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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意。到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又特意找了一家离我妈家比较近的幼儿园,老太太要是想孙子了,就自己到幼儿园把孩子接回家住两天,我也能得空歇歇。
上了幼儿园以后这俩小兔崽子就更难带了,因为幼儿园有老师给讲课,还有别的小朋友一块儿交流。我都不知道现在这些孩子在一起都讲些什么,全是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这俩小子又聪明,回家以后就刨根问底,让他们去问他们的妈,他们的妈已经先下手为强,告诉孩子问爸爸去了。一开始我还勉强能回答,后来问题越来越高级,什么我们是不是妈妈拉肚子拉出来的啊,为什么有的小朋友蹲着嘘嘘啊等等,都是些出乎意料的问题。有一次更离谱,问我为什么小鸡鸡不长在后面?那次我倒是很明确地回答了他们:长在后面的那叫尾巴!
为了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候我会给他们讲一些故事,可是这俩兔崽子太能打岔,故事根本讲不下去。我记得有这么一次,我把俩孩子叫过来说:“过来,爸爸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灰姑娘是怎么变成白天鹅的……”
“爸爸不对。”轩子立即打断我说,“我们在幼儿园学过这个,这不是一个故事,这是两个故事。”
辕子接过来说:“就是,一个是灰姑娘变成新娘子的故事,还有一个是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根本就没有什么灰姑娘变成白天鹅的故事。”
轩子又说:“爸爸你都把这些故事记混了吧?你们老师是怎么教的你啊?”
辕子说:“就是就是,爸爸你太笨了,这么简单的故事也记不住,你们老师一定很发愁吧?”
我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那些练功岔了经脉的侠士一样,丹田之中一阵气血翻腾,差一点喷出一口血。我心想好两个小兔崽子,够狠,看来外国的糊弄不住了,那就换个中国的。
“既然你们听过这个,那我给你们讲个别的吧,这个故事叫孟母三迁,你们听过没有?没听过?好,那就好,那我就讲这个吧。从前有个小孩叫孟子,他们家住在坟地旁边……”
“爸爸,什么是坟地?”辕子问我。
“坟地就是埋死人的地方。”我说。
“你真笨,奶奶跟咱们说过,就是爷爷住的那地方。”轩子说。
“哦,我想起来了,奶奶说爷爷就躺在那睡觉,啥也不用干。”辕子说。
“真的吗?也不用学拼音吗?”轩子问。
“嗯,也不学拼音。”辕子肯定地说。
“那我们去陪爷爷住吧?”轩子说。
“嗯,我看可以。”辕子说。
“怎么回事你们俩?我这讲故事呢,关爷爷什么事?你们到底听不听了?”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那好吧,那你先讲吧。”俩小子说。
我定了定神,接着往下讲:“孟子他们家住在坟地旁边吧,这个孟子就跑去学人家哭丧,就是有人死了他去哭的意思。然后孟子的妈就觉得这样不好,不能让孩子学哭丧啊,于是孟子的妈就决定搬家,把家搬到了一个市场旁边,可是孟子又跟市场里做买卖的学做生意,孟子的妈就觉得这样也不好,就……”
“爸爸,为什么做生意的也不好?”轩子又问。
“是啊爸爸,做生意的不是很好吗?我们幼儿园好多小朋友的爸爸都是做生意的,人家都开小汽车,不像爸爸骑自行车。”辕子说。
“这个这个……那是现在,从前做生意的就是不好,你们俩别打岔,听我讲完。”我已经有点扛不住了,“然后孟子的妈又决定搬家,搬到……”
“爸爸,为什么孟子他们家总搬家?他们家很有钱吗?”辕子又打岔。
“就是爸爸,我们也搬家吧,搬到游乐场去行不?”轩子说。
“搬不了!没钱!”我厉声叫道。
“爸爸你别着急,要是没钱咱们就先不搬了。”轩子安慰我说。
“嗯,那我们就先将就住着吧。”辕子补充道。
“都给我闭嘴!滚回床上睡觉去!”我终于彻底崩了。
这就是我的两个小兔崽子,天天都缠着我讲故事,不讲还不行,一讲就给我打岔挑毛病,恨得我牙痒痒。说实话,这世界上再没有比给孩子讲故事更累的事儿了。
十八、2002,买断工龄
可是两个孩子慢慢长大了,对我讲的故事也渐渐失去兴趣,有时候他们会问我,为什么故事里坏人每次都会死掉,可他们学校里的坏人不但不会死,还每天逼着他们学拼音学生字?为什么故事里的王子公主每次都能幸福快乐地生活,而爸爸和妈妈却天天吵架?他们说很希望故事里的坏人能胜利一回,而现实里的爸爸妈妈能消停一天。
可惜他们俩的愿望一个也没实现。
等俩孩子上了学以后,我的故事就彻底失去了生命力,因为两个孩子慢慢有了别的偶像,什么老天王小天后,反正我是一个也不认识。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们的偶像学的,俩孩子现在走起路来左摇右晃,嘴里呜哩哇啦唱什么《双截棒》、《破东风》什么的,唱的啥我是一句都没听懂,但是我个人觉得《破东风》还不错,大概是属于怀旧歌曲吧,毕竟现在大街上已经好多年都看不见东风了。
不光是唱,这俩小子穿的也是稀奇古怪,裤子肥得离谱,俩人穿一条都绰绰有余,人在里面晃荡晃荡的,我估计一使劲能光着蹦出来。衣服上印着骷髅,还故意用剪刀剪出一个一个的破洞,弄得每次带他们回家我妈都要训我,问我为什么给孩子破衣服穿,弄得我是有口难辩。
