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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同意自己被起诉的“一级谋杀罪”。他们在法庭上声泪俱下，说是他们的父母长期对他们性虐待，最近他们怀疑父母要对他们“灭口”。他们是为了自卫，在惊恐之下才“先下手为强”的。这种说法成立的话，罪名和刑期都不一样，几年之后一假释，就可以出来享受遗产了。这个案子审了很久之后，就是因为陪审团意见不统一，宣布审判失败的。最近正在重新开审。
审判失败之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撤销起诉了。有时是因为检方认为再审也不可能使陪审团一致同意他们所提出的罪名，就认输放弃了。有时则纯粹是出于经济原因，检方不愿意或者不可能再承担庞大的诉讼开支，因而放弃。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是对被告有利的。至于判决本身一定要陪审团全体一致通过才能算数，这一条显然也是“慎之又慎”的规定。在我看来，这只是进一步表现了美国司法制度“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
为什么大多数法律专家在佛曼录音带出来之前会认为陪审团意见会不一致呢？这正反映了这个案子本身的复杂性。一方面它有大量的科学证据，另一方面，它又有许多疑点和逻辑上不够通顺的地方。在事后，李博士甚至直接谈到，一般的这样的案子能够找到的DNA之类的科学证据都是不多的，而这个案子的DNA证据“多得叫人起疑”。因此，专家都估计陪审团会产生确信大量物证的一派，和认为该案疑点太多的另一派，专家认为他们很难通过相互说服而达到统一。但是在佛曼的录音出来以后，多数专家的意见趋于陪审团会一致作出无罪判决。专家作出这项判断时，并没有强调这是因为陪审团的种族比例。在最后的陪审团中，有九名黑人，一名拉丁裔和两名白人。那么事实上，究竟什么是佛曼录音所带来的变化呢？有两个变化是非常确定的：录音使检方最重要的一名证人从可信变为绝对不可信，录音使辩方提出的不太可能发生的警察栽赃神话变得有可能。第一条的依据是佛曼第一次的证词显然有谎言，第二条的依据是佛曼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使人相信他可能有对辛普森栽赃的动机。
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对陪审员如何判案是有一套规范的。比如说，一切以法律为依据，要以证人物证为凭据，不可轻信双方的律师，不可以参与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要确信证据毫无问题才可以作罪名成立的判定，等等。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即使某陪审员自己认为有可能是辛普森作的案，但是，只要是证据有疑问，他仍然会根据法律对陪审员的要求，作出“罪名不成立”的判定。
在双方的公平角逐中，检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败明显是在实力上敌不过辩方，或者说，工作没有做到家。因为，从表面上看，双方的对抗游戏是在法庭上的唇枪舌箭，但是实际上，显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这样一个大案有着巨量的幕后工作，双方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收集证据，这里包括有关自己一方证人和对方证人的所有情况。象佛曼的录音，是这一关键证人的关键信息，如果当初是由检方而不是辩方获得了这份资料，检方有可能根本不会让他作为自己一方的证人出庭。这份录音是在与佛曼私交非常好的一名女剧作家手里，她住在北卡罗兰纳州，和洛杉矶的距离比上海到新疆还要远。这份录音又完全是私人之间的交易，知道的人应该非常少。检方没有掌握这一情况，看上去是情有可原的，可是你没有拿到，对方却拿到了，这就无法原谅自己。美国的法庭就象一个寻求公平的竞技场，任何一方，如果在关键时刻出现后方空虚，只有活生生看着对方进球，悔断肠都没有用。
这些录音是在十年当中，断断续续录成的。采访的地点通常是在幽静的饭馆里。采访双方居住的地方相距这么远，能够持续十年的往来和合作，说明他们的关系是很深的。在法庭上，她曾经被问到她与佛曼之间的关系，她明显地结巴了一下，然后回答，是一般的合作关系。检方律师对这名证人当然讨厌之极，所以在庭外，检方律师说过，她要是再这样说的话，我就要在法庭上公布她给佛曼的情书了。之所以我提到这一点，也是想让你了解，辩方能够得到这份录音带存在的消息，以及能够使这份纯私人性质的录音变成一份“证据”，是做了不知多少工作的。
这名女剧作家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是以辩方证人的身份出现的。实际上，她并不是辛普森案的直接证人，她只是有关佛曼和录音带的证人。当被告律师提出录音带的证据之后，法庭照例又要对这一证据是否应该呈堂，避开陪审员展开一场激烈的法庭辩论。这位女剧作家就是在陪审团不在场的这种情况下出的场。
检方只能试试看亡羊补牢，于是拼死阻止录音带向陪审团播放。在混战一场的时候，高德曼的父亲再一次在法庭外发表讲话。他质问辩护律师，这到底是审判辛普森还是审判佛曼。检方也援引“与本案无关”的条例进行抗辩，说佛曼是不是种族主义者，和辛普森有没有杀人根本没关系，他是种族主义者也并不说明他就会去栽赃。但是，要说这份录音与本案完全无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为了慎重处理佛曼的录音，伊藤法官决定再一次把佛曼传来听证。当然，陪审团是不在场的。佛曼又一次来到了法庭，这一天，法庭上也是气氛凝重。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名警察的身分，录音带一曝光，他马上就申请退职了。可以说，作为这场案子的证人，他已经远不是在法庭上被“审”得狼狈的问题，他几乎是声败名裂，丢了工作，前途茫茫。他这次走上法庭，已经是一个在全国声名狼藉的种族主义者的象征。引人注意的，是他带了一名他的律师同上法庭。现在是他自己遇到了麻烦，他也需要律师为他出主意，保护他自己的权利。
