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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老头在喊:“水管子修好了吗?”
我被警察带回了派出所,随后又被带到分局,在省城里很是辗转了一下子,这倒也不错,我还没在省城里转悠过呢,现如今坐着警车逛街开眼,感觉自己还挺风光的,在车上美滋滋地乐,整得押送的民警面面相觑,以为抓了个神经病。我之所以这么乐观,是觉得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打了个人嘛,属于社会治安问题,顶多拘留一阵子,我甚至准备回头打个电话请我师傅向厂里请个假,准备放出去以后在省城里再玩两天。由此可见我当时不但是个文盲,还是个法盲。最关键的是,我根本就低估了马肥婆的活动能力。由此可见,我根本不是个聪明人,只是个耍着小聪明的蠢材,这种自不量力的愚蠢几乎让我生不如死。
后来提审我的警察告诉我,徐教授躺了仨月就出院了,跟我预计的半年有些差距,也不知道是我打得轻了还是这厮当右派的时候挨打挨惯了。马肥婆在医院躺着死活不出来,说我把她踢成脑膜炎了,真他妈的,没听说过脑膜炎是踢出来的。还说我把她弟弟脑袋踢坏了,现在她弟弟有点傻了。这也纯属诬陷,照我看她弟弟本来就有点傻,否则为什么我把他踢到墙根上,他又骨碌过来抱我的腿,来回好几次,不是傻子哪能干出这种事?总之马肥婆是讹上我了,通过她爸爸马书记给学校施压,说光天化日之下,有个歹徒在堂堂社会主义校园里行凶,目无法纪,是何等的猖狂,又给学校造成了何等的恶劣影响。这样严重的刑事案件不严办的话,国法不容,天理不容。学校又找公安机关交涉,要求严肃处理歹徒,打击刑事犯罪,净化办学环境等等。我这边根本没什么人说得上话,就算我家里知道这事,也没这个能力去走后门帮忙,何况我家里目前还不知道这事,更何况马书记不但施加了压力,还各处送了礼使了钱,要求务必置我于死地。又正赶上当时社会上在严打,当地的大案又不是太多,分局领导们正在头疼,赶巧我送上门来,焉能轻易放过?于是当即把我的案子当做典型案例来处理。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不判我个十年八年,恐怕连我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了。
我的案情比较简单,因此审讯非常顺利,我对所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预审的警察对我良好的认罪态度非常满意,纷纷夸奖我是模范嫌疑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竹筒倒豆子,交代得一干二净。”等我把所有他们需要的豆子倒出来之后,他们笑眯眯地准备离开,这时候我问了一句:“警察同志,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啊,我还想在城里转转呢?”预审员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别着急,你态度这么好,我们会考虑从轻处理的。”我点了点头说:“谢谢啊。”临出门他又补了一句:“应该五六年就出来了。”
这句话听到我耳朵里犹如五雷轰顶,直接把我炸傻了,我一把拉住要出门的警察,问道:“啥?什么五六年?”警察吓一跳,厉声道:“松手,要不给你加一条袭警!”我松开手,脑子里一片茫然,如坠梦中。后面警察又说了些什么我完全没听见,又好像听见了,好像大意是让我进去以后好好学学法,出来以后重新做人之类的。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对我说话,一定是在说另外一个人。可是这屋里戴着手铐的就只有我一个,他们板上钉钉,说的又绝对是我。我心头涌起一阵荒谬怪诞的感觉,就好像自己被一分为二,他们说的是另外一个虚构的我,而真实的我根本没事,只是坐在这里看热闹而已。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我被架起来往外走,我才终于明白这不是开玩笑,根本不存在两个我,就是这一个,打了人的是这个,要坐牢的也是这个,一瞬间我脑海里只有两个字:“完了。”
当天我就被羁押在分局看守所里,里面还关着一老一少,也是满脸的惊恐和无助,不知道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我也无心和他们搭讪,何况这里也不是搭讪的地方。我心里百感交集,有绝望,有后悔,有害怕,有伤心。但是更多的是对苗苗的愧疚,她知道这件事以后会怎样?会来看我吗?还是会恨我如此愚蠢,从此不见我的面?我不敢往下想,只感觉自己浑身无力,四肢发软。虽然我的前程算不上如花似锦,但是至少有希望拥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而现在,所有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幸福瞬间离我而去,关于未来的梦想从此变得遥不可及,我绝望得几乎要以头抢地,唯死而已。
