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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汉代的规定，判为死刑的人有三种选择：第一，伏法受诛，就是等着被处决；第二，以钱赎命，就是交出来五十万，可以免死；第三，接受宫刑，宫刑就是阉割一个男子的生殖器官，这叫宫刑。司马迁这个时候已经《史记》开始写作了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时候他接受死刑的话，《史记》就完了，《史记》就写不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不可能接受死刑，那么不能接受死刑剩下两条路。第一，拿钱来，第二，接受宫刑。司马迁这个官，虽然是太史令，经常在皇帝身边，但是属于中低收入啊，司马迁家里没有钱，拿不起五十万，只剩一条路。你又不愿意死，又没有钱，剩下一条路――宫刑。＇阅读文字版，请上爬書網＇所以司马迁最后为了完成《史记》接受了宫刑。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说的影响司马迁，改变司马迁一生的一个最大的事件――李陵事件。画外音：李陵之祸对司马迁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司马迁在绝望中选择了宫刑。宫刑不单是残酷的肉刑，也是对精神和尊严的粗暴践踏。西汉时期，很多人甘愿一死，也不愿意接受宫刑。那么选择宫刑对司马迁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的生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李陵事件对司马迁影响非常之大。
首先，身份另类。司马迁原来的身份本来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官吏，接受宫刑了以后，他成了一个不是太监的太监了，这个对于司马迁来讲打击太大，因为他的身份变了。首先，成了一个男人的另类，他不是男人。第二，他成了一个士大夫的另类，他不可能被士大夫的阶层所接受。第三，他成了一个文化人的另类，也就是说司马迁本来是个文化人，是一个士大夫，是一个读书人。但是现在，他原来所归属的群体把他开除了，不承认他是男人，不承认他是文化人，不承认他是士大夫。这个对司马迁的打击非常之大，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终生羞辱。司马迁在谈到自己接受宫刑痛苦的时候，说过几句非常沉痛的话。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说一个人活在世上，你做的最大的错事，莫过于侮辱了你的祖宗。说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你被人指责的最大的过失，莫过于你接受了宫刑。所以司马迁后来谈到，他在一篇很有名的书信，叫做《报任安书》，也叫做《报任少卿书》，在这个书信中间谈到他接受宫刑以后的那个痛苦。他说是“肠一日而九回”，说肠子一天不知道要转动多少次。“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坐到家里头，就精神恍惚，出去以后，不知道往哪里去。“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一想起接受宫刑的痛苦，脊背上的冷汗马上就渗出来，把他的衣服，后背的衣服全部给浸湿了，湿透了。所以他觉得接受宫刑以后，这个耻辱和他的生命是相伴的。所以司马迁感到这个耻辱是太大了，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才命相违。司马迁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是李陵之祸的这个命运，让他的才和他自己的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所以他说他自己啊，即使才怀随和，行若由夷，就是说我怀着像和氏璧，像随侯珠，那样的才能，我即使像古代的那个贤人许由、伯夷，那么高洁的高士，但是别人看我怎么样呢？把我看得一钱不值。“终不可以为荣”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他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的区别。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他必须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司马迁接受宫刑后，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不被这个社会所承认。所以司马迁保全自己生命的代价，是付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这是一个惨痛的代价。所以接受宫刑以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掉了，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掉了，但是在《史记》中间激扬文字的那个太史公却获得了新生。这就是司马迁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画外音：西汉时期，宫刑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惩罚，受刑者终生受辱，生不如死，就连司马迁这样意志坚强、胸怀大志的人，每当想起自己受宫刑这一耻辱都要发汗沾衣。可以想见，宫刑是一种多么残酷的刑罚。而接受宫刑的司马迁已经四十七岁了，《史记》的写作进行了一段时间，那么在接受了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以后，即将迈入知天命之年的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呢？