佛曼求助于律师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他自己一定远在录音带公布之前，就知道自己遇到了大的麻烦，所以，一直有两名律师为他工作。他的录音带一曝光，其中的一名律师就宣布辞职了。许多人猜测，他是不愿意再为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雇主服务，也有可能，他觉得对这样一个“死老虎”，他已经无计可施了。
辛普森案使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想起那个法学院学生的笑话，以及这个笑话所引起的有关律师职责的思考。律师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角色呢？我想，律师只是类似于一个咨询加上服务的机构，他只是向客户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信息和服务。他和顾客之间只是一个平等的交易过程，顾客付费，律师提供服务，任何一方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解除契约。由于律师咨询内容比较特殊，使这一行业比其他技术咨询行业增添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和社会内容，但是实际上，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压在这个角色头上，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有可能使这个职业产生畸变。所以说，直接地寻求和追求社会正义，本来就根本不是一个律师的职责。
律师是有他的职责的，他的职责就是，不论他的顾客是什么人，在收取顾客费用的同时，就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顾客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服务充分享有了公民权利，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已经得到体现了。
其实，对于你我来说，这个道理是非常容易想通的。我们都经历和目睹过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正义” 的不同社会理解和不同个人理解。 如果律师的责任是伸张 “正义”的话，那么你指望他伸张的是哪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正义”，他本人又倾向于哪一类社会群体的“正义”理解呢？如果律师都被要求去“伸张正义”的话，大量的个人就会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而失去他们的合法公民权利，他们最基本的自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家庭幸福，都有可能被风靡一时的所谓“正义”一口吞掉。
因此， 不论是尚在未决之中的重大杀人嫌疑犯“活老虎”辛普森也好，〃死老虎”佛曼也好，作为一个律师竭诚为他们服务，都没有违反律师的职业道德。
佛曼在法庭上只待了四分钟。这短短的几分钟，却把法庭变成了检方的“滑铁卢战场”。佛曼接受了被告律师的一系列提问，其中包括“你在此案初审听证时所说的证词，是不是完全真实的？”“你有没有提交过捏造的警方报告？”最致命的一个问题是“在此案中你有没有栽赃和假造证据？”在这些问题提出时，检方几乎是不停地跳起来“抗议”这些提问，但是，问题都被当裁判的法官通过了。每当佛曼接到一个问题，他就把头侧向一边，悄悄向他的律师咨询。然后，他回过头来，快速并且简单地答道：“我要求引用我的宪法第五修正案权利。”他用这句话象神符一样抵挡了所有的问题。这到底是这么回事呢？
我曾经在前两封信里，在介绍陪审团的时候，提到过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即权利法案的第五条。这短短的十条法案，其中每一句话对于一个美国公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说不准在什么关键时候就能维护你的基本权利。实际上，佛曼只引用了权利法案第五条中的一句话，就是人民：“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这一句也被扩大为：不能强迫一个人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而这一条更普遍的应用，是你和许许多多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所有看过美国电视连续剧“神探亨特”或其他美国匪警片的人，都会记得，每当“神探”们抓住嫌疑犯的时候，不管如何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都会一边气喘嘘嘘地给犯人带手铐，一边背诵同样的一段话，它的第一句就是“你有权保持沉默”。被捕的人有什么“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