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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高中是在我们大学的子弟学校读的，本来我们这所子弟学校是很不错的，每年高考的总成绩在市里都是前几名。不幸的是，从大姐上高一开始，由于学校在给教职工分房的过程中有不公的现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许多老师，甚至包括一些带毕业班的老师，纷纷罢课，还有一些著名的老师也调到别的学校去了。整个学校的氛围有点像在闹文化大革命，墙壁上也经常有老师贴的大字报，揭发领导的黑幕。老师无心上课，可怜学生成了一群无人看管的羊儿。我记得大姐已经是毕业班的学生时，还经常和她的同学去野炊，踏青，爬山，玩得比我还欢。结果那年高考，整个年级全军覆没，甚至连个大专也没有。虽然后来也有几个有识之士转到其他学校复读，但是大部分都像我大姐一样，心早已经玩散了，哪里还愿意再拿起书本。母亲倒是征求过大姐的意思，愿不愿意复读，大姐一口回绝了，而那时父亲正在大连进行封闭性的日语强化训练，不能回家，所以最终大姐参加了招工。为这件事，父亲日后没少埋怨母亲，常常感叹地说，如果当时他在家，是硬逼也要逼着大姐去复读的，因为大姐真得非常的聪明。尤其是她的数理化，在班里总是第一，第二名。古话说得真对，女人啊，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姐的整个参加工作的过程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我始终不太明白，照说大姐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是成绩也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谁知一来二去，她竟然只找到了一份国棉厂纺纱车间的工作。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百般不愿，却也不能放弃这份工作，因为如果放弃就意味着只能呆在家里闲逛，那时候更本没有从社会上招工的事情。从踏进国棉厂的那一天起，从小娇生惯养，备受呵护的大姐终于看到了生活残酷的一面。纺纱车间的环境，怎是她这样柔弱的女孩子所能承受的。从开工的那一分钟起，直到下班，除了吃饭的半个小时，都要不停地在自己负责的机器之间走动，巡视。那时候虽然已经是八十年代了，但他们厂用的还是日本人三十年代留下的旧机器，稍有偷懒，线头就会断掉，织出次品来。像大姐这样从很好的中学出来的学生，还是非常听话的，而且也努力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所以那份累就可想而知。有一次母亲给大姐买了一双凉鞋上班的时候穿，结果仅仅三个月那双鞋就被磨透了，母亲捧着被磨透了底的鞋子，伤心地哭了，心痛自己的女儿竟然要做这样辛苦的工作。除了超负荷的劳动强度，工作环境也是另外一个让大姐无法忍受的因素。整个纺纱车间都被巨大的机器轰鸣声笼罩着，想要和旁边的同事说句话，也要用喊的。工作八小时下来，就像在迪厅里玩了一夜，会出现暂时失聪的现象。而且车间里漫天飞舞的花毛，让敏感的大姐的鼻子一天到晚都痒痒的，喷嚏打个不停。更难以忍受的是，到了夏天，车间里的温度基本都是在三十五度以上，那几年，年年夏天，大姐的头上都会长满痱子。除了这些硬件条件，最让母亲担心的还是车间里的人文环境。由于工作非常单调和枯燥，工人们平时只能靠互相开开玩笑来调剂一下情绪，而由于有限的教育程度，开出来的玩笑的水平就可想而知，基本都是围绕着第二性征展开。而有的小媳妇也真的会在闹得恼了时，三五个联合起来扒掉某个男同事的裤子。从大姐的口中得知一切之后，母亲就决定要把女儿从这个苦海中拯救出来，如若不然，说不定哪天自己温文尔雅的女儿就变成了一个泼妇。一个方法是调动到另外一个单位，但是我们家无权无势，调动个工作简直比登天还难。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方法了，上学，拿到个学历，至少可以从车间里调出来。所以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大姐就通过了成人高考，开始在医学院的夜间部学习。至于为什么要学医，我想母亲是准备为了大姐牺牲自己，如果最后所有的方法都行不通的话，至少母亲还可以提前搞个内退，让大姐顶替自己的岗位。