他们这个样子,我多少有些看不惯,有时候也会说他们几句。对于我的话,他们基本上不屑一顾,跟我说老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那些都成老古董了,就别拿出来说了。我们有自己喜欢的东西,难道非逼着我们唱“一条大河波浪宽”?我想想也对,时代不一样了,要是现在的孩子还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那就有问题了,说明五十年都没进步嘛,岂不是很悲哀?所以我也就随便他们俩,只要保证学习成绩,喜欢干什么随便,只要别太出格就行。
那段时间,我跟孩子们相处得还算不错,可是跟叶红的关系却越来越差,争吵更加频繁,而且渐渐由据理力争变成相互谩骂,已经完全没有道理可言。甚至有时候叶红还会动手,有好几次我的脸都被叶红挠得一条一条全是红印,同事看见了就跟我开玩笑,说老赵啊,看见你的脸我们就高兴,这整个就是股票涨停板嘛。
而且叶红的嘴也越来越厉害,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大吵一架之后,叶红戏谑了我一句,说您老人家现在是说话越来越硬,办事越来越软啊。一句话说得我无言以对掩面而走。
其实究其根源,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这些变化令叶红眼红心嫉,那时候她最喜欢说的就是谁家的谁谁谁干了什么挣了多少多少钱。她羡慕别人吃香喝辣穿金戴银,并且为自己不能拥有这些而深深懊恼,懊恼变成嫉妒,嫉妒变成愤怒,而愤怒的出口就是我。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我没有本事为她提供这一切,这就是我的全部罪过。看着叶红面孔由狰狞变成恐怖,看着俩儿子的眼神由恐惧变成漠然,我越发觉得自己苦心经营的所谓好丈夫、好父亲形象是多么的虚伪和脆弱,每一次筋疲力尽的争吵之后,我的心,都他妈的洼凉洼凉的。
算了,不说这些也罢,还是说说那些年的变化吧。说起变化,不可否认,九十年代是中国有史以来变化最快的十年,有这么几句话可以概括一下:电视机越做越大,电话越做越小;爷们的头发越来越长,姑娘的裙子越来越短;街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商店的真货越来越少;当官拿的钱越来越多,办的事越来越少;医院看病越来越贵,看完病情越来越重;进城务工的越来越多,能拿到薪水的倒是越来越少;以前有人倒腾粮票,现在人都倒腾股票;以前倒腾粮票撑死挣个几十块,现在倒腾股票听说一挣就是几十万。好家伙,几十万呐,这要换成一毛的那得多大一堆啊。
苏联老大哥散架了;上大学不免费了,毕业也不包分配了;香港澳门回归了,南方发生大洪水了;听说中国越来越强了,可是大批工人却下岗了。
这些,就是世纪末那十年的怪现状。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个人太矫情了,跟个老娘们似的,牢骚满腹,典型的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这些年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嘛。是的,这个我不否认,两点我都不否认,第一,老百姓的日子的确好过了。第二,我的确像个老娘们了。可是问题是,第一,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些是应该的,社会在进步,生产力在提高,我们又付出了那么多辛勤的劳动,没有理由日子过得不好。第二,我像个娘们也属正常,世纪末那十年,随着年龄的增大和无休止的争吵,我的精力和体力都在走下坡路,我的确变得越来越爱唠唠叨叨。这个时候,我们本应安安静静地生活,而不应该、也承受不起太大的折腾。我相信大部分这个年纪的人都是差不多的心态,不求轰轰烈烈,只求随遇而安。可惜我就像佛祖手心里的孙悟空一样,自以为到了天边,却没能躲过佛手的轻轻一翻,这一翻把我抛到绝望的谷底,逼着我承受我这把年纪本不该承受的折腾。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离真正的牢骚还差得远呢。
不错,我说的就是这个,就像二十年前我们响应号召下乡一样,二十年后,我们再次响应号召下岗了。想想真是悲哀,据说美国曾经有“垮掉的一代”,那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应该被称做“傻掉的一代”?
其实下岗早在1995年就开始了,当时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体制改革,让企业走向市场,自负盈亏。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国家制定政策,让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买断工龄”,然后把他们推向社会自谋生路,这个叫做“下岗再就业”。买断工龄是按照工作年限的,我们那儿是一年工龄折合310块,以我为例,我的工龄从1990年算起,一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