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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
“通常内脏有颗这种子弹的人，行动会迟缓下来，”耶尔默说，“他们没办法再做什么，大部分的人只能躺下来等死。”
“是的，”马丁·贝克说，“非常感谢。”
“谢什么？ ”
“谢谢你的帮忙，也祝你好运。”
“请不要说笑。”耶尔默说。
他放下电话。
原来如此。不管是斯韦德本人还是别人射出这致命的一枪，他都不用太担心结果，只要用一把点四五的枪绝对能达到目的，即使没有命中心脏。
但是这次谈话有任何收获吗？ 没有武器，甚至连弹壳都没有，光是一颗子弹是无法成为证据的。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耶尔默说那应该是把点四五的自动手枪，而众人皆知他绝不信口开河。所以斯韦德是被一把自动手枪杀死的。
然而其余的事还是没有答案：斯韦德似乎不是自杀的，而且也不可能是被别人开枪打死的。
到了七点钟他还没有回家，虽然他已经下班两个小时，而且也无法再做进一步的调查。努力了一天，他只得到一些无关痛痒的消息，最具体的收获大概就是他的右食指开始疼了，那是他拨了一天电话的成果。
这一天他最后的任务是在电话簿里找出雷亚·尼尔森的电话。当然，她的名字在里面，但是上面没有标明她的职业。他的手在拨盘上移动，却想到自己并不知道要问她什么，至少没有斯韦德的事好问。
要说这是工作上的需要，根本是在自我欺骗。他事实上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想知道她是否在家，而他真正想问她的事也很简单：我能过去坐一会儿吗？ 马丁‘贝克的手从电话上移开，把电话簿推回原位。接着他开始整理书桌，扔掉一些多余的废纸，把铅笔归位，也就是放回笔筒里。
他很小心地、慢慢地做着这些事，事实上只是想拖时间。譬如，他花了半小时确定一枝圆珠笔的伸缩装置已经坏掉，然后才把它丢进废纸篓里。
警局里当然还有别人，在不远的地方，他听到几个同事用尖利而愤怒的声音在讨论一些事情。他对他们正在谈论的事一点儿也不好奇。
出了大楼后，他走到仲夏夜广场的地下铁车站。通常他必须等一段不算短的时间才会有火车。从外面看，这个车站的外观还算不错，但是里面早就被破坏得乱七八槽，椅子都歪歪斜斜的，所有能移走、拆下的都被搬走了。他在旧斯坦下车，走路回家。
马丁。 贝克继续他的工作。他从银行方面开始着手，经验告诉他这要花上许多时间。没错，瑞典银行的保密功夫并不到家，但他还是有数以百计的财务机构得查证。由于目前的存款利率低得可怜，所以许多小额存户喜欢把钱存到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丹麦。
他继续打电话：我想询问住在某某地址、社会安全号码是XXX 的某某人的事。这个人在贵行有任何账户或保险箱吗？ 虽然这类的问题很简单，但要询问的人很多。此外今天是星期五，没多久银行就要关门了，所以期望在下星期开始之前得到答案似乎是奢望。
他也想知道斯韦德去检查的那家医院有什么说法，但必须等到下星期一。
就他的职责而言，这个星期五结束了。此时的斯德哥尔摩正处在一片混乱中，警方阵脚大乱，大部分的民众则惊惶失措。
不过马丁‘贝克根本没有感觉到。从他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一条发臭的高速公路和一座工业区，而它（ 光就景观而言） 今天看来并不特别丑陋。
穿上睡衣后，他翻冰箱找啤酒，又到厨房的壁橱里找酒。可是他知道什么都找不到。
马丁·贝克开了一罐俄国螃蟹，做了几个三明治，然后拿出一瓶矿泉水。食物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吃，实在是郁闷至极。当然，他从星期三开始就郁闷，但是那个时候情况还没有这么严重。
他有股想做点儿事的欲望，就拿了一本还没看完的书上床。
那是雷·帕金。写的一本爪哇湖战役的历史小说。他从头读到尾，发觉这本书写得很糟。他不了解为什么有人要把它翻成瑞典文，他想看看到底是哪一家出版社出的：诺斯塔。怪了。
萨缪尔·艾略特·莫利森。在他那本《两大洋战争》中处理过相同的题材，但叙述得详尽多了，他短短九页的生动描绘，较之于帕金二百五十七页的长篇累牍，无疑是精彩许多。
在睡觉前，他想到意大利肉酱面，同时对明天有点儿期待。
一定是这种无所事事的感觉让星期六和星期日显得空虚难捱。多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焦躁不安，闷得难受。他出门去。
星期日他还搭汽船到马里菲德，但是也没有什么帮助。即使是在户外，他仍觉得窒闷。他觉得与这世界格格不入，有些事他就是无法像以前那般平静地接受。他观察身边的人群，发现其实有许多人和他遭遇相同的困境，虽然他们尚未意识到，或者不愿承认。
