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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器材对面的角落里放着一张单人床。她走到那里，扶正墙上挂着的耶稣受难像，然后对它屈膝致礼。这幅木质耶稣像是神父将她从科西嘉孤儿院接出来后给她的，成了她房间朴素白墙上惟一的装饰。
接下来，她的目光扫过书柜。最上面一层只有一本书：《圣经》。下面一层是六盒录音磁带，还有一只随身听。五盒磁带上贴有某种语言的标签，而第六盒上的标志却是“声音训练”。最下面一层有很多激光光盘。所有东西都放在指定的位置上。
她的目光转向右边，看到窗户、一张简朴的木桌和椅子。桌上整齐地放着一台便携式电脑和一只电话机。电脑和电话机都和后面白墙上的电话线插座相联。此外，桌上还有一只手表，一本薄薄的马尼拉纸文件夹。桌旁的地板上整齐地码着一堆类似的、褪了色的丈件夹，至少有六十个。所有这些文件夹都被剪去一角，就像过期护照一样，只有最上面一本除外。这本和桌上的一本没有标签，也没有剪角。正是这最上面的一本文件夹吸引了她的目光，惹得她叹了口气。
然后，她转过身去，目光迅速扫过简朴的小厨房，掠过相邻的卫生间门，落在公寓门上。她仔细检查了钢门的所有四只锁，然后走到门边大橡木柜前。
她打开柜门，这时可以看出柜子同时起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作用。左手边用作挂衣橱。一排男式服装整齐地与一排女式衣裙并排挂着。衣服的上面是一排精致的由真发制成的假发套——有短发，有长发。地板上，六双同样尺码的男鞋和女鞋整齐地排列着。
但是她真正用心检查的是柜子的右手边。这边的主要功能是工具架，就像许多郊区住户的车库墙壁上可以看到的那种。但是这里的工具不是用来干那些“自己动手”的活，也不是干花园里的活的。
最上面一排，三把刀挂在特制的钉子上。从左到右刀子的尺寸由小变大，仿佛是博物馆陈列的展品。刀子虽然干净，完好无损，但是刀柄的磨损却证明它们是经常使用的。这三把刀的右边是一把阔头弯刀，尼泊尔廓尔喀士兵使用的传统弯刀。她依次抚摸这些刀，摸到锐利的刀锋时，她内心感到一阵阵兴奋的震颤。
弯刀的下面是致命武器双节棍：两截木棍，每根长一英尺，由铁链相连接。两根淡色木棍的顶头都漆成浓浓的血红色。与双节棍挂在同一根钉子上的还有一根勒杀绳，挂在那里就像一根被丢弃的领带。再下面是三枝枪：一把硅酸盐九毫米口径半自动格洛克手枪，可以躲过金属探测仪；一把SIG飒乌尔手枪；还有一枝海克勒科克冲锋枪。最下面，横放在特制的枪盒里的是一枝高精密度远程狙击步枪，还有一枝泵式猎枪。枪支之间是贴着整齐标签的抽屉、架子，装满了零配件和弹药。
玛利亚动情地抚摸着这些宝贝，擦去海克勒科克冲锋枪管上一块脏斑，把SIG手枪下面的杂志剪页摆正。
所有一切都秩序正常，她感到很满意。于是放轻脚步走过房间，回到卫生间。她打开淋浴龙头，站在温暖的、源源不断的水流下面，拿起一块肥皂，在身上擦着，直擦得皮肤发红。她仍然用同一块肥皂擦洗剃光的头，抖掉刺激眼睛的泡沫。肌肉放松后她感到一阵愤怒和羞耻。她又想起了那位科学家，那位自从斯德哥尔摩事件起一直让她心神不宁的人。
这是她第一次失手，而且偏偏发生在她眼中最危险的目标身上，她感到这是对自己的讽刺。所有其他的目标都是不折不扣的魔鬼：武器贩子，摄制黄色电影的人，在电视上骗人的传道人，为私利而歪曲法律的律师，还有一些大毒枭。这些人邪恶的面目容易认清，因而也容易消灭。她刚刚从神父手中接过有关汤姆·卡特博士详细资料的文件夹，就意识到这一位与其他目标不同。他的罪恶比起那些被她处决的人来更大、更阴险。而社会却认为他那亵渎神灵的遗传学是有益的。社会甚至把他看做救世者而嘉奖他。玛利亚觉得世界上最邪恶的就是那种打着正义旗号，轻松地欺骗世人的人。
玛利亚感到内心的愤怒越来越强烈。她是复仇女神，她不会失手。她特地选择卡特博士最荣耀的那天晚上，在最能引起公众注意的地方下手，目的是为了向世人表明他的所谓成就是徒劳无益的。她意图使那次行为成为一次外科手术式的袭击，干净利落，在那位无神论者还没倒地之前她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想到他的同事将他一把推开，而他的妻子成了替死鬼。
她使劲地在皮肤上擦肥皂。她应该先解决了他的同事杰克·尼科尔斯。这个人在联邦调查局时就是一位英雄。当年正是特工人员杰克·尼科尔斯抓到了系列杀人犯“快乐山姆”。这个杀手每次杀人后都要切掉被害人的嘴角，为的是“让他们微笑”，“让他们找到快乐”。这些情况她都了解。他脸上月牙形的疤痕她看得清清楚楚。这块伤疤是杰克·尼科尔斯抓住杀手，拧断他的脖子之前被杀手刺伤留下的。真不应该，她应当估计到这位前特工完全可能帮助他的朋友。真是欠专业水平。不可饶恕。
