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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1655年，曾经出任大清顺天府府丞的魏琯出任大理寺卿。八旗逃人初属兵部督捕，部议改归大理寺，魏琯上疏言其不便，乃设兵部督捕侍郎专管其事。又言：“逃人日益增多，因为投充者很多。本主私纵成习，听其他往，日久不还，都告发为逃人。逃人再怎么样，惩罚只是抽一百鞭子，而窝藏逃人的却要被处死，没收人口、财产给本主。这与叛逆罪没两样了，不符合法律公平的宗旨。”
皇帝把老魏的言论批发给朝中众要员讨论，把对窝藏者的处罚改为流放，免除没收财产和人口为奴的处罚。老魏又建言：窝逃的人如果死在监狱中，他的妻子儿女应免流徙，如果遇热审（热审也是明朝的一种审判制度，是在暑热季节到来之前，对在押的没有审判定罪的囚犯进行清理发落的制度。这种审判制度开始于明成祖永乐二年，即1404年。具体时间是每年小满之后的十多天开始，到农历6月底为止。这种会审制度分中央、地方几个级别分别进行。清朝时将热审制度也继承下来，继续在实践中执行），也应减罪一等。
老魏看不清清初残酷的形势，人道之心未死，同情之心未泯。帝国没有奴隶，吃什么？喝什么？帝国专制不恐怖，权柄谁能紧握？
顺治指责魏琯出卖君王的恩典，让王公大臣讨论魏琯要求放松刑罚的问题，讨论结果是：魏琯应当判处绞刑。几经周折，顺治把老魏撤职，结果，魏琯流徙辽阳，死在流放地。
对待另一位指出逃人法弊端的官员李裀，大清统治者也没有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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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攻下中原土地后，八旗军队把俘获的百姓当做奴仆，对待他们凶残暴虐，因此逃亡的人很多。当时还有汉族地主带着奴仆一起投靠旗人的，这被称为“投允”，如果碰到主子暴虐，也一并逃走。逃人法自此起。顺治十一年（1655年），一名王姓大臣评议：匿逃人者给其主为奴，两邻流徙；捕得在途复逃，解子亦流徙。皇帝以其过严，命再议，仍如王大臣原议上。顺治十二年（1656年），李裀上疏极论其弊曰：“皇上为中国主，其视天下皆为一家。必别为之名曰‘东人’，又曰‘旧人’，已歧而二之矣。”李裀描述了这种悲惨的状况：“法愈峻，逃愈多。从逮捕到审问，道路驿骚，鸡犬不宁。其中很多是冤狱陷害，以及顺藤摸瓜式的牵连，以至于市场上镣铐都卖完了。饥民流离，妇女躅踯于郊原，老幼僵毙于沟壑。”由于李裀描写大清暴政的“七可痛”真实展示了百姓被奴役的凄惨场景，触到了大清朝廷的痛处，于是，李裀被流放到尚阳堡，一年后郁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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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皇帝（1）
1660年，大清朝廷的言论罪再次吞噬了两个高官：刘正宗、张缙彦，这两个人都是从明朝投降过来的官员，后者还出任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有人告发张缙彦为刘正宗的诗集所作的序文中有“将明之才”一词，词意诡异，不能明白，同时御史萧震告发张缙彦编剧《无声戏》，张自称“不死英雄”，迷惑人心，伤风败俗。对刘的最后处罚为：罢官，家产一半被没收，人入旗，不许回乡。对张的处罚是没收全部家产，流放宁古塔。不久张缙彦死于流放地。
这些悲惨而残忍的案例，仅仅是大清帝国践踏人权的冰山一角。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总数就在150万以上。诗人丁介吟唱道：“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是大明王朝无法寻找出自我更新的体制，无法做到畅通言路的报应，这是中原部族王权暴政的报应……而这些报应却要由老幼妇孺来承担。这也是大清王朝的阴毒——对一切可能产生威胁的苗头的扼杀，对这个国家民气、骨骼的摧残。150万流人，这种恐怖专制产生的心理冲击波，产生的奴性能量，我们不难想象。
1663年农历5月26日，在江南人文荟萃的杭州城，大清王朝的杀手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血泪飞溅，人间天堂沦为人间地狱，“未见花开西湖侧，但闻啼哭满天地，新鬼冤烦旧鬼哭，奴族坟头多少血！”“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包括妇女儿童受牵连被流放到荒凉的边地，可以想见她们悲惨凄苦的命运。学者吴炎、潘柽章均死于此狱。作为吴炎、潘柽章朋友的顾炎武满腔悲愤，在旅程中遥祭亡友。他在诗中写道：“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后来他又在《书吴潘二子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庄家《明史》案的始末，对吴、潘二人的史才和德行高度评价，特别颂扬了他们在刑讯时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