①雷帕金（Rav Parkin ，1910一2005） ，澳洲作家，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
②萨缪尔·艾略特奠利森（samuel Eliot M0rison ，1887一1976） ，美国历史学家擅长写航海故事。
星期一早晨他又在梦里飞驰了一场。吉托这次看起来像是卡拉丹，并且射了一发点四五手枪的子弹。等到马丁… 贝克开始进行他的例行仪式时，雷亚·尼尔森出现在他面前，问他说：“你这是在干吗？ ”
不久后，他又坐在南区警局里猛打电话。他先从放射科开始。虽然最后他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但并不是非常满意。斯韦德在三月六日星期一曾经进过医院，但是第二天他就被转到南方医院的传染科。为什么？ “我也不太记得，那已经是好久前的事了。”接电话的那个秘书好不容易才从一沓文件中找到斯韦德的名字。“他显然不是我们这里的病人，我们这里没有他的记录，上面只说他是一个私人医生送到我们这里来的。”
“哪一个私人医生？ ”
“伯格朗医师，非专科医师。对，就在这里。我看不懂入院证明上写的是什么，你也知道医生的笔迹都是什么样，而且这张复印的照片不是很清楚。”
“上面的地址呢？ ”
“他的办公室吗？ 欧丁路三十号。”
“至少地址还算清楚。”马丁·贝克说。
“它就印在边上。”秘书简洁地说。
伯格朗医师在电话答录机上留言，说他要到八月十五日才会回来。当然，医生是度假去了。
然而马丁·贝克不想再等一个多月才知道斯韦德患的是什么病，所以他打电话到南方医院。那是家大医院，电话线路非常繁忙，他查了两个多小时才确认卡尔·埃德温‘斯韦德确是三月住进传染科的。准确地说，是从七日一直住到到十八日。然后，就他们所知，他就回家休养了。
至于他是因为痊愈了才出院，还是因为无药可救了才回家呢？ 这个问题就无从得知了，当时负责的医生正在忙，没时间接电话。这逼得马丁·贝克必须亲自出马去拜访一下。
他搭出租车到南方医院，绕了一下才找到正确的路。十分钟后，他已经找到那个应该知道斯韦德健康状态的人，并坐在他的办公室里。
那个医生是个年约四十的男人，身材略为矮小，头发是黑色的，眼睛的颜色是暗淡的蓝灰，还带一点儿绿色和淡棕色。趁着那个男人戴上角质眼镜仔细翻阅记录时，马丁·贝克忙着在身上摸索根本不存在的香烟。
沉默了十分钟之后，医生把眼镜推到额头上，看着他的访客说：“没错，没错。你想知道些什么？ ”
“斯韦德得的是什么病？ ”
“他根本没有病。”
马丁·贝克思考着这个令人惊讶的答案。他说：“那他为什么在这儿待了快两个星期？ ”
“准确地说是十一天。我们替他做了全身检查，因为他有些症状，所以一个私人医生介绍他到我们这里。”
“伯格朗医师？ ”
“是的，这个病人自认病得很严重。他的脖子上有些肿块，左腹部也有些硬块，只要轻轻地压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所以他像其他人一样，以为自己得了癌症。他去找私人医生，那个私人医生觉得这些症状可能是种征兆。事实上非专科医师很少有诊断这类病症必备的装置，他们的诊断也未必很准确。就像他的情形一样，医生做了错误的诊断，而病人就立刻被送到放射科去了。到了那里，他们也只能记录说并未对这个病人做有效的诊断，然后他就被送到我们这里来。在这儿他做了一系列全面的检查，我们检查病人非常彻底。”
“结果是斯韦德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
“大致上来说，是的。他脖子上的那些东西我们马上就确定可以不予理会，那只是肥胖造成的，毫无危险。他腹部的硬块就需要仔细检查了。此外，我们还做了完整的大动脉造影，也对他的消化系统进行了x 光检查。还有，我们做了肝脏切片以及——”
“那是什么？ ”
“肝脏切片吗？ 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在病人的身侧插一根管子，抽出一小片肝脏。那是我亲自进行的。然后样本送到实验室，由他们去分析是否有癌细胞，不过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癌细胞，那个硬块应该是个包囊，长在结肠上——”
“你说什么？ ”
“肠子，上面有一个包囊。那不至于危及到生命，只要动个手术把它拿掉就行了，但是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病人并没有任何不适感。他是说过那里曾经感到相当疼痛，但很明显是心理因素引起的反应。”医生停了一下，亲切地望了马丁．贝克一眼，那种眼神就像是在对一个小孩子或未受过教育的人说话一样。他解释道：‘‘也就是说，是想象出来的疼痛。”
“你和斯韦德有接触吗？ ”
“当然，我每天都和他说话，在他获准回家之前，我们还长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