那天晚上我躺在冰冷的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只听见另外两位也翻来覆去地长吁短叹,相信也正忍受着绝望的煎熬。我突然对自由无比渴望,渴望和苗苗翻墙逛公园,爬厕所看电影的日子,渴望我独自一人在漆黑的街上游荡偷窨井盖子的日子,甚至渴望我在云南割橡胶树吃蚊子喝玻璃汤的日子。那些日子里,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我都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而今这种自由突然被剥夺,只剩下孤独和无助陪伴着我,一瞬间我才发现,原来一堵薄薄的高墙,便是天堂地狱之隔了。
我的案子经过预审后就放下了,突然间热情的警察同志都不见了,没人理我了,我们牢房里的人进进出出,换得很勤,今天这个被带走了,明天那个又进来了。唯独我孤零零在里面坐着,就好像我原本就住在这里,属于监狱设施的一部分一样。我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因为这种事曾经发生过,我在云南支边的时候有一次王连长带着我们参加团里组织的大会战,大家坐着车跑了二十里去山上开荒,干活的时候我在山上打了个小盹,醒了以后人全没了,就剩下我一个。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往回走,正走到气急败坏的时候,王连长领着班长开着车来找我。我揪住班长就骂,说你们他妈的还是人吗?把我一个人扔在山里头,当我是弃婴呢?王连长说别骂了小赵,要不是你们班长想起你来,你还指不定要在山里待几天呢。我心中略感歉意,问班长你怎么想起我来的?班长说晚饭的时候突然发现没有蛇鼠一窝汤,才想起来把你忘在山里了。这话把我气坏了,说班长你要不是为了喝汤你他妈的恐怕连我姓啥都记不住。
这次他们是不是又把我忘了?在云南把我忘了还不要紧,我还可以抡起两条腿往回走,在这儿要是把我忘了,我就只好自己烂掉了。我甚至很怀念预审我的那个预审员,由于我的配合,我们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会也把我忘了吧?哦,我明白了,他夸我是模范嫌疑犯,言下之意就是准备让我长期在这里住下去,给其他犯人做个榜样吧?
我一天天胡思乱想,一会儿安慰自己说没什么大不了,不就坐几年牢吗?坐牢的多了,也没看见谁因为要坐牢就不活了。一会儿又充满绝望,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工作肯定没了,对象还说不定,不过十有八九也飞了。我他妈的还活什么活?
日子过得很漫长,我从来没发现一天是如此漫长,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使坏把一天改成了48小时。我靠在墙边,盯着从狭小的窗户射进来的一缕阳光,盯到头晕眼花,也没觉得它动一动。急得我恨不得上去推一把,好让它挪得快一点。可见当时的我基本上已经疯了。
这期间我妈领着赵四清来看过我一次,给我带了点东西。老太太哭得哇哇的,上来就给我一个嘴巴,差点把我的铲子脸给扇斜了,把警察同志都吓着了,打完了又说你是个傻子吧小六,你怎么就不用用你的狗脑子,你不知道打人犯法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就傻愣愣地坐着,心说你知道打人犯法,不照样抽我一嘴巴。等老太太哭够了安静下来,我问她家里情况怎么样?我妈说我爹气病了,还说我要是能活着出去,出去的时候他还活着的话,他就亲自动手宰了我。我又问四姐怎么样了,我妈说学校没处分你四姐,听说是那个徐教授去说了情,承认是自己先找的你四姐,所有的错都在他,跟你四姐没关系。还听说徐教授不但自己不出国了,还拼着要跳楼,给你四姐争取了一个公费留学的机会,说是去什么大家拿。我一听这话更来气,心想这姓徐的他妈的跳楼还跳上瘾了,你要早这样,我他妈的也不会坐牢了,真是欠揍。这时候赵四清纠正说:“妈,是加拿大,什么大家拿?拿什么拿?不要钱啊。”说得屋里的人都笑,气氛稍显轻松了一些。我又问我四姐怎么没来。赵四清撇撇嘴说:“你把人家心爱的人给打了,还指望人家来看你?六哥,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我低下头沉默无语,小七说得对,干这种吃力倒霉不讨好的事,必然是脑子坏掉了。我嘱咐我妈说这事先不要让苗苗知道,她要是来找我,你就跟她说出车祸死了。我妈说你当人家苗苗是傻子?那么好骗。她来找过你好几次了,我都说你出差没回来。唉,好好一个媳妇,眼看着鸡飞蛋打了,小六啊,你就作孽吧你。
我妈走了以后,我回到牢房好好考虑一下,关于我四姐,我不能怪她,小七的话有道理,我打了她喜欢的人,凭什么还指望她原谅我,好在她的学业并没有受影响,否则我可成千古罪人了。至于苗苗,我必须跟她了断一下,就算她不在乎我是罪犯,她家里人会怎么看,别人会怎么看?走出去到处有人指指戳戳,那滋味绝对不好受。再说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至少得蹲个五六年,就这么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那也实在太缺德了点,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拿预审员的话说,好人能到这地方来吗?)可是也干不出这种事,长痛不如短痛,还是早点断了吧。想到此处,我心如刀绞,万箭穿心般的难受,我用手抹了一把脸,手上湿漉漉,也不知道是眼泪还是鼻涕。我是真舍不得啊。
大概我妈看过我一个礼拜之后,我被通知参加全市公捕公判大会,被剃了个秃头,通知我的那个警察还让我准备准备,那时候我已经基本平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