这个《明史》案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被征服民族的悲剧，故事的主人公被无耻的同胞叛卖，与《宾虚》中的犹太人不肯出卖自己同胞的行为正好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这在血雨中顽强抗争的义人的故事，大清王朝的著作将之全部淡化，只有拂去历史迷雾才能发现真相。
时至今日，网络上有人在为康熙腊肉辩护时称，明史案时，康熙腊肉年纪尚幼，不能对该罪行负责。多么好的辩护者啊，不敢否认腊肉们手上有血，只好推到鳌拜这个替罪羊身上。
那么我就继续举出康熙腊肉手上的鲜血，来证明大清的罪恶。
“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入金徽”。你能想象，这样的好诗是出自一个前明官员的笔下吗？你能想象，他的作品在当时几乎尽数被焚毁吗？
黄培，山东即墨人。黄家世代为大明帝国的官员，黄培16岁时荫袭锦衣卫指挥佥事。
清兵南下，在家居闲的黄培的叔父——黄宗昌组织民众守城抗击，成为反清英雄，后忧愤成疾而亡。这都给黄培以极大的影响。
黄培隐居乡间，在被征服时代的恐怖中，这位特立独行的人不惧剃发令，依然蓄发宽袍，这不是明摆着向大清强权叫板吗？黄培还受客居即墨的诗人宋继澄父子影响，原来闭门谢客的他开始参与宋所组织的诗社的活动，借诗明志。
1662年，黄培把27年来所作280余首诗编成《含章馆诗集》，刻刊传世，赠与亲友，他实则是以笔为刀，抒发心中郁郁怨愤。据说他在崂山以大石建室居住，题为“丈石斋”，以示坚贞。
在一个征服的时代里，风云变化，确实是考验一个人的人格，考验一个民族的族格的时候。
1667年，有人把黄培告到官府。告黄培的人是他家的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同时纠集小人从《含章馆诗集》中断章取义地摘抄了若干句子，指控黄培要反清复明。因此，酿成一桩颇大的案子。
顺治皇帝（2）
黄培等人的复明反清的“罪状”一共被诬告了十条之多。很快，大清朝廷下旨从严审讯，包括刻工、装订者在内的217人被牵进此案。
顾炎武
1669年，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营救才得以出狱。
1670年，该案结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黄培文字狱案以定黄培隐叛诽谤之罪而告终。四月初一，黄培在进南受绞刑。死后葬于即墨水清沟。大清朝廷和玄烨腊肉腊肉手上沾满了多少无辜者的鲜血！
如果说《明史》案的时候康熙腊肉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按脱罪洗血妙法可以往鳌拜等人身上推，1670年，康熙腊肉有认知能力、行为能力吗？能负责吗？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使用了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腊肉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16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15岁以下男子，发给大清功臣家做奴仆。其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康熙腊肉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都流放黑龙江，提供资料的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江湖夜雨鬼吹灯，雍正王朝鬼吹箫（1）
网络小说《鬼吹灯》中有段故事：一个盗墓高手为了攫取一个唐代大墓中的宝贝，为掩人耳目，居然盖了一座庙，在庙里掘了一条地道通向墓｜穴。
这位盗墓贼（摸金校尉）的手法可谓高明。其实天下的小偷大盗都有一套障人耳目的手法。小偷可以散布混乱转移视线，盗国者可以散布谎言，混淆视听，愚弄百姓。
盗墓贼用的障眼法其实是一种“鬼吹灯”，而窃国大盗们的障眼法，我称之为“鬼吹牛、鬼吹箫”。
1728年，雍正腊肉面对曾静等人的反清思想，成立了以杭奕禄为组长的专案小组。在审讯和策反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后，命杭奕禄带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