我现在已经想象不出，那几年大姐是怎么熬过来的，因为纺织厂是三班倒，而上学的时间却是固定的，所以有时候大姐下了班就要赶去上学，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就睡着了。有的老师一开始不了解情况，还对大姐颇有微词，得知内情之后，也不免对这个瘦弱的女孩产生了同情。我想命运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像大姐，上学的时候，需要她全身心投入学习的时候，她没有珍惜，现在却要付出双倍，甚至更多来弥补。但是命运有时仅仅让你付出这些还不够，当大姐费尽千辛万苦得到了大专文凭之后，厂里并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把她从车间里调出来，于是另一轮艰苦的战斗又打响了。如果说上一场战役是和自己的体力和意志作战，那么这一场战役会更艰苦，是要和人，而且是能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斗，首先从气势上就输掉了。母亲还是奉行先礼后兵的原则，隔一段时间就搜刮一下家里的好东西，和父亲和姐姐到厂长家里去了，真情告白，肺腑之言，眼眶泛红，低声下气地请求，连石头都应该被感动了，却始终无法感动那个铁石心肠的厂长。大姐拿到文凭一年多了，还是无法脱离车间。后来父亲和大姐都放弃了，父亲是因为觉得每次都这样毕恭毕敬地给人家送礼，尽管人家都招收不误，却就是拖着不给你办，你还能怎样，再继续送礼，还不是自取其辱。而大姐觉得自己的一生似乎永远也无法脱离开这个苦海了，变得非常颓废和沮丧，经常在家里痛哭。这个时候只有坚强的母亲还没有放弃，她依然自己一个人拿着好烟好酒去厂长家，说好话，希望厂长哪一天能被她的这份真诚所打动，改变心意。但是或许母亲也没有想到，事情最后的解决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因为当时都有一种传说，大姐他们将是最后一批终身制的职工，以后都要改成合同制了。那时合同制还是新名词，被视为洪水猛兽，所以像大姐这样匆匆忙忙地找个工作就干的人也不在少数。后来当母亲意识到只依靠自己力量无法解决这件事情时，她找到了几个和大姐同样情况的女孩子的母亲。经过一番商讨之后，几位走投无路的母亲终于制定出了自己的作战策略，那就是每个周末都上厂长家去，也不拿礼物了，到了厂长家就不走，和厂长谈心，有的时候，甚至撇下厂长，几个母亲自己聊起来。厂长既不敢赶母亲她们走，可是母亲她们这样老呆在他家里，他的家人也受不了。其实厂长对母亲她们的心思非行明白，几个回合之后，就答应把大姐她们几个调到化验室工作。结果在纺纱车间工作了五年之后，大姐最终苦海脱身，从车间里出来了。虽然化验室紧挨着车间，但是机器的轰鸣声已经远离，空气中也没有了令人讨厌的花毛，而且还有空调，夏天再也不会张痱子了。更重要的是再也不用走来走去了，每天上班只要去车间采两次样检验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值夜班，还可以睡上一觉，那时大姐真的感觉自己像从地狱到了天堂。
21 我的家 （7）
从十八岁进车间，到二十三岁调到化验室，大姐度过了她人生中最身心疲惫的五年，连个人问题也耽搁了，好在二十三岁也不老，仍有大把的机会。自从找对象这件事被排上了议事日程之后，大姐就开始走马灯似的和各种介绍人以及男孩子见面，我记得最密的时候，一个星期要见上三，四个。但是好事多磨，如此密集的介绍，也没有促成大姐的婚事，因为她的问题比较复杂。那时大姐的条件正处于不上不下的境地，企业里的工人她当然是不愿找，而机关里的，又会顾虑大姐是在国棉厂工作，而且还要到三班，如果没有十足地把握能把大姐从国棉厂调出来，也不愿意给自己找这个麻烦。那时大姐很苗条，外号叫巴黎美女，因为她总是喜欢留着金羽西头，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非常迷人，她也知道自己的美丽，所以总想找一个才色双全的男朋友，但这样的理想又谈何容易实现？转眼大姐二十五岁了，这一年，她做了此生最浪漫的一件事，和一个比自己小五岁的男孩子恋爱了。
他们是通过二姐认识的，当时那个男孩子在一家大酒店做门童，既然是门童，肯定外形要不错。我那时还小，没有什么审美观念，所以说不上他到底英俊与否。我只记得他个子高高的，应该有一米八左右，皮肤非常的白，头发黄黄的，好像烫过，蓬得高高的，看起来有点像个外国人。他给人的感觉很忧郁，不太爱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有一个相对于当时的条件来说非常奢侈的习惯，就是天天洗头。或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头发蓬松的时候比较好看，而那时还不太流行吹风机，所以能让头发蓬松的唯一方式就是天天洗。他父母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青海支边，是由奶奶一手抚养大的，老人的精力有限，也就能让他穿得暖，吃得饱而已，他的忧郁或许就源自于这种孤独而特殊的成长过程。我不懂他和大姐为什么会在一起，因为两人的性格和脾气似乎很不匹配。但有一点我想应该是不会错的，那就是大姐的贤良和成熟让他觉得很温暖，在他们恋爱期间，大姐一直扮演着母亲，姐姐和女朋友的多重角色。而大姐被他吸引，最初肯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