接受宫刑以后，司马迁被迫从一个被人们看不起的社会最底层的那个社会身份去看待人，看待人生，看待历史，所以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他接受宫刑之前，和二十四史的其他史学家对人物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么这种改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改变了司马迁的生死观。我们都知道司马迁说过几句非常有名的话，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对生死的看法在李陵之祸的前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比如我们看《史记》，《史记》中间有一篇叫《季布列传》，写项羽手下的一个将军叫季布。这个人在项羽手下是一员猛将，多次打败刘邦，所以刘邦对他很恨。项羽自杀以后，那么刘邦一直通缉季布，而且下令，谁要窝藏季布要夷谁三族。季布没有办法就先投靠了一个人家，后来由这个人家将他转卖到当时的一个大侠郭家（应为朱家）的家里头。郭家知道买来的这个奴仆就是季布，然后郭家（朱家）到京城亲自找到刘邦最信任的太仆，就是夏侯婴，滕公，就是替刘邦赶车的车夫。然后给滕公讲了一番话，说你刘邦当了国君以后，你能把项羽手下的臣子杀光吗？不可能啊，而且你刚刚得了国君，你就为了报自己一己之私怨，非要杀季布这个人。如果你真把季布逼急了，那么要么他向北面逃向匈奴那儿，要么他向南面跑到南越那儿去，你不等于拿一个壮士去资助你的敌人吗？说完这个话以后滕公很信，相信郭家（朱家）的话，他用这个话去劝刘邦，刘邦后来听了这个劝以后就赦免了季布。季布在刘邦那个朝做了郎中，到了惠帝朝，季布就做了中？将，到了文帝朝，季布就做了太守。季布后来成为西汉开国的名臣。司马迁在最后谈到季布的时候他就非常有感慨，季布在项羽在世时那么一个将军，他最后能够那么忍辱负重地去做人家的奴隶，他不觉得做奴隶为耻，他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才，这个才不能白白地浪费掉，所以他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我们看司马迁对季布的认识，对季布的评价，实际上是他经历了李陵之祸以后，他才认识了季布，他才能够正确地评价了季布。所以我们读史书，我们读《史记》，要想真正地读懂《史记》，我们必须要领悟人生，领悟社会。我们对人生对社会理解得越深刻，越能对《史记》领悟得越深刻。
再一点，司马迁接受宫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家里没钱啊，要有钱司马迁何至于受此大辱啊。所以李陵事件以后，司马迁对钱有了崭新的看法。所以司马迁就觉得，人追求富有是人的本性，是没有过错的，只要取之有道。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间专门写了一篇叫《货殖列传》，在《货殖列传》中间他充分地肯定了人们追求富有的正当性。所以司马迁举了很多例子，其中最有名的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天下的人熙熙攘攘跑来跑去为了什么？都是为了一个“利”。他说上至诸侯王，下至编户百姓，人们都在追求利，追求利本身并不是错的，错的只是你追求利的不正当的手段。而这个观点，也是司马迁从自己的惨痛的教训中间总结出来的。所以司马迁在两千多年之前，就认识到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正当性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应当感谢司马迁，应当感谢《史记》。
再一点，李陵之祸也彻底地改变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所以《史记》对许多人物的评价表现得特别犀利深刻，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史记》有一篇叫《萧相国世家》，写刘邦手下的一个重臣叫萧何。萧何是刘邦最信任的大臣啊，但是在汉高祖十年陈？叛乱的时候，吕后说韩信勾结陈？叛乱，把韩信杀了。当刘邦得知吕后杀了韩信以后，刘邦立即加封了萧何，给萧何加封了五千户，而且给萧何派了五百里名士兵。萧何很高兴，宴请文武百官。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召平，他去到萧何的宴会上去打他的兴头，为他吊丧。说皇上在外面平叛，你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之所以对你加封，是因为皇上因为韩信的事件以后对你不信任了。这个加封之后一旦皇上回来肯定要收拾你，萧何听了以后酒也不喝了，把宾客全部赶走，找不出来一个办法。这个人就帮他想了一个办法，说你怎么办呢？你要想化解这场危机，那你只有怎么办，你把你家里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这个萧何没有办法，就忍痛把自己的全部家财捐给刘邦作为军费开支。当萧何把自己全部家财捐出来的这个奏章送到刘邦手里以后，司马迁写了五个字“高帝乃大喜”。汉高祖刘邦看到萧何的奏章后非常高兴，这五个字来之不易，这五个非常深刻地把一个开国皇帝对开国功臣的猜忌心理揭露得淋漓尽致。刘邦可以怀疑任何人，但是刘邦不应该怀疑萧何。萧何当年跟刘邦是在一个县，当萧何是一个副县级干部的时候，刘邦还是个泗水亭长啊，萧何当时就很照顾他。从刘邦起兵以后，萧何就跟着刘邦。而且萧何不是一个人跟，他是带着全族的人跟着刘邦打天下。所以刘邦打了天下以后要论功行赏，大臣们都主张说曹参功劳第一，应当曹参先封。刘邦说不对，应该先封萧何。刘邦当时还举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他说你看见那个打猎的吗？打猎的时候有猎人，还有猎狗，那个猎狗是追捕猎物的。你们所有在外面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