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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游两岸的梁国至关重要。梁武帝把这块战略要地交给最小的儿子来防御，可谓委以重任。萧纪眼见东边大乱，无人有暇顾及巴蜀，便按捺不住勃勃野心，急不可待地在成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萧绎的大臣们见萧纪称帝了，再度劝进，萧绎不从。
萧绎不是不想当皇帝，只是时机不对。萧纪在西面划地称帝，自己现在称帝，岂不跟弟弟形成了类似东、西魏的对立局面？时间一长，谁是正统还弄得清？萧绎不想跟老八分家产，他要通吃。
作为益州的萧纪，自立为帝本身并无不妥，但生存是第一要务，只有立足于自身的安全，才谈得上发展壮大。益州的北面是梁州汉中，此乃益州的屏障，得汉中则蜀安，失汉中则蜀危。可是一年前萧绎与侯景争斗时，为了得到北方强敌的支持，遣使西魏，许诺割让汉中之地。宇文泰派大将军达奚武与王雄分别领兵进取汉中。尽管守卫梁州的宜丰侯萧循不甘心将国土拱手让人，并向萧纪求援，但梁军士气低落，难以抵挡西魏军淋漓的进攻，几个回合下来，兵力丧失殆尽。达奚武派人劝降，萧循没有别的出路，汉中归了西魏。
这样一来，益州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了，北隔剑阁与西魏为邻，东沿巴东（今重庆奉节东）与萧绎为界，两头被敌人封堵。萧纪是个能文不善武的家伙（梁国贵族的通病），并未意识到潜在的危险，反倒认为固守没有前途。由于他还不知道侯景之乱已平，便任命永丰侯萧撝为益州刺史，留守成都，自己率领蜀地精锐，挥师东进，以讨侯景为名，去抄萧绎的老家。
萧纪空国来战，萧绎不悲反喜。一方面，他在这一年十一月撕下了虚伪的面纱，接受了群臣的意见，在江陵登基称帝，改元承圣，是为梁世祖孝元帝，简称梁元帝；另一方面，他再次派人给宇文泰送信，说萧纪东下，希望西魏能够助他讨蜀。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萧绎身为政治家，是失败的，身为皇帝，是不合格，甚至值得唾骂的。他的想法是，萧纪倾巢出动，就相当于摊了底牌，此时称帝是最佳的反制手段，可以名正言顺地一举将其消灭。然而，既然你之前接连拒绝称帝，口口声声说要先廓清本土，再君临天下，那现在选择这么个不上不下的时间称帝，就等于是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至少，也说明战略思想的混乱。至于向西魏报信，则完全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卖国嘴脸，直接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
宇文泰收到情报，心情大悦。宇文泰识人，通过与萧绎使者的多次往来，他断定萧家这帮兄弟都是坑害自家人的好手，却不懂得算计外人。“取蜀制梁，在此一举。”他派出自己的外甥、大将军尉迟迥出兵伐蜀。
承圣二年（公元553年）五月，萧纪到达巴东，得知侯景死了都快一年了。他埋怨隐瞒消息的太子萧圆照，萧圆照辩解说：“侯景虽平，江陵未服。”提出应乘势攻灭萧绎。
萧纪进退两难，西魏军已经攻破剑阁，包围了后方老巢成都，前方又是翻脸不认兄弟的萧绎。一国不容二君，权衡利弊的萧纪不听将士们的劝谏，决定继续进军，先吃掉江陵。
萧纪统帅的部下多是益州人，成都朝不保夕，打侯景的旗号名不副实，这些人个个思乡心切，哪里还有战斗力。益州军在江上与萧绎的护军陆法和交战，屡战屡败。萧纪这才想到退兵，写信向萧绎求和。萧绎的各路平乱军队基本扫灭了东南州郡的零星叛乱，解决了后顾之忧，处于全面优势。他不答应弟弟的哀求，更派遣侯景的降将任约、谢答仁增援陆法和。
七月，任约等人发起总攻，益州军一触即败，乃至全溃。萧纪退路被断，带着少数亲信顺江东下，又被游击将军樊猛包围在江上。
萧绎给樊猛下密令：“放萧纪生还，就是失败！”他要死的萧纪，不要活的弟弟。
萧纪爱财，把府库的金银做成一斤重的饼状，总共一万斤黄金，五万斤白银，随身携带。每逢作战，他把金银挂在营前炫耀，声称赏赐给有功的将士，却始终没有履行诺言，将士们因此也不拼死作战。如今命悬一线，萧纪忽地想起了这批金银，樊猛跳上萧纪的大船，砍杀过来，萧纪赶紧扔给樊猛一袋金饼，说：“请收下这袋金子，烦劳送我去见老七！”
樊猛冷笑：“天子凭什么让你轻易得见？杀了足下，所有的金子不全是我的吗？”说着，樊猛亲手斩杀了萧纪和他的五子萧圆满。（可笑天下富贵权势，被钱财堵塞了大脑，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又何止一个萧纪？）
萧纪死讯到成都，萧撝便向尉迟迥举城投降，西魏又以最小的代价吃了个饱。宇文泰这样级别的人物，才称得上博弈场的高手。
梁元帝萧绎取消萧纪的皇族身份，改姓“饕餮氏”，把萧纪的太子萧圆照及其兄弟关进大牢，不送饮食。萧圆照等人苦熬十三天，活活饿死，死前还在啃咬手臂上的肉。
