党这样公然主张“武装斗争”的政党，也赢得一席合法地位了。有了以上的原则和标准之后，美国几乎杜绝了以言论获罪。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它所得到的收获不仅仅是自由，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地下的秘密政党，因为不再有这个必要。“政党们”发现自己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站在大街上，宣传自己哪怕是要求大家起来“暴力革命”的主张。这样，也就没有了某个“地下政党”和美国联邦政府作“地下斗争”的所有惊险故事。所有与这种故事有关的血腥气也就都不存在了。当然，美国联邦政府也因此省了很多力气，它乐得摆出一副“无为而治”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