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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我们也在同一个收容所生活。回日本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也有所
接触。”
“那么，我现在按顺序问一些问题。证人是什么时候应征入伍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原籍奈良市应征入伍，同年十月开到中国东北地区，
在那里整整呆了四年，一直到战争结束。”
“证人和被告是同时应征，在问一个连队吧？”
“是的……”
“部队驻扎在哪里？”
“在这四年当中，驻地经常变动，尤其随着太平洋战争南线战局恶化，在中
国东北的关东军，全都动员起来了。”
“说得简单明瞭，很好。战争结束时驻扎在哪里？”
“当时驻扎在北满的满洲里二百公里后方的虎铁山，那里可以说是国境一旦
发生战斗，马上可以前往救援的二线部队的基地。那个地方一般人都不大知道，
但却集中了大量的武器、被服、粮食等物资。”
“那么，苏联军队开始入侵的时候情况怎样？”
“当时，我们当然以为要开到第一线去救援。但是，关东军首脑部的方针，
已经达到混乱昏迷的极点，不能及时下达果断的命令。我记得在战斗开始后的第
二天，接到了退却的命令，并叫尽量把物资运走，剩下的全部烧掉。在我们按照
命令行动中，于八月十五日战争宣告结束，向苏军投降了。记得是十八日，我们
纳入了苏军指挥之下。”
“当时证人是什么军衔？”
“是陆军步兵上等兵，眼看就要升兵长①了。”
“被告呢？”
“他是二等兵。”
“同一个时期入伍，同样年龄的两个人，为什么差那么多呢？是证人晋级晋
的特别快吗？”
“当然，若是干部候补生考试合格的话，另当则论。不过我的晋级情况，也
不过是比一般的人稍微快一点罢了。”
“就是说，一般的成绩也能当上上等兵啦。”
“是的。”
“那么说，被告在这四年当中，就是到最后，连一等兵也没当上，至少可以
说他在部队的成绩在一般水平以下啦？”
“客观地说来，是这样。”
“被告即使没被提到军法会议上去，在连队内部受过处罚吗？”
“以侮辱长官的理由，他受过三次禁闭处分。但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的，详细情况我也记不得了。”
“莫不是被告在部队有什么危险思想吗？”
“你知道，部队这种地方，往往非常简单地给一个事物下结论。因为他是新
剧演员，在入伍的时候就被人怀疑有赤色问题，从而受到了监视。在他受禁闭处
分的时候，长官的头脑中不能说对他没有某种程度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但我认为，
至少在部队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左倾思想。”
“那么，被告的成绩不好，并非来自思想问题，而是来自他性格的原因罗？”
今野荒树稍事踌躇，歪着脑瓜沉思片刻以后，开口说道：“军队这种地方，
是一个与一般生活、一般社会隔绝开来的独立世界。他的行动，在一般社会的一
般情况下，是不成为问题的。我不认为他当时的性格有什么特别或者不好的地方，
但是，在上级军官的眼里，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好啦，战争结束以后，你们在哪里的收容所来着？”
“在贝加尔湖以东约五十公里的顿巴斯收容所来着。”
“在那里大约呆了几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国的，他比我早一步，是五月被遣返回来
的。”
“有先有后，是为什么呢？”
“我想是因为船只关系或别的原因。我们囚犯是不允许对苏方的事情加以议
论的。”
“听况在那里要‘洗脑子’，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那么回事吗？”
“有的。”
“被告在那种教育中成绩怎样？”
“他好象比我们进步得多，记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数得着的好成绩。”
“是因为以前他就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到兴趣、产生了共鸣，所以进步才快
吗？”
“这方面的情况，我可一点也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
到日本，所以简直就象背诵军人敕谕那样拼命地背诵共产主义纲领——虽然现在
全都忘掉了。”
“那么，被告比证人先回到日本，是因为作为共产主义战士而特别把他挑选
出来的吗？
”
“当时好象也有这种说法，但那是苏联方面的秘密，事情究竟如何我也无从
知晓。”
“他在收容所里的生活态度，和在部队时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当时大家都显得意气消沉，而他却依然如故，不，好象反而比过去更加意
气风发起来。”
“可是，收容所的环境和物质条件不是比部队恶劣得多吗？”
“那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被告反而振奋起来的原因当然是来自精神方面啦。能不能说是因为
