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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女子突然跑过了正对楼梯口的一间大客厅。
“站住！”我对她吼道。“你——站住！”
但她没有站住——她直接从客厅里一扇打开的窗户口跳了出去。我听到了她的惨叫，然后就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她摔死的样子真是令人作呕。
终于，我听到有人喊道，“安全。这里已经安全了！各楼层安全！”
可没有杰弗里·谢弗的消息，一点都没有“鼬鼠”的消息。
《伦敦桥》第50章
目标建筑里到处是人质解救队和纽约市特警队的队员。楼里的地板上满是破碎的门窗碎片。“闯入然后大喊”的行动到此结束，不过在我看来，这个突袭计划进展得相当不错。只是没有抓住谢弗。那个混蛋跑哪儿去了？就像前几次一样，他又一次从我眼皮底下溜走了。
那个跳出顶楼窗户的女人已经死了。要知道，不管是谁，脑袋冲下从三楼跳到人行道上，都会是这个下场。我边挤过顶楼的人群，边向参与行动的人质解救队队员表示祝贺；他们也向我表示祝贺。
我在楼梯上见到了迈克？安斯利。“华盛顿方面要你参与审讯，”他告诉我，看上去他不太高兴。“一共有6个人。你想怎么处置？”
“谢弗呢？”我问安斯利，“有他的消息吗？”
“他们说他不在这儿。我不敢肯定。我们还在找他。”
我不由感到一阵沮丧，但我克服了这种沮丧。我走进一个半公寓式的工作间。木制地板上散布着一些睡袋和几块脏兮兮的垫子。5名男子和1名女子坐在一起，他们的双手就像战犯一样被铐了起来——在我看来，他们就是战犯。
起初，我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
然后，我指着一个面相最年轻的男子：又矮又瘦，戴着金边眼镜，胡子拉渣。“他，”我边说边往屋外走去，“我要那个人。把他带出来！”
那个年轻人被从主客厅带到隔壁的小卧室后，我又看了一眼客厅里的囚犯。
我指着另一个长着黑色卷发和大胡子的年轻男子。“那个人，”我说；于是，他也被带了出来。没有任何解释。
然后，有人向我介绍了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翻译，他叫瓦西德，会说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普什通语。我们一起进了隔壁的卧室。
“他可能是沙特人，他们可能都是，”翻译边走边告诉我。不管那个瘦小的年轻男子来自哪里，反正他看起来非常紧张。有时候，伊斯兰恐怖分子宁可去死，也不愿被捕，接受“恶魔”的审问。这是我对此的比喻：我就是那个恶魔。
我示意翻译跟那个恐怖分子聊聊他的家乡以及他在纽约这个魔窟的困难生活。我希望他能明白，我是个很好的人，而且是为数不多的联邦调查局的非恶魔特工之一。“告诉他，我看过《可兰经》。那是本精彩的书。”
与此同时，我坐了下来，试着模仿揣摩这个恐怖分子的动作。他向前躬着身坐在椅子上。我也一样。如果我能成为他相信的第一个美国人，也许慢慢地，他会透露出什么。
起初，这法子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他回答了几个关于他老家的问题；他坚持说他来美国时用的是学生护照，但我知道他根本就没有护照。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纽约任何一所大学的校址，更别说纽约大学了。
最后，我站起来，气愤地大踏步走了出去。我去看了第二个嫌疑犯，重复了刚才进行的这个程序。
然后，我又回到这个瘦小子面前。我把怀里的一堆报告扔到他面前的地上。文件落地时的声音着实吓了他一跳。
“告诉他，他在撒谎！”我大声对翻译说道，“告诉他，我相信他。告诉他，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人不全是笨蛋，虽然他可能听过这种说法。不停地跟他说话。最好是大喊大叫。除非他有情报给我们，不然他不许开口。然后，不管他说什么，都对他大喊大叫。告诉他，他快死了，而且我们会在沙特找到他们全家人！”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不停地来往于两个房间。我学过多年的心理学，所以很擅于读懂他人的心思，特别是在对方心绪混乱的情况下。我又挑选了第三名恐怖分子，把唯一的那名女犯人也拖进了这潭浑水。每次只要我离开一个房间，中情局的官员马上就去追问里面的囚犯。没有折磨，只有接连不断的审问。
在匡恩提科联邦调查局训练基地受训时，他们把审讯的原则称为RPM：R即阐述，P即影射，M即最小化。我的阐述就像是个疯子：“你是个好人，艾哈麦德。你的信仰是正确的。我也希望自己能拥有你那样的坚定信仰。”我向他们影射责备：“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个年轻人。美国政府有时是有些邪恶。有时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受到惩罚。”我把后果最小化：“到目前为止，你还没在美国犯下任何实际罪行。我们脆弱的法律和司法体系会保护你。”然后，我再谈到正事：“告诉我那个英国人的情况。我们知道他叫杰弗里·谢弗。他的绰号是‘鼬鼠’。他昨天来过这里。我们有录像、照片和录音。我们知道他来过。他现在在哪儿？他才是我们想要抓的人。”