玛利亚关掉淋浴，从毛巾架上拿起一条粗毛巾，将身体大概擦干。之后她一边擦着身子一边走到桌前，拿起马尼拉纸文件夹。她打开文件夹，瞥了一眼下一次“正义刺杀”目标的照片。
她的手伸向地板上那堆相似的文件夹，除了一个以外，其余所有的都剪了角。每次行动都大功告成，只有一个例外。她拿起最上面未剪角的文件夹。打开文件夹，她盯住汤姆·卡特的照片：她惟一的一次失败。照片上倔强浓密的黑发下那双锐利的蓝眼睛似乎也在盯着她。坚强的下颌赋予他长长的脸一丝倔强的性格，这使她更加下定决心要阻止他。她极其强烈地希望能够完成已开始的行动，然而她知道目前还没有得到批准。尽管如此，她至少能去见一见卡特博士，让他知道对他的惩罚只不过是被推迟，而不是取消了。她看了一下电话旁的手表，确定一下时间。她必须赶紧动身，否则会赶不上协和航空公司的航班。
她很不情愿地将卡特博士的材料放回去。重看这些材料再次搅起她心中的焦虑，她的手指开始掐大腿上新留下的青紫伤疤。她一边回想伯纳德修士和神父获悉她的失手之后她所感到的屈辱，一边更使劲地掐着。复仇者的第一次失手。伯纳德修士将她好一顿训斥。
她转过身，再次走到耶稣像跟前，跪了下去。她迅速做完了十分简单的祈祷：下个月完成曼哈顿的正义刺杀之后，神父能再给她一个机会干掉那科学家。
第四章
波士顿 比肯山
第二天早晨汤姆·卡特醒得很早。他伸手去摸大床另一边的奥利维亚。然而，他摸到的只是凉冰冰的空被窝。这时他才记起妻子已经不在了。自从枪击事件发生以来，每天早晨都是如此。有时他想是否一辈子都会这样。他睁开惺忪的睡眼，看到床头柜上的钟闪着上午五点三十分。这时，他的心又被第二个可怕的担忧刺痛了。
一年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五十二个星期？三百六十五天？八千七百六十小时？不管用哪种方法计算都不能使一年的时间变得长些。一年的时间太短了，但是按照丹的预测，霍利只有一年时间——还是最乐观的估计。如果找不到治疗方法，她能再过一个生日就算很幸运了。
丹告诉他霍利的发病时间时，他几乎感到一种奇怪的解脱。期限太短，他确实无能为力。他有足够的理由放弃寻找治疗方法；他只需集中精力协助找到谋杀奥利维亚的凶手，同时保证霍利最后的日子尽可能过得快乐、无痛苦。然而，这决不是他处理事情的方式。他一向认为被动接受命运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他从床上坐起来，摇摇头，尽力理清头脑中纷乱的思绪和担忧。即使只是开始考虑应该怎么做才能帮助霍利，他也需要换个看问题的角度。在他看来，只有一种方法能提供这种新角度。在向他父亲和杰克透露这个消息之前，他必须和一个人好好谈一谈。在他感到疑惑、感到危机的时刻，此人总能耐心地倾听他的诉说。
汤姆拖着沉重的双腿下了床，走到隔壁的卫生间。浴缸旁边仍然整齐地排列着奥利维亚的洗发水和发胶瓶。这家里许多东西都是经奥利维亚的手安排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些瓶子在内，时时都令人想起她曾经存在过。但他现在还不忍心处理掉哪怕是极小的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他打开淋浴热水器，猛一阵冲洗让自己清醒过来，直冲得皮肤发红。他低头看着右腿膝盖上方那个难看的紫色伤疤。那位瑞典医生曾对他说，子弹只打中他的腿，造成轻微的肌肉损伤，他是幸运的。然而他心里每时每刻都希望那些打中奥利维亚的每一颗子弹都该打在他的身上。
冲完淋浴后他用毛巾擦干身子，打开与妻子合用的大衣橱。奥利维亚的衣服无意义地挂在衣钩上，仍散发着她的气息。他伸手在自己挂衣服的这边随便扯了一件穿上，然后拎起昨晚扔在地板上的那件带棉衬的加长皮夹克。
走到平台上，他在霍利的房间外面停下脚步，脑袋探进门去看看霍利。孩子蜷着身子熟睡着。他蹑足走到床边，亲亲她的前额。他仔细端详着她甜甜的小脸，感觉丹无情的预言好像是十分遥远的噩梦，甚至是荒唐的噩梦。假如他在霍利醒觉之前回不来，住在顶楼的管家玛西·凯利到时也该起床了。
为了不吵醒霍利，他轻手轻脚地走下仍然很暗的楼梯，不声不响地走出了家门。他是从后门出去的，因为他知道警察的车就停在屋前的小路边上，离大路只有几码。夜里下过雪了。他钻进梅塞得斯车，避开保护他的警察，悄悄地从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