被告对苏联人宣传的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共鸣呢？”
“我想……是这样。”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回国以后的情况。证人回国以后做的什么工作？”
“最初身体实在弱得很，在老家静养了大约半年。但也不能总是那样晃来晃
去的。一九四九年找了个门路来到了东京。工作换了好几个公司，一九五三年到
现在的公司工作，一直到目前。”
“在这期间，证人和被告有过联系吗？”
“一九五〇年年底的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见了他，两人在附近的小酒馆喝
了点酒，这是重新交往的开端。”
“当时被告又回到原来剧团的事情，向你公开了吗？”
“是的，他对我说了。”
“以后都有什么交往呢？”
“因为我忙于为生活而奔波，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和他见面。无非是新年到
了互相寄张贺年片，盛夏来了互相写封问候信，工作变动时互相函告一下等，总
之，都不过是一些礼节性的没有什么内容的书信往返而己。”
“这么说来，被告重新在证人面前出现，是一九五四年以后的事罗？”
“准确日子说不上来了，记得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前后，他向公司给我来电
话说好久不见了，约我喝一杯。我也没有意见，就答应了。于是在新宿见了面。”
“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告第一次把他退出了剧团的事情告诉了证人吗？”
“是的。”
“当时他说他在做什么工作呢？”
“他说在一个服装公司帮忙。”
“新剧和服装公司，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他这种转业，当然谁都会产生
疑问。你没有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吗？”
“当然谈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消沉地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在新剧界竞争
太激烈了，简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从参军到去西伯利亚，造成了比别人多几倍
的空白时间，这太糟糕了。我已是新剧界的败兵，只好另谋出路了。’我虽然对
新剧界的情况不甚了解，从一般社会常识来类推，我觉得他的话是有道理的。在
要求特殊才能的世界上，当一个人才能枯竭的时候，要么没落下去，要么逃避开
来，二开必居其一。”
“明白了。当时被告托你办过什么事情吗？”
“他托我替他推销过女用裤叉。当时我们公司经营很多种类的商品，价钱合
适的话，我想是是可以帮忙的。但一深淡，条件不合适。友情归友情，工作归工
作，我明确地拒绝了他。”
“被告还说什么来着？”
“他说有一台电视机，问我买不买。在当时，电视还不象现在这样普及，工
厂刚刚开始大量生产，一吋要一万元以上，可是他十七吋的电视机只要我八万元，
我也觉得很合算。”
“被告说是他自己的东西吗？”
“是的。他说他的朋友开了个电视机公司，从美国进口配件自己组装，这台
就是那里的产品。”
“当时被告的穿着怎样？”
“可以说是衣衫褴褛，虽说没有老婆，可衣衫也太脏了。我当时善意地想，
人的一生，总是有沉有浮，他若是一直在剧团工作，也不会把电视机卖掉的。”
“你把电视机买下了吧？质量很好吗？”
“当然，后来技术不断进步，出现了各种优质产品。可是象我这样的家庭，
现在还在用那台电视机，可见质量是不错的。”
“关于这台电视机，什么问题也没有吗？”
“东西是不错，可是话说来有点奇怪。最初说东西在他家里，后来又说从北
千住的组装工厂用出租汽车运来一台新的，又追加了大约有一千元的车费。”
“被告说过为什么他要卖掉自己的电视机吗？”
“他说是为了筹措去北海道的路费，我也同情他，想助他一臂之力。”
“他要到北海道干什么去呢？”
“他醉醺醺地说，卖女人穿的内衣和裤叉总不是男子汉的终身事业，眼下为
了吃饭不得已才干这种营生。又说不久就要搞出点名堂来给我瞧瞧。我向他说：
‘那太好了，有具体的计划吗？’他说要开采北海道的大理石矿山。”
“新剧，服装，大理石，简直是挨不上边儿，证人听了这话不觉得奇怪吗？”
“我听了是很吃惊。说实在的，当时他连一壶酒钱都没有，却扬言一年以后
就能坐上自用小轿车，叫人听了不吃惊才怪呢！”
“开矿这营生，能赚那么大钱吗？”
“俗话就有‘山师’②这种说法。当然，要是现代化组织的大企业，另当别
论，以个人的力量经营这种事业，简直是去冒险，不是变成百万富翁，就得沦为
乞丐。”
“关于矿山的事，他对证人讲了些什么呢？”
“他说矿山在北海道的日高地区，埋藏量有儿亿吨，并且拿出剪下的报纸给
我看。矿山看来是确实存在的，但矿脉的情况如何，值不值得开采，却是另外一
回事。到底能不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