萧家的内讧算是接近了尾声（说内讧是在抬举，萧家这些王爷有哪个将自家叔侄兄弟当自家人看待的？），梁元帝把姓萧的消灭得差不多了，认为自己总算是功德圆满，笑到了最后。
他忘记了强弱势转的道理，梁国目前处在了三国竞争中最薄弱的一环。北齐和西魏虽然也受到侯景之乱的影响，但始终未曾动摇国本，相反，北齐尽得淮南，与建康一江之隔；西魏更赚，几次趁虚而入，得了汉水以北、汉中、益州等地，受了萧詧之降。梁元帝拼出全力所得的地盘，还不足梁武帝时代的三分之二。站在天下的角度来看，梁国的损失无疑是最大的。
即使这三分之二的江山，梁元帝也难以守住了。他本想还都建康，大臣们认为建康遭受侯景的洗劫，一片萧条，已经没有国都的样子，何况建康的江北就是北齐，不利防守，而且他手下的士族大多久居江陵，也反对东迁。梁元帝接受意见，定都江陵。
这是致命的决策，萧绎不仅政治不及格，军事也得补考。建康濒临长江，毕竟在江南，有天险可守，且上游还有多处据点；江陵位于江北，离萧詧的襄阳非常近，上游的益州又被西魏占领，若敌军水陆并进，逃跑都来不及。
承圣三年（公元554年）三月，北齐、西魏的使臣同时来到江陵。梁元帝对西魏使臣不如对北齐使臣友好，还向西魏要求退还土地，令宇文泰大为不满。西魏连年拓展疆土，兵强马壮，又刚刚解决了内部问题，梁元帝的无理之举，给了宇文泰一个兴兵灭梁的好借口。
十八、西魏取江陵
西魏的实力几年间迅速增强，固然托了侯景之乱的福，但宇文泰在国内如火如荼的军事与文化改革，才是最关键的因素。吕思勉先生评价说：“从来北狄入中国者，其能否有成，恒视其能否通知中国之情形。以此言之，则尔朱荣不如高欢，高欢又不如宇文泰……（宇文）泰颇知治体。”
西魏的府兵制从河桥邙山之战后开始建立，到文帝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已经基本成型。此时的府兵制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六柱国体系，六名柱国大将军依次是：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和侯莫陈崇。
西魏所封的柱国一共有八个，另外两名是宇文泰自己和西魏宗室、孝文帝的侄子元欣，宇文泰总揽大权，位居众人之上，而元欣的柱国身份，更多的是对宗室的安抚，基本上是个虚职，没有多少实权，也没有资格统领军队。六柱国的实权，是直接都督两名大将军。大将军的战功与资历仅次于柱国，包括达奚武、李远、杨忠等十二名屡次跟随宇文泰出征的将领，这批人的实战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每名大将军手下再统领两名开府，开府就可以直接对士兵发号施令了，府兵的“府”，便源于开府。
这么一个自上而下的军事结构，是通过广募豪强、扩整乡兵组织起来的，如何才能够有效地维系呢？宇文泰的措施是：一、改郡望；二、改姓氏；三、物质的赏赐。
孝文帝迁都，将鲜卑大族的籍贯一律改为河南洛阳；原本世居北方的汉族门阀，又各有各的郡望。于是宇文泰就得面对一个大问题，手下的大部分将领乃至士兵都不是关中本地人，而是五湖四海的大杂烩。中国人一向讲究归葬故里，客居他乡久了，不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宇文泰下令，凡是纳入府兵系统的有功将领，以宗族为单位，统一改变籍贯郡望。一般的原则是，你目前在什么地方效力，籍贯就改成什么地方人。鲜卑人本来就对自己的洛阳籍贯没什么感情，再改到关中也不会太在意，而改变籍贯的汉人多数功勋卓著，这更是成了一种荣耀。将士们做了关中人，向心力得以加强。
改完郡望，宇文泰又在府兵将领中逐步推行改姓氏的政策，以消除各方人士的差异。孝文帝是改鲜卑复姓为汉族单姓，宇文泰以鲜卑人为主体建军，就要反其道而行：对于鲜卑人，恢复原来的复姓，比如于谨，就改回原名，叫勿忸于谨；对于汉族将领，以赐姓的方式把单姓改成两字或三字的鲜卑复姓，比如柱国中的李虎，改叫大野虎，李弼，改叫徒河弼，赵贵，改叫乙弗贵。与孝文帝的改姓不同，宇文泰的改姓是出于军事目的，而非文化目的。赐姓的将军手下统领的军人，也统一跟着改姓。如此一来，并肩作战的将士们不仅都是本地人，而且还是一家人，彼此的认同感也提高了。
光改郡望和姓氏还不够，最终得靠物质和财富的激励来巩固府兵制度。宇文泰对立功将领的赏赐极其丰厚，包括农田、奴仆、牲畜、财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农田，有了田地的将领，就是关中豪族。关中豪族在本地生根发芽，一个影响隋唐统治一百多年的关陇贵族集团应运而生。因此，宇文泰的军事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不容忽视。
府兵制刚刚成型，就发生了波折。身为六柱国之首的李虎，于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