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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女孩闯了进来。
“这是笛德尔。看着水，小心。”
笛德尔穿了一件宽大的罩衫和一双米老鼠鞋，有一头漂亮的齐肩短发，带着一点小小的派头。
“很高兴见到你。”她活泼地说，下巴微微朝上扬着，我在想，当她长到十五岁的时候，特迪·费茵在这个家里就不大会有发言权了。
笛德尔后面还跟着一个年岁稍大的女人。
“雷娜说我们可以到水坑里面玩。”小姑娘宣称道。
“嗨，那只是开玩笑。”特迪·费茵嚷了起来，轻轻摇晃着她的女儿把她弄笑了。她把我介绍给雷娜，雷娜握了握我的手。丰满，也许有六十岁，雷娜明显有比其他佣人更高的身份。她说话不带口音，穿着一件用腰带扎住的棕褐色外衣，低开领，头发染成棕色，戴着一副镀金镜框的时髦眼镜。
“雨都快停了，笛笛在屋里已经玩腻了。”
“好借口。”
我喜欢雷娜稳重的支配能力。我喜欢她抚摩笛笛的头发的方式。
“去拿一双我的鞋，”特笛·费茵建议说，“雷娜和我穿同一个码子。”她说话的时候嘴角轻轻往上挂，似乎在她们之前有一种不可显现的联接桥梁足可以消除她们间的所有隔阂和差距。
在雷娜看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谢谢你。来吧，笛笛，我们去找一双雷娜能穿上的妈妈的鞋。”
她牵起孩子的手，帮她从母亲的膝上滑落下来，离开时对我们有礼貌的一笑。
我很高兴我的堂妹在美国曾有一个像雷娜这样的朋友。
雨已经变小了，轻得就像一层薄雾一样，只要有勇气的人，都可以钻去闹一通。空气的湿度已经达到了饱和，绿叶全都一动不动，只是因为承接着雨水的重量而低垂着。
顺着墙根流进杂物室的水流已经减退了，那个少女还有更多的湿盘子、碟子和餐用碗需要擦干净。
“依贝哈待和简娜·玛森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吗？”
“当简娜成为他的病人以后这就已经是个大新闻了。她很喜欢阮德尔，每件小事都听他的。这甚至使他没能来参加笛笛的派对——因为简娜得了流感他不得不赶到马里布去。”
“克莱诺妒嫉吗？”
“她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样的事。每次简娜一来电话她就浑身僵硬。我告诉她要运用关系，但她不知道怎样做。她本来就不是一个政治家。”
电话铃响了。
“嘿，宝贝儿，我呆会儿给你回话，”特迪·费茵如唱诗一般，充满了趾高气扬的神情，“我正跟FBI说话呢。”
出于调查局全部的庄严权威，我严厉地告诉她不要把我们的谈话传给全世界都知道。
“对不起，”她立即感到有些窘迫，她脆弱的自负很快破裂，“我保证我不会。”
怀着尴尬，她打开一个抽屉，取出了一个折迭着的信封。
“现在我得找个电工回来，把小房间里的电灯重新安好。”她抽出一张名片，“这就是：沃伦·思佩卡。”
“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名字？”
“这是克莱诺给我的。他们一起在高等学校读的书，又都回到波士顿。他和迪尔克一起干过改建的活儿。”特迪·费茵忽然又对那个无人接的电话表示起愤慨来，“迪尔克在哪儿？”
现在我才回想起凯茜·多诺万给我讲过克莱诺的旧男友的故事，他们如何当作一个玩笑一样给了她一个他搬到温尼斯后的电话号码。所以这是沃伦·思佩卡的名字第二次和克莱诺·依贝哈特联系起来了。在学校里，你所学到的技能之一就是怎样迅速地从一张卡片上记下一个地址，然后把卡片扔到一边。
屋外，我们能够看到笛德尔正把湿沙子堆在一个红木玩具建筑中的滑板池塘里，雷娜撑着一把伞注视着她，脚上穿了一双齐膝高的马靴。
“我叫她穿我的鞋的时候可并不是指那双价值四百美元的‘拉尔夫·劳伦斯’，耶稣基督啊。”
特迪·费茵叹息道。然后，又开始对被水损害了的墙和新崭崭的地板感到惋惜绝望：“我应该做什么？”
“等着迪尔克。”
从圣维森特大街回去的路全都被刮倒的树堵住了。一个紧急救助队正把车辆从住区街道疏散，我跟在长长地交通队伍后面，缓慢地经过了第十二街外公的旧房子。
那块“待售”的牌子仍然挂在门前，只是经过了这场风雨这块地方显得更加破烂不堪。这次我没有停下来，但是记忆仍追随着我。
我的双膝跪在起居室的硬木地板上。这是个黑暗的星期六的早晨，我透过门边狭小窗户上镶着白色花边的窗帘，可以看到外边正在下雨。昨天我从家里到学校去迟到了五分钟，我的外祖父惩罚我跪在电视机前，但电视却关着，这样我就看不到目己最喜欢的节目。我的母亲从门口经过了许多次，但是一句话都不说。我瞪着空空的电视屏幕。我的膝盖很痛。它们已经在这块硬木地板上压了很长时间。
