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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法机构官员的幌子下，芭芭娜·苏立文得以出席了葬礼——或者至少她声称可以同保安力量在一起，占据了百威利·希尔长老会教堂前排的有利位置，有清楚的视角。她说高潮是看见肖恩·康耐妮的时候，不过，那里有足够的好莱坞名流在场，可以给各种报纸提供数月的话题。为这个重要的，压倒性的事件，媒介甚至搞了一个抽签仪式以决定到底哪些新闻工作者可获准进入教堂。任何摄影器材均不允许，但是，从过多的“内部”照片——铺满玫瑰的灵柩，哀掉的前任丈夫们（包括那位汽车大王）、孩子们、孙子们——看来，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大量被邀请来的送葬者在他们黑色葬礼包中都备有一架自动卷片机。
“我是一个历史见证人。”她宣称，一面忙着把她的黑灰色外套挂起来，查看电话留言信息，最后是往两个深蓝色、印有FBI盾形徽记的大杯子里倒入她著名的桂皮饮料。
“没有自作聪明的评论？”
在恰当的时候我将告诉她对简娜·玛森的依恋是一种病态，但是我还没有这份精力。我只是摇摇头。
“你怎么啦？”她问。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直觉得自己想要大声喊叫。”
我耸了耸肩。芭芭娜的蓝眼睛充满了关切。
“那是某种创伤。”
“这东西还没能来烦我。”
“噢到我这儿来，看看是谁射中你了？你应该同哈维·麦克金斯谈谈。”
“你又不是第一个提这种建议的人。”
“怎么样？”
“我不需要神经科医生。”
“那是帕蒂·麦考马克在《坏种》里的台词。”
她啜了一口咖啡。我对我那杯没什么兴趣。
“你游过泳吗？”
“没有。”
“至少还可以去游泳。”
“那可太费劲了，会让我下不了床。”我不为所动，“谢谢你的咖啡。”
芭芭娜大姐说：“这可不太好。”
“我会没事儿的。”
振作起精神，我继续处理那一堆银行劫案。我遇见了唐纳多的新拍档乔·波西塔鲁，他属于那种长方脸、短头发、膀大腰圆、雄心勃勃的小伙子，认为自己肩负着拯救这个世界的使命。我觉得我会妒忌的，但每一次他和唐纳多离开办公室我反而舒了一口气，直到最后唐纳多走到我办公桌前来使我无法不面对他。
“你这种行为就像是大学生中的卖俏者。”
“真是可笑，”我把他挤到一边，“对不起，我得去买一个芭比玩偶。”
他顽皮地用手指捉住我的脖梗，把我拖出边门，就好像我是一只扭动着的小狗。
但是当我们独自呆在回形楼梯井里时，玩笑便结束了。我们没有接吻，我们甚至没有靠拢到一起，事实上，我们在尽可能地站开，就好像阻隔我们的空气突然有了木星大气层的密度，穿也穿不透。
“我正在离开罗谢尔。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谈论这件事。”
“噢耶稣，麦克。”
“这对孩子们来说将会很糟，的确很糟。”
他拉起衣袖擦了擦眼睛。现在我的眼睛湿润了。
“别为了我这样做。”
“谁说这件事和你有关系？”
我退得更远，这样我的后背已经抵到了粗糙的煤渣砖墙上。
“我告诉过你，我不能。不管你有妻子或是没有。”
一阵奇怪的穿堂风从楼梯井里刮过，时不时发出呜咽之声。
“所以现在所进行的一切都只是——虚无。”
我痛苦地：“一点用也没有。”
“那么为什么？”
他问，但现在他已转移了目光，毫不相信我的狡辩。
“我不相信那会是可能的。”
“什么不可能？”他轻轻地笑了起来，“快乐？信任？世界的前途？什么？”
然后他只是沉默地看着我。
“抓住它。”他最后说。
我相信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任其自然。
“如果在你和罗谢尔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的过错，我真的感到抱歉。”
我匆忙地跑下楼梯。
酒鬼们和我都在北好莱坞圣莫尼卡大街的“繁荣”旧货店前排着长队。他们是为了度过一个长夜而花上3．95美元买上几品脱的杜松子酒。我则抱走了一口袋给克里斯多巴的塑料小军士，和给特瑞萨的芭比玩偶。真希望我的身体里能够起一种奇妙的化学变化，让我喜欢上酒并且喝个烂醉，我的胸口一直在痛，就好像是有人在里面埋了一支铁镐，我讨厌他们的陈词滥调，特别像结账处的那家伙（“你走好”、“谢谢”），眼泪毫无理由地就从眼里滚了出来。
