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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们背上各自的行李准备出发，我父母也起了个大早送我们。
到了车站，没想到车站还搞了个欢送活动，整得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还有些一看就是红五类出身的准知识青年在那儿誓师。
我们家出身黑七类，从小受人白眼受惯了，何曾有过这等待遇？立即就产生了一种融入无产阶级革命大家庭的感觉，尤其是我五哥赵跃进，从“狗崽子”一跃而成“知识青年”，想起当年虽身怀绝艺却双掌难敌四拳，经常被打得四处乱窜，而今处处红旗飘飘，人人笑脸相迎，立马就感觉脱胎换骨了。
上车前，我妈拉住我们三个又嘱咐说：“路上当心点，到了农场给家里来信，小六，别忘了问问你三哥。唉，你们仨都瘦得跟猴似的，这到农场可咋办？”说着说着眼泪就又下来了。
我爹走上前拍拍我妈，说：“没事的，翠兰，孩子们都大了，能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我妈躲到一边抹眼泪，我爹又跟我们说：“孩子们，我知道我自己一直对不住你们，我做错了事，害你们都被连累。这些话咱们先不说，现在你们要去很远的地方接受再教育，那里没有父母可以照顾你们，凡事就全靠你们自己，记住爹一句话，少说话，多做事，千万不要强出头。老五，尤其是你，爹知道你出去跟人学功夫，也偷偷跟你出去过，一直不忍心告诉你，教你功夫那人爹认识，他是解放前我们纺织厂的一个小工头，除了吹牛逼狗屁功夫也不会。我现在告诉你，是要你出去以后老老实实，别显摆你那狗屁功夫，啥用也没有。”
赵跃进一听当时就傻眼了，心想我说怎么学了这么久功夫，该挨揍还是要挨揍，连我妈的铁砂掌都躲不过去，原来他妈的连师父都是假的，这功夫看来也真不到哪里去。
我爹又对我说：“小六，你从小不爱说话，可是我知道你鬼主意多，从来不肯吃亏，你五哥脑子不好使，你要多照应他，别让他被人欺负。”
我点点头说放心吧爹，心想好歹是我五哥，哪轮得到别人欺负？
我爹又对赵争鸣说：“小四，你和小六一样心眼多，你俩琢磨出来的鬼点子，我和你妈半辈子也琢磨不出来，但是你和小六不一样，你是女孩子，女孩子就容易吃亏，我看那马三也不像个聪明人，你自己尤其要当心啊。”
我四姐点点头，眼泪就快要下来了。
这时南下的列车就要开车，我和赵跃进背起行李准备上车，我父母和四姐在后面冲我们挥手，我俩也一边挥手一边往前面跑，跑到上车的地方，一个列车员拦住我们说：“介绍信。”
我俩拿出知青办开的介绍信和身份证明，列车员看了一眼说：“黑七类知青到后面车厢去。”赵跃进大怒，撂下行李就要“猴子偷桃”。我一把拉住他，连扯带拽，说：“赶紧走，别耽误事。”
上了车赵跃进还气得一鼓一鼓的。原来狗崽子还是狗崽子，到哪都是狗崽子，没啥变化啊，我心想。
我俩在火车上晃了不知道几天几夜，晃得筋松骨软，一路上有人说起西双版纳四季如春风景如画，水果多得遍地都是，人都没地方睡觉，只好躺在水果上睡，睡醒了随手一捞就是水果，就躺在那里吃。听得我和赵跃进哈喇子一阵一阵往外流，收都收不住，心想这回可他妈的是来对地方了。我心里直替赵争鸣惋惜，要是她也能来就好了，这么多水果俺们轮圆了吃，再也不用为了碗油茶面挨我妈一顿胖揍了，这日子，岂不是上了天堂？我和赵跃进一路想一路傻笑，旁边人以为我俩癫痫了呢。要不是这位老兄的云南水果论，恐怕我和赵跃进早就跳车逃跑了。
好不容易火车开进了昆明站，我们一众几十个人下了车，农场派了几辆车来接，我们更加高兴，心想这待遇，从小到大还没坐过汽车呢，乐得屁颠屁颠地就上去了。赵跃进还在那儿骂：“妈的死列车员，肯定狗眼看人低，要不毛主席他老人家咋不让他上这好地方来呢。”
这汽车一坐又是几天几夜，而且比火车上颠多了，颠得我们车里几个女生吐得哇哇的，连胆汁都呕出来了。我们也很不好受，要不是惦记着躺在水果上睡觉，估计也已经崩溃了。
颠啊颠的终于到了地方，我们下车一看全傻眼了，这整个就是深山老林里头嘛，四周除了参天的大树啥也没有，别说遍地的水果，水果皮也没见着啊。只有很高的茅草，面前几座破茅草房，看来这里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了。我们当时就傻了，有人就到车头找司机，想让他把我们再拉回去。司机哪管你这套，油门一踩，把扒上车头的几个知青全给晃了下来，开着车就走了。这时，从茅草房里出来了几个老知青，跟野人一样满头满脸也分不清是头发还是胡子，连说欢迎欢迎，欢迎革命新同志。说着把我们分别领进茅草房，我们进去一看，没有床，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几个人，全打着地铺。领头的一个知青说：“来来，给新同志们腾个地方。”于是众人一阵忙乱，给我们腾出了一小块地方，我们坐下来把行李拆包，我一边拆一边想，这就是知青生活？
