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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抛开他一开始的谨慎态度，发起这场舌战之前，克林顿是考虑过的。首先，爆炸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其次，由于处理此案得当，他的声望正在大大上升；再者，他顺应了一片对过激言论的谴责声，应该很符合恐怖事件阴影下的民众心理。你已经看了上面他的那段讲话，再想到大爆炸的背景，也许你也会觉得，这是一篇很普通，很“义正词严”的讲话。但是，在美国，事情远不那么简单。他的讲话立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尽管克林顿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一般人都认为他是针对保守派的“谈论节目”，这些节目的“名嘴”们立即就出来迎头反击。一方面，他们指出保守派与恐怖主义者之间根本没有关系， 听众最多的节目主持人拉希·林堡说， “这些疯子（指爆炸案嫌犯）与主流保守派之间绝对没有关联，持不同观点和心怀仇恨之间有很大差别。”另一方面，他们指责克林顿把二者混为一谈是“有意栽赃”。尽管对政府持不同观点的人有时也言词激烈，但是克林顿的讲话，由于他的地位不同，就有煽动人们起来攻击压制政治反对派言论的嫌疑，这在美国是犯忌的。克林顿指责的“愤怒声音”是一个很模糊的说法，在法律上并没有什么界定。也没有明确证据，说明有人放炸弹是因为听了哪一个“愤怒声音”才去干的。克林顿的话也就有“横扫一片”和“扩大打击面”之嫌。
克林顿的这一番话本身并没有什么新鲜的，我前面就介绍过，很多人在爆炸案发生以后，都试图对一些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进行反思和批评。但是，克林顿忘了，他不一样，他是总统，他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民间的各种“声音”。他在讲话中还曾诘问这些“愤怒声音”：“你们以为你们是什么人？”他的意思是，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代表人民。但是恰恰是这样的问题，让反对者又在广播里发出“愤怒声音”：“我们是什么人？克林顿先生居然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纳税人！我们是你的选民！我们原来是指望你为老百姓服务的，你倒反过来问我们是什么人！”
克林顿的疏忽，正是他自己忘了问自己：我是什么人？因为，众所周知，他始终是他所指责的各种反对派“愤怒声音”所攻击的当事人。他在大爆炸之后，对概念模糊的“愤怒声音”发出抨击，就很难摆脱借故出气，趁机压制反面声音的干系。人们甚至完全可以提出那个民兵向我们提出警告：要防止政府利用爆炸案，剥夺人民的权利。总之，克林顿总统的一番话，并没达到他所预期的反应，甚至可以说是引起了一些相反的效果。同时，你也可以看到，言论自由在美国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奥克拉荷马大爆炸对于美国确实是一个很强的刺激。克林顿一再提出的反恐怖法一直得不到通过，甚至在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之后，都不能在国会通过。在奥克拉荷马大爆炸之后，参众两院却很快通过了反恐怖法。但是，这立即引起了全国民权组织和知识阶层的强烈关注，相信它的实行远不是那么简单，它的一些条款引起很大的争议，甚至有可能最终会受到最高法院的挑战。你也许要感到奇怪， “反恐怖”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怎么也会有人反对呢？
因为反恐怖法的内容包括增加司法人员，加强司法当局追踪电话，检查信用卡和其他记录的能力，限制死刑犯上诉的部分权利，以及在涉及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案件时可以动用军队，等等。这些条款显然是加强和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限，而美国人的“公民权利”也显然有可能受到威胁。这些权力只要稍微被滥用一下，美国人的自由马上就会岌岌可危。因此，所有的人对这一类的问题都非常谨慎。象这样的反恐怖法，一般来说，总统是很难使国会让步的，我刚才已经说过，即使在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被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炸成这样，国会都拒绝让步。这次国会能通过这样一个法案，正是验证了克林顿总统在爆炸之后的那段讲话，这场爆炸是对美国人自由的“生活方式”和对于自由“信仰”的攻击。因为，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自由就会被逼得让步。
美国人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路，与我们原来的东方文化背景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里的华人社会，即使他们的多数已经入了美国籍，相对来说，还是远比其他美国人对联邦政府有更大的信任度。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权限的扩大，也远没有象美国人那样怀着重重戒心，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比起他们的文化背景中，千年历史以来的任何政府，美国政府的权力都要小得多，美国总统相比之下也要可怜得多。因此，在美国的中文华人报纸上，华人所写的介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文章，会在大标题上把联邦调查局称为“美国最受尊敬的联邦机构”，这对于很多的美国人都是无法想象的。