在对付挡在我的车前，拍着车门的街头乞丐的纠缠时，我才把眼泪收了回去，似乎是为了把他们的腌攒气味挡在外边。发动了引擎，我把那一切全都抛在后边彻底了断。我想要在我见到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时我的样子看起来是欢快的，一个模范的角色，一个向他们展示这个社会中积极的一面，展示辛勤工作后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的人。
没有人应我的门，而门廊的门锁是破的，所以我直接从“气管”下走过上了铁梯。现在是晚上六点三十分，我希望古特瑞丝夫人正在家中准备丰盛的晚餐，从而不会再有人打电话给“儿童与家庭服务”。但是，当我接近房门时越来越强烈的打击乐声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我敲过门以后又结实地踢了几脚，门终于被对方打开了，是一个穿着夏威夷衬衫，叼着香烟、特胖的十几岁男孩。
“什么事儿啊？”他以命令的口吻说。
“我来找古特瑞丝夫人。”
“她不住在这儿。”
我一把推开他正想关上的门。
“你他妈的干什么？”
我向他出示了徽章：“FBI。我可以进来吗？”
还有五、六个男孩爬在地板上正在玩影碟游戏，周围都摆着烟，里面谁知道还掺和着什么东西。他们看着我，然后眼睛就不知道瞟在哪里，用西班牙语互相开着玩笑。我摆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势，仍然离门口很近。
“住在这儿的那个女人在哪儿？”
“我告诉过你，小姐。她搬走了。”
“这是谁的公寓？大人们在哪里？”
“这是我的地方。”最小的那个男孩说，他戴一副红色反光太阳镜，继续摆弄着操纵器，“事实上，是我妈妈的。她在上班。住在这儿的那位小姐回萨尔瓦多去了。”
“我需要和你谈谈。”
“可以。”
他起来大摇大摆地朝我走过来，而他的同伙们则吹着口哨，怪叫着，朝他起哄。我不喜欢这座建筑的野蛮气息，而且站在流行乐器和影碟的摩沙发出的刺耳的混乱中我简直就像一个傻子。
“帮个忙好吗，把太阳镜摘掉。”
“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看到你是否坦白。”
麻烦的家伙：“我很坦白。”
他取了眼镜，暴露出来的小家伙大约只有十二岁。
“这非常重要，你准确地告诉我古特瑞丝夫人和孩子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我们住在过道的那边，她和我妈妈很要好。有一天她说她将去萨尔瓦多因为她要把几个孩子带回给他们的父母还是什么——”
“给外祖母。”
“对，外祖母。这样我们就得到这间公寓房，屋里所有的东西值一百元。”
火山画还贴在墙壁上。牌桌也还是原样，不过桌面上现在已成了啤酒瓶的展台。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走了，被抹掉了。
我注意到“EL Nino de Atocha”的层压塑料像在厨房里，正倚靠着黄色的瓷砖墙壁。
“那是她留下的？”
“我想是。”
“你想要它吗？”
他耸耸肩。我取走了那幅画像，还有两截还愿蜡烛。
“把音乐关小点。”
从公寓房出来，要走过两个街区才到黑漆漆空荡荡的停车场，几辆残破的汽车被扔在路边。
拐过圣莫尼卡大街的街角，犯罪现场照片所展示的场景就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大街，有一条蓝色长凳的巴士站，一栋低矮的建筑，窗户全部用砖头填封，那被证实是一间录音工作室。几步远的地方是一条小街——有快餐鸡、比萨饼、干洗店，还有一间很大的“火烈鸟”音乐商店——但现在塞满了各种等着找泊车位的机车。大街上的高峰期车流移动相当缓慢，好像整条街都浸泡在腻滑的黄色车头灯光中。
如果我观察得足够仔细，我就能够发现在长凳上和砖石墙上留下来的子弹坑，但是我不想去做这样的体验。我曾得知维奥莱塔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这里有教众：年轻的皮条客们挤靠在车窗上推销十五美元的生意。这里有神父：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分裂者穿着一件儿童捧球夹克，衣袖刚刚够得着肘部，拖着脚在移走，一面极为精心地数着人行道上的每一块方砖。这里有花窗色玻璃：小药水瓶的碎片在橙色的街灯照射下异彩纷呈。而代替焚香的，我们接受读神的汽车尾气的赐福。
于是，我把尼罗的画像架在那些填封的窗户中的一个窗台上，并且请求他，湖泊的守护神，净化这个曾经毁坏过生灵的是非之地。找摆好了那两截残烛，纪念维奥莱塔和我的父亲。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