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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文件的保险柜有警报吗？”
“当然有！这是起码知识。”
他们一问一答。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门总是留着缝隙，斯达知道克格勃在暗中监视，监听着。
“能给我一点好酒喝吗？”巴甫托夫给斯达取出一瓶白兰地。
为了不上当，巴甫托夫要求斯达书写一些情况。
“这是500美元，就算你的第一笔活动经费。”巴甫托夫给斯达一个装钱的信封，并打开一张地图，还交待了一些密语。
斯达心中一阵高兴，苏联人上当了。
“记住！再过一个月，我们在弗吉尼亚州安多尔商业中心后门口会面。”
巴甫托夫告知斯达相约的要求。
分手后，斯达整天在恐惧孤独中度过，有时电话铃响了，也要心惊肉跳，他急切地等待着会面一天的到来。
1月18日，在随后又变动了的商业中心后门一个电话亭旁，斯达来回走动，但就是没有看到巴甫托夫的影子。
“下周一在同一地点会面。”
当天夜里，斯达在自己的家门内收到这样一张纸条。
过了七天，也就是1月25日，在上周约等的同一个电话亭旁，电话铃响了。
“记住！30分钟后，在距马里兰20里外的一家干洗店会面。”
“马里兰，干洗店……”斯达嘴里默念着，这时空中飘起了雪花。
斯达驾着汽车消失在风雪中。
在干洗店门口，斯达的双手都要冻麻了，他紧握着拳头来回走动……
“你好！斯达先生！”
突然背后有人叫他。斯达在夜色中看清那人正是巴甫托夫，他是装作慢跑锻炼者来到斯达身边的。
斯达随着巴甫托夫来到一座小桥边。黑暗中，巴甫托夫交给斯达一个可口可乐罐子，里面装有5800美元和下一步行动的指令。
克格勃总部指示斯达，要他尽快偷拍“星球大战”防御计划———航天器载激光跟踪系统。
4、一下子就打开了保险柜
为使苏联谍报机关感到令世人为之瞩目的“星球大战”计划也不是随意就能得到的，斯达面带难色地对巴甫托夫说道：“我已秘密偷到保险柜的钥匙，而且重新配了一把，可就是不知道号码，希望你们能找人帮帮忙。”
巴甫托夫为难了，几天没有消息。
其实，巴甫托夫在暗中积极活动，又是请示，又是想方案，因为“星球大战”的绝密资料诱惑力太强了。
一天，巴甫托夫突然来找斯达，决定派一名高手，帮助斯达获取保险柜密码。巴甫托夫物色的是一个爱尔兰人，他是个惯偷，多次犯罪，他扬言有把握打开保险柜。
斯达对这个爱尔兰人仔细地描述了保险柜情况，并把钥匙交给他看。
“事成之后，一定重赏！”巴甫托夫在一旁打气说道。
这天晚上，斯达利用工作之便将化装成河畔研究所工人的爱尔兰人带进所内。
不知为什么，当爱尔兰人看到这里有不少警察，又有一道防盗门时，突然后怕了。
在保险柜旁，爱尔兰人的手哆嗦起来，他惊恐地望着斯达说道：“我可能打不开。”
“这怎么行！”斯达严厉地说道，“你不是早就保证过了，还是试试吧！”
1个多小时过去了。爱尔兰人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打不开，当晚只好算了。
第二天晚上，巴甫托夫找到那个爱尔兰人，并给他吃了些特效镇静剂，要他和斯达再次潜入研究所。也许是斯达在密码锁上做了手脚，这次爱尔兰人一下子就打开了保险柜。他们很快偷偷拍摄了“星球大战”有关绝密资料。
4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斯达按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丢下一个袋子，里面装的是“星球大战计划”一部分胶卷。半小时后，巴甫托夫在现场巡视了三次，但没有下车。
埋伏在沟渠、树丛里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在那里等了一夜，下半夜风雪交加，他们也没敢走开。
次日凌晨，睡梦中的斯达被电话铃声惊醒，一个陌生人在电话中说道：“出了点问题，今晚在同样的地点、时间会面。”
第二天夜里，一辆蓝色的克里斯乐小轿车在约定地点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一位身材矮胖，身着风衣的男子，他看四下无人，便走进了草丛，拾起一个垃圾袋。
“住手！”突然，一声大喊，七八个联邦调查局的武装特工冲了出来，车灯和手电光一起亮了起来。
“先生！你因从事间谍活动被逮捕了。”“你们是什么人？我抗议！我这是迷了路才走进草丛的。”
“你身旁的垃圾袋怎么解释？！”
联邦调查局一位官员从来客身上搜出了证件，上面写着———苏联使馆高级武官叶甫盖尼·巴姆扬捷夫中校。
那个老谋深算的巴甫托夫从此再也没有在苏联使馆里露面。
5、铁青着脸下了一道命令
四年过去了。
“局长，我们刚刚得到消息，有人从加利福尼亚劳伦斯———利弗莫尔激光武器实验室调走了数目不详的实验资料……”
“什么？！有人偷走了星球大战的核心机密。”