我已经谈到过，美国的建立过程是很不一般的。美国在建国13年之后才有了一个正式的政府和总统，实际上，这个政府在当时比起其它国家的政府，仍然是缺少很多东西的。比如说，各州有自己管理治安的警察，而联邦政府是没有警察或者类似警察的机构的。这种状态居然持续了一百多年。以至于犯罪分子只要从甲州逃到乙州，警察就只能望洋兴叹。并不是美国人愚蠢到了连这点简单道理都不明白的地步，而是他们认为，一个有着极大权力的联邦政府再加上一个强有力的警察机构协助的话，距离控制人民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是，自由和安全，自由和代价，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的选择。即使在美国，自由也不断在让步。尽管美国人对有可能产生一个沙俄式的秘密警察机构怀有极大的恐惧，但是，在犯罪的攻击下，国会在1907年终于让步，同意成立一个20人编制的针对国内犯罪问题的调查局。现在看来，国会当初的顾虑并不是毫无道理的，美国老百姓始终对联邦调查局忧心忡忡也不能说是过虑。 因为，美国的建国者在200年前就已经知道，国家机器是有它自己的运转机制的，一旦你把它建立起来，就由不得你了。
近90年来，联邦调查局已经发展成了美国最大的联邦机构，每年的经费高达十五亿美元， 拥有22，000名雇员，60个分局遍布全国，另有15个国外分支机构。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指纹中心，以及全世界最先进的实验室。它在打击美国的犯罪上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美国人很少以此感到自豪的。因为，调查机构越发达，他们越感到自由受到威胁。这也就是美国人对反恐怖法始终不能放心的缘故。
美国现在对于联邦调查局的权限，实际上还是控制很严的。在奥克拉荷马大爆炸之前，就有一些研究右派民兵的学者，向联邦调查局提出过警告，说这些组织中的一部分人，有十分危险的进行恐怖活动的倾向。但是，他们所得到的联邦调查局回答是，我们无权作任何事情。因为他们不可能凭这样的警告，或者说，凭一个倾向，就取得类似窃听电话之类的行动许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现在每年联邦调查局得到法院许可所进行的窃听， 平均每年不到850次，你可以看到，对于有大量国际贩毒集团和国际贩运人口集团等等集团犯罪的国家，这个数字是非常低的。对于这个问题，也同样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平衡，控制过严，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不利于打击犯罪，松一松，公民权利马上失去保障。这也是总统和国会，司法部官员和民权组织以及专家学者们，始终争执不休的联邦调查局的权限问题。
还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在经过了奥克拉荷马大爆炸之后的今天，在犯罪问题和恐怖主义节节升高，美国国会通过反恐怖法的时候，美国人民担心的是什么呢？在最近美国民意调查的结果中看到，半数以上的美国人依然回答说，他们担心联邦政府侵犯他们的隐私权。犯罪有可能夺去一些人的生命，但是，只有在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张失控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失去整个自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提出，要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全国性电话监听系统，这个系统将使执法人员在某些犯罪率高的地区，有同时监听百分之一电话的设备能力。当然，有这个设备能力，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更方便地得到法院的窃听许可。即便如此，这个建议还是使美国人大惊失色。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再怎么解释，也无法使美国人相信这并不会影响他们的隐私权。这一设想刚一出笼，已经引起了民权组织的严重关注和不安。
迄今为止，在安全与自由面前，美国人还是选择自由，还是选择继续支付代价以保留自由。因此，在奥克拉荷马大爆炸之后，美国人在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不作过度反应，也就是说，依然按照他们过去所制定的原则行事。他们所做的只是逮捕确有证据的有行动的刑事嫌疑犯。至今为止，在押的还是只有两名。其中一名嫌疑犯尼可斯的兄弟，曾经被拘留，可是证据不足马上就被释放了。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在记者面前依然是一套套的反政府理论。但是，美国人还是认为，对于没有参与 “行动”的他，还是必须给他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对于有证据的两名嫌疑犯，美国人也还是打算保护他们作为被告的公民权利，为他寻求一个公平的审判。在被炸的联邦大楼毁去之前，还是留有充分的时间，让被告的律师寻找对他有利的证据，并且考虑把他移到其它州审判，因为担心在爆炸发生的州，当地陪审团受的刺激太大，可能会影响审判和裁决的公正。甚至，在审判之前上诉法院还换下了主审法官，原因是该法官的法庭和办公室在联邦大楼被炸时受损，他的一些职员受伤，上诉法院在撤换法官的命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