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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个人档案上说明他没有孩子。他指定他母亲作为最近的亲属。她今年80岁。”
“或许她身体不好，他匆匆地赶去看望她了。”
布兰森说。
“刚才我已说过，他有一整天可以打电话通知我们，但并没有打。再说，她的母亲没有病，我们刚去核实过。”
“那我就不能再帮你什么忙了。”
“或许你能。”莱德勒说，“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厂里有没有其他人可能熟悉伯格的私生活？有没有人跟他有同样的爱好和喜欢同样的消遣？有没有人可能跟他在晚上和周末一起到处走走？”
“据我所知，没有什么人。伯格并不讨厌社交，但不喜欢交朋友。他在工作以外似乎满足于孤身一人的生活。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制力的人。”
“好吧，如果他明天走进来，张开了嘴，满脸笑容，那他就需要他所有的一切自制力了。他将要受到训斥，因为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就擅自走开了。
这是违反规则的，并且给我们添了麻烦。订了规则是不容许破坏的。而且我们也不喜欢麻烦。”他注视着布兰森，眼光中带着威严，然后结束了他的话，“如果他不再出现，而你不论从什么地方听到有关他的事，那你有责任立即通知我。”
“我会通知你的。”布兰森答应说。
离开办公室后，他回到了绿色区，头脑里思考的都是有关伯格的事情。他刚才是不是应该把伯格最近的阴郁情绪告诉莱德勒？如果他告诉了，又有什么用？他提不出能说明这种情况的解释，也想不出一个理由，除非是他在不知不觉间可能做了或是说了些什么而使伯格心烦意乱。但是可以完全肯定的是，伯格不是那种闷声不响地在心里气恼的人。
他更不是那种像闹别扭的孩子似的躲在什么地方生一天闷气的人。
想着想着，他想起了伯格在两个月前说过的古怪的话，“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消失——成为一个出色的脱衣舞表演者。”这究竟是随便说说的，还是有什么内在的含义？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伯格说的“脱衣舞表演者”是什么意思？没法说清。
“让它见鬼去吧！”布兰森自言自语地说，“我还有其他事情要操心呢。不管怎样，明天他肯定会出现，并且会提出一个似乎有理的借口的。”
但是第二天伯格并没有出现，以后也一直没有出现。他已永远地消失了。
二、失踪事件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又有三个高级职员离开这里。他们的离去可以，而且应该使所有的警铃都响起来——但并没有人注意。其中一个人同伯格一样，匆匆地赶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显然是心血来潮。另外两人离开的方式比较正式：他们先提出了经不起推敲的借口，结果却引起了贝茨和莱德勒的怒火。后者对此感到无能为力。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任何人可以辞去一项工作而另找一项工作，你不能由于他没有完全实言相告而把他逮捕及监禁。
然后轮到理查德·布兰森了。令人毫不感到意外的是整个世界是在13日星期五※那天，突然对他发出攻击的。在此以前，尽管有不足之处，但仍不失为是一个令人感到舒适的世界。间或出现过机械式的工作厌烦、竞争和恐惧以及无数细小的、就像大
※西方有不少人以13日星期五为不吉利之日。
多数人不得不忍受的那些烦恼。但他终究生活过来了。
早上，照例乘8：10分的火车离开。同样的座位上，同样的脸，同样打开报纸的窸窣声以及小声谈话的喃喃声。晚上，像往常一样沿着两旁种着树木的林荫道回家，那里总有几个邻居在擦洗汽车或修剪草地。那头小狗在门前的小路上围着他跳跃。多萝西的脸被厨房里的高温烤得红通通的，满面笑容地欢迎着他，而两个孩子则挂在他的手腕上，要他旋转并发出狂欢的声音。
所有这些细小却又宝贵的财富，组成了他每天的生活。一下子这些东西都失去了实在性。它们变得朦朦胧胧，模糊不清。它们离开了他，使他处于可怕的精神孤独的状态。他疯狂地向它们抓去，在一刹那间它们回来了，但逐渐又消失了。
这一切都是由几句话引起的。他正在回家的路上，黄昏很凉，预示了冬天即将来临。薄薄的雾气慢慢地穿过越来越浓的黑暗。跟往常一样，他必须换火车，要花12分钟等待一列联运的火车。按照他长期来养成的习惯，他到一家小餐馆去喝咖啡。
“咖啡，清的。”
旁边有两个人坐着，他们一边慢慢地呷着咖啡，一边东拉西扯地谈着话。他们似乎是晚上开长途卡车的驾驶员，马上就要去上班了。其中一个人的口音很怪，拖得长长的。布兰森听不出那是什么口音。