这是1986年盛夏的凌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在接到他的下属密报的情况后，再也睡不着了。他忙起身披着睡袍伫立在落地窗前，思绪沉重。
“要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尽快斩断这只黑手！”
当天上午，凯西铁青着脸下了一道命令，要全力以赴，查出“星球大战计划”的窃密者。
“星球大战计划”的核心是在太空用激光武器击毁敌方的核导弹，加州的劳伦斯———利弗莫尔激光武器实验室，担负着太空激光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它的进展，关系着耗资18000亿的“星球大战计划”的成败。可是现在，好不容易获得的实验资料遭到空前的劫难。
1986年的秋天，联邦德国西柏林市。
两名德国青年，急匆匆来到苏联在柏林开办的一家电器公司。
这两位青年人，一个叫彭超，他原名海因茨·赫滕，年仅17岁，还是一个学生；另一位长得粗壮的同伴叫彼德罗，他的原名叫彼德·克劳斯，他看上去30岁出头，他们两个形影不离，是那种混迹赌场的打手式人物。
这时，彼德罗提着一只褐色密码锁公文箱，两人护卫着秘密闯进这家苏联人办的公司。
接待他们的是谢尔盖先生。
三人在秘密交谈了片刻后，谢尔盖和彭超、彼德罗分开行走，来到了坐落在东柏林莱比锡大街61号的玛塔·诺维克公司办公大楼。
“先生！你们请到这边来坐。”
一位女秘书把他俩带到了办公室边上的沙发。
“欢迎远道来的朋友！”谢尔盖从里边办公室走出后，向两位来客作了自我介绍，“我是苏联贸易委员会的随员，彼德罗叫我谢尔盖，关于你们的情况我已听说不少，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好朋友啦！”
“很好！谢尔盖先生。”
“朋友们，这次你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谢尔盖把话题引向深入。
“就是这些东西，你们会很感兴趣的。”
彼德罗边说边打开密码锁公文箱，取出磁盘、磁带和记录纸条，全都摆在谢尔盖面前。
“这些东西全有用吗？”谢尔盖有点疑问。
“全是价值连城的珍宝啊！”彼德罗耸了耸肩向谢尔盖解释道，“这是适用于美国数字设备公司的VAX系列大型计算机的数据保险程序，即所谓国家安全系统……”
6、不知不觉中上了间谍之船
彼德罗放慢语气，用一种挺神秘的口气介绍放在桌子上的东西：“在这些寻常的数据情报中，有不少‘原始密码’，其中有的是珍贵的，还未破译过的计算机原始程序；还有西方数据处理网中成百上千个计算机联络数据，9000个自动使用有关计算机的暗语，主要是美国科技界和军界通信系统中使用的暗语。”
这些数据情报的重要性，当时还鲜为人知，直到一年后，人们才知道它与“星球大战”计划的某些数据有关。
“我们会核实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以后会派大用处的；不过，以后你们要搜集其他情报，最好事前和我们商量一下。”
谢尔盖一边说一边把一个公文箱放在桌子上，他接着说道：“先给你们3万马克吧，作为报酬，以后会继续给你们提供经费。”
彼德罗、彭超一边点头一边在谢尔盖放在桌子上的表格上签字，领经费签字是谍报机关的规定。
彼德罗记下了两个紧急时使用的电话号码，然后把谢尔盖交给他的钞票放进口袋里。
谢尔盖与彭超、彼德罗握手道别，他告知他俩：“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规定一个接头暗语，如果你们打电话来，别人接到后问你们有什么事，你们只能说为‘平均主义者’工作，切记‘平均主义者’。”
表面上看，谢尔盖心里很平静，实际上他比谁都清楚彭超、彼德罗提供这些数据情报的价值：它们能打开西方几个最重要的计算中心，尤其是慕尼黑根拉德电子企业VAX计算机，法国汤姆逊跨国公司和菲利浦康乐恩的计算机，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以及设在加州的劳伦斯—利弗莫尔激光武器实验室的计算机。也就是说，运用这些情报和数据，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核心机密。
在彭超、彼德罗面前出现的谢尔盖，实际上是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的克格勃少校情报官，他对那些情报数据的价值比一般人清楚得多。
谢尔盖这位化名的谍报人员背后所做的一切彭超是不知道的，而彭超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上了间谍之船。
被人们称誉为“柏林间谍小天才”的彭超，14岁那年买了一架性能并不先进的家用计算机，从此他迷恋上了它。由于他整天沉浸在计算机世界里，同学们称他为“计算机奇才”。上高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