我不停地重复着我的方法：“那个英国人想让你干什么？他是个罪人，可你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这些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们只需要帮我们填上一些空白。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然后，我又重复那些关于“野狼”的同样问题。
然而，这些办法对这些恐怖分子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起到作用，就连那些年轻的恐怖分子也是如此。他们很顽固；受过训练，经验丰富；聪明，而且很显然，动机很明确。
为什么不呢？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
PartC “野狼”出现
《伦敦桥》第51章
我挑选的第4名恐怖分子是个年纪较大、满面红光、胡子茂密、牙齿雪白的男子。他用英语告诉我，他在伯克利和牛津上过大学，语气中颇有一丝自得。
“生物化学和电子工程。是不是吓着你了？”他叫艾哈麦德？艾尔马苏里，国土安全部黑名单上的第8号人物。
他很愿意谈谈杰弗里·谢弗。
“对，那个英国人来过。你说的当然没错。录像和录音通常不会撒谎。他说有重要的事想跟我们谈谈。”
“那他说了吗？”
艾尔马苏里深深地皱起眉头，“不，没说。我们以为他是你们的人。”
“那他来这儿干什么？”我问，“既然你们不相信他，为什么还同意见他？”
艾尔马苏里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好奇。他说他能弄到战术核爆炸装置。”
我大吃一惊，心跳开始加速。纽约地区有核装置？“他有那种武器？”
“我们答应跟他谈谈。我们认为他所谓的核装置指的是手提箱式核炸弹。袖珍核武器。虽然不容易搞到手，但也不是不可能。你可能知道，前苏联曾在冷战时期生产过这玩意儿，但没人知道他们到底生产了多少，也没人知道它们现在都在哪儿。这两年，俄罗斯黑手党一直想把它们卖掉，所以就有了一些传言。其实，我并不知情，我来这儿是当教授的。是来找工作的。”
我只觉浑身一阵颤栗。与常规武器不同，手提箱式核武器的设计就是要在地面爆炸。它们的大小跟一只大号花瓶差不多，而且可以由步兵直接操作。
它们可能会被藏在任何地方，或是由人随身携带着走在纽约、华盛顿、伦敦和法兰克福的大街上。
“那他能弄到这种手提箱式核武器吗？”我追问道。
他耸耸肩说：“我们只是学生和老师。说实话，我们为什么要关心核武器的事情？”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图了——为他自己和他的人讨价还价。
“为什么你的一个学生会跳窗自杀？”我问。
艾尔—马苏里痛苦地眯起眼睛。“她一到纽约就觉得很害怕。她是个孤儿，父母都死在你们美国人发动的不公平战争中。”
我慢慢地点点头，表示我能够理解，并且对此表示同情。“好了，你们还没在这里犯过任何罪行。我们已经监视了你们几个星期。谢弗上校真的能弄到核武器吗？”我又问了一遍，“我需要你回答这个问题。这对你和你的手下都很重要。你明白吗？”
“我想也是。你是说如果我们合作的话，我们就会被驱逐出境？遣返回家？因为我们没有犯下实质性罪行？”马苏里问道。他想把条件谈妥。
我直接提出反驳，“你们中有些人曾经犯下过严重的罪行。谋杀。其他人会接受讯问，然后会被遣返回去。”
他点了点头。“好吧。我不认为谢弗先生手头上有战术核武器。你刚才说你们一直在监视我们。没准儿他也知道这点？你们觉得这有道理吗？会不会是你们上当了？我不想假装明白这件事。但我坐在这里跟你聊天时，我的脑子里出现的就是这些想法。”
不幸的是，这话让他言中了。这也正是我所害怕的事。一个陷阱，一次考验。这正是“野狼”的办事风格。
“谢弗是怎么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走的？”我问。
“楼里的地下室可以通到南边的一栋建筑。谢弗上校知道这一点。他好像知道我们的很多事。”
我在上午九点离开了那栋小楼。我只觉得筋疲力尽，哪怕倒下来躺在某个巷子里都能睡着。疑犯很快就会被送走，整个地区还处于封锁状态，包括霍兰隧道，因为我们害怕这是一个主要袭击目标，害怕它会突然爆炸。
这一切都是考验和陷阱吗？
《伦敦桥》第52章
这一天的古怪事还没有结束。
附近的居民都聚集到这栋小楼的四周，所以我只好挤过人群，钻进汽车，有人叫住了我，“克罗斯博士！”
克罗斯博士？谁在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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