“一半对一半，”那个口音拖长的人说，“哪怕是昨天干的。警察侦破的谋杀案从来也没有超过一半。他们自己也承认。”
“啊，我不知道。”另一个人争辩说，“数字是会叫人误解的。譬如说，有多少次他们逮捕的家伙作过不止一次案？也许十几次案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哎，让我们来看看事物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它们应该怎样的情况吧。没有人是因为杀了人而被处决的，这是事实。如果有人被处死了，那是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是杀人犯，而且能证明、并且已经证明了。于是他们就拿他开刀。”
“是吗？”
“说不定他还有其他几件谋杀罪，但是他们不知道，或者无法证明。这些案件就作为未破案件而留在档案上。如果他们能把这些案件怪在他的头上，那结果有什么两样呢？一点儿也没有。他们不能再多处决他几次。他为一件谋杀案付出代价的时候，他已为他作的所有谋杀案付出了代价。他已为最后犯下的罪行，就是被发现的那件罪行付出了代价。”讲话的人沉思地呷着咖啡，“这些事实是弄不到手的，而且是永远弄不到手。不过万一弄得到手的话，它们或许会证明凶手被送进陈尸所的机会可高达百分之八十。”
“我承认你这一点说得有道理。”口音拖长的人让步说，“不管怎样，他们认为这一案件至少是在20年前干的。这就使那个犯人的处境极为有利。”
“你怎么会跟这案件有牵连呢？”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那棵大树倒向路上，倾斜成危险的角度。我慢慢地开过去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在车子里把头低下来。开过几英里后，我碰到一辆警备车。我停下车，叫车上的人小心些，一棵重50吨的树随时会把后面的路堵住。他们就火速地赶去看了。”
“后来呢？”
“几天后，一个州警察到车站找我。他告诉我那棵树已被推倒、锯开，并且拖走了。他说他们在树根底下找到了一些人骨。他们认为那是一个女人的骨头，埋在那儿大约有20年了。他们正在等一位专家来检查这些骨头。”他把咖啡一饮而尽，对着墙壁皱皱眉头，然后把话说完，“他说脑壳被打坏了。然后他盯着我看，好像我就是他们在寻找的凶手。他想知道我在这条路上开车有多少年了，我是不是记得还在蹬儿童三轮车的时候见过什么可疑的“不过你拒绝告密？”另一个人问道，笑得露出了牙齿。
“没有什么可告诉他的。他写下了我的地址，说不定还要来找我。下次我开车穿过伯利斯顿的时候或许他们会监视我呢。这就是我关心公共利益的报应。”
伯利斯顿！
伯利斯顿！
在柜台另一端听他们谈话的人凝视着他的咖啡杯。杯子在他的手指间下垂。伯利斯顿！杯子里的咖啡即将溢出来了。他用了极大的意志力才使它没有泼出来。他把杯子放下，搁在盘子里，然后悄悄地离开凳子，走了出去。他出去的时候，两个卡车驾驶员没有理睬他。他慢慢地走着，双膝感到软绵绵的，一阵阵冷气迅速地顺着他的背脊往上升，头脑打着转。
伯利斯顿！
我是理查德·布兰森，一个十分称职的冶金学家，在政府部门工作。上级信任我，同事和邻居都同我和睦相处，妻子和孩子、还有一只小狗都爱我。在我担任绝密工作前，我的背景被那些训练有素、工作绝对认真负责的人彻底调查过。我的档案是清白的，我过去的历史是纯洁无瑕的。我没有干过不可告人的事。
真的没有吗？啊，天哪，为什么死人不得不从坟墓里站起来，把手指指向目前？为什么他们不能永远躺在那里让活着的人平静地生活下去？当那列联运的火车轰隆轰隆地驶进站时，他站着，双眼毫无表情，神色茫然，对它的来到并不完全知晓。受条件反射支配的双腿把他带进他常去的那节车厢。他不太肯定地东摸西摸，找到了他的座位，坐下来，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
我为什么杀了阿琳？车厢跟往常一样，坐得相当满。坐在他对面和周围的都是那些同样的面孔。当他走进去时，他们和往常一样向他点头招呼，并准备像往常那样跟他闲聊。
坐在他对面的是法米洛。他把晚报折起来，塞进口袋，清了清喉咙说：“今天情况很好，尽管是我自己这么说。我们是该有几个高峰了，可以补偿——”他突然住口，然后用略微升高的音调重新说：“你不舒服吗，布兰森？”
“我？”布兰森明显地抽动了一下，“不，我很好。”
“你看来并不好，”法米洛告诉他，“你的脸白得像一张纸。”他身子往旁边靠过去，一边用胳膊肘轻轻推动坐在他旁边的康内利，“听到我刚才说了什么吗？我说布兰森的脸白得像一张纸。”
“看来是不太好。”康内利注视着布兰森，“可别病倒了。”
“我很好。我没有什么不舒服。”他说出来的话仿佛用的是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