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驶入了在韦斯特伍德的总部的车库。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如何到达这里的，也不知道为何，我呆在干燥安全的汽车里，而我的面颊却如此湿润。
第十五章
在洛杉矶，一年中总有七天很特别的日子让你感到活着真是幸运……而对于拥有篷车的人来说，就意味着它又要开跑了。
这些日子在那场雨和强风暴以后立即就来临了，这时，圣安娜风暴已经将所有的垃圾秽物全部清除出了水坞。到了这些天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八十年前他们就选择了这里拍电影——因为每天早晨当他们醒来时所面对的都是一个被清澈的沙漠所照亮了的世界。自然光线如此的充裕和单纯，几乎能够展露出远处园林里的每一棵桔子树，或者一个演员脸上的每一处特写镜头的细微差别。
今天就是这七天中的一天。我扔下了政府的公车而开着自己的“巴罗库塔”，以便让它能在高速路上尽情地撒个欢儿。往内地瞧你可以看到大雪封顶的巅峰在六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往西方则可以看到圣莫尼卡山脉的每一处褶皱，而“世纪城”的塔顶的每一个窗户都在闪亮。天空中还布满了白色或炭黑色的云团，非常厚实，足以使投射下来的浮动的阴影能够覆盖一整座新生的、充满生气的大城市。
刚刚从“野嘴”沃克那儿传来的消息也令我振奋不已。他说他最终“承受住繁杂、拖拉的公事程序的纠缠”，成功地获得了阮德尔·依贝哈特写给那次事件的受害者克劳迪姬·凡·何文的处方。他不得不用传票索取这些记录，但是他说药店正在查找他们的电脑档案，并且许诺立即向我电传副本过来。我洋洋自得的幻想已急速的膨胀开了，也许在高罗威周末的死线到来之前，我就可以把最有力的证据放在他的桌子上。安娜·格蕾的又一次杰作。
我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盯着传真机，或者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所以我决定还是亲自去找沃伦·思佩卡，他一直没有回我的电话留言。我得去看看他对他高等学校的旧女友和她的丈夫到底有什么更深的了解。如果找不到他，那么到温尼斯海滩散散步，瞧瞧大海也是好的。
思佩卡电器店设在运河街的一间平房里。凯茜护士在马萨诸塞一定会很惊讶地看到加利福尼亚的温尼斯竟果真有许多运河。这儿过去也有许多桥和平底船，还有一座歌剧院，这些都意味把文明带给了野蛮的美国太平洋海岸。它是阿伯特·金尼那些可爱但是缺乏想象力的思想的一部分，他觉得如果你建起了一座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城镇，那么文艺复兴就将在这里产生。
上天知道，在边疆，梦想每天都在顽固地生存下来，但是温尼斯却是我们最悲痛的失败；尽管在长滩“派克娱乐公园”衰落下来被海岸开发者所占据后，温尼斯就成了一个更为辉煌的象征，但是运河的建造却实在是很差劲，无论是因其无知还是贪婪（在《我们加利福尼亚州的历史》中可不会讲这些，这是我从《玻利》中看到的），而且几乎立即海水就开始向它们侵蚀过来。阿伯特·金尼的水路文明逐渐被淤泥充填，直到它们变成了一个呆滞的废水潭子。到了二十年代，它们被宣布成为疫病的源薮，因而大都用沥青封埋起来。
沃伦·思佩克的黄色小平房建在少数保留下来的运河的河沿上。今天河水表面有一层五彩的油膜覆盖着，河岸上挤满了鸭子，绿草在拼命躲开鸭嘴的啄食戏弄。路的那边是大量的高档公寓套房，但是在运河的这边却是一排平房，它们一定是阿伯特·金尼那个年代修建的，一直在顽强抵抗着发展神话的掠占。从朽败的木质和剥落的表面涂层以及古怪的装饰，还有后院荒芜的园地来判断，它们一定是属于哪个执拗、疯狂的地主。像思佩卡的小屋，窗户和门都安装上了防护栅，这种安全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它的古典型的魅力。
我循着震耳的广播电台的声音把车开到了停车道上，这里停有一辆丰田4X4，发动机在轰鸣着，一个穿着破旧的工作裤和牛仔鞋的男人正背着他的工具箱，拉上房门。
“思佩卡先生？我能和你谈两分钟吗？我是安娜·格蕾，FBI。”我向他出示了我的证件。
他去把引擎关掉，当他钻出司机室的时候，目光却掠过我肩头朝后面望去，好像那边有什么东西突然抓住了他的注意力。我连忙转过身子，以为可以看到什么新奇的事物。
“那是一辆1971年的普利茅斯·巴罗库塔吧？”
他一边说，一边朝我走过来。
“确切地说是1970年。”他打量这辆车的时候我们站在街道上。
“漂亮的油漆活儿。这是你的车？”
“是的，是我的。”
他井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