这里要交代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了。
云南西双版纳接收知青最早从1956年就开始了，像现在这样大规模接收则是从1968年开始的。当时北京55个“老三届”知青来这里进行过大串联，回去后自发组织要来西双版纳插队，把请愿信送到了党中央。
1968年底，就有大批知青到西双版纳来插队，1971年前后根据毛主席“屯垦戍边”的“最高指示”，掀起了支边高潮，来自上海、北京、成都、重庆和昆明等大城市12万知识青年，以参军的热情浩浩荡荡分赴云南边疆，1970年3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隶属于云南军区，由云南省和云南省军区领导，原来有4个师，32个团，4个直属单位，据说有22万“兵团战士”。
到了1974年，就是我们来的这一年，生产建设兵团建制被撤销，现役军人全部撤除，“兵团战士”全部转入各个国营农场，归云南省农垦总局管。
我们所在的就是国营景洪农场九分场，而所有的知青，全部分布在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深山老林的农场里。我记住的有东风农场、勐养农场、橄榄坝农场、勐腊农场、勐醒农场、勐捧农场、勐满农场等等。后来我知道，我三哥赵卫国就在橄榄坝农场四分场。
那天晚上我和赵跃进都不知道怎么睡着的，睡在水果上的梦想破灭了不说，眼下连张床也没有，我们就合衣蜷缩在地上，一阵清醒一阵迷糊，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很早我们就起床了，先在茅草房外面集合起来。当时兵团建制刚刚撤销了一个多月，知青们还习惯性地使用着兵团的建制，仍以连、排等等单位组织生产。我们连长是当地的农垦干部，姓王，人还可以，就是爱骂人，动不动就要操知青们的妈，好在知青们的妈基本都远在天边，不必担心王连长来真的。
当天我们被领到山上去参加劳动，劳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割胶。所谓割胶就是在橡胶树上割开一个小口，让白色的橡胶液流出来。这是个手艺活，对下刀的轻重很有讲究，割轻了胶流不出来，割重了连橡胶树都给砍死了。
每个新来的知青都由一个老知青带着，老知青一边割一边讲解，好让我们这些新来的知青能更快地掌握技巧。
带我的是个女知青，叫罗晓娟，是上海人，人长得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好在她跟我说话都是普通话，虽然音调有些怪，但是我基本听得懂。
带赵跃进的是个男知青，也是上海人，却不会讲普通话，跟赵跃进说话赵跃进一句听不懂，听不懂也不问，就在那儿自己操作，抡起胶刀就是一刀，差点把橡胶树一劈两段。那个上海知青一看这可不得了，这个可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了，一边连声说：“侬哪能革阁（这个）娘子（样子）啦。”一边就去找连长，连长过来一看，破口就骂：“憨狗日的赵跃进，你这是割胶呢还是杀人呢？”赵跃进蹦起来就想把连长也一块割了，看到我连使眼色，又想到这里不是自己家里了，只好闷声假装没听见。
这一天割胶割了十几个小时，中午和晚上都只有一个黑面饼和一碗“玻璃汤”。所谓玻璃汤就是盐水汤，上面飘一点葱花。这倒好，我心想，喝不了回头还可以找场部的大夫当生理盐水给注射进去，一点不浪费。
我和赵跃进五年的“知边青年”生涯就此拉开序幕。
在云南的知青以上海人和四川人（成都、重庆）居多，上海人大概有四万多人，四川人也有个三四万，剩下的是云南本地的知青，北京的知青调转的调转、参军的参军、招工的招工，早跑得差不多了。上海知青和四川知青之间也有很深的“矛盾”，经常打架。四川知青年纪小，可人人像诸葛亮带过的兵，打架不要命，经常主动出击，把落单的上海知青打得抱头鼠窜，上海知青也不示弱，经常组织一些有计划的反击报仇雪恨，我原来以为上海人骂人“来赛（行）”打架不行，可后来发现上海知青下手也狠着呢。
我和赵跃进既不是上海来的也不是四川来的，也就没人要收拾我俩，我俩乐得清闲，没事就上街看打架去。当时的情形很混乱，除了一些老实巴交的还上山干活，其他的都是打打鱼晒晒网，要不就成群结队去偷老乡家的东西，偷不着就抢，双方也打得不亦乐乎，那场面，颇有当年武斗的架势，简直热闹极了。
赵跃进由于屡次迫害橡胶树，割的胶没半桶，杀害的橡胶树倒有半打，连长对他忍无可忍，把他发配到农场去养猪，从此赵跃进在猪圈里摸爬滚打，练就一身令猪们五体投地的绝技。
我们连队几乎全是上海人，他们说什么我也不懂，加上我本来就不爱说话，就比较孤立，好在他们看我年纪小，也不来欺负我。我乐得逍遥自在，喝了一阵子玻璃汤，家里带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