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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元勰不愿辅佐，宣武帝就只能向身边的亲信们“请教”执政要领了。常侍卫左右的左中郎将于忠（当年北魏猛将于栗的曾孙）乘机对宣武帝说：“辅政诸王（指元禧、元详等人），专横放纵，其意难测，陛下应该早日将其罢免，亲揽权纲。”
于忠向皇帝进谗言打压元禧等人，可不是出于什么国家社稷之大义，而完全是为报自己的私愤。于忠的父亲于烈是个领军，骄奢贪淫、喜好排场的元禧对于烈提出要求，请他从羽林虎贲军中退下来的老兵里头选拔一批人，给他做仪仗队，遭到严词拒绝。元禧怒火中烧，派人给于烈传话，说：“我，乃是天子的儿子（指魏献文帝之子），又是当今天子的叔父，身为元辅，向你提点小小要求，与皇帝诏书有什么区别？”
于烈的确也够烈，回答说：“我于烈不是不知道王爷的显贵，但是派人来要天子的羽林军，这是万万行不通的！我于烈的头可以给你，羽林军，对不起，给不了！”一句话给顶了回去。
元禧遭此“大辱”，便与于烈结下了仇怨，他命于烈做恒州刺史，想把这个眼中钉贬到外地为官。于烈辞官不得，便称疾不出，私下里让于忠去皇宫里做“思想工作”。
宣武帝也看不惯元禧飞扬跋扈的样子，于忠的建议令他深以为然，暗中表示赞许。这一赞许可开启了朝纲乱事之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于忠的那句话，就不难发现它在逻辑上的问题。元禧的确“专横放纵”，甚至于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但是因此就将打击面扩大到“辅政诸王”，不免有点“因噎废食”了。北魏朝中暂时能镇得住局面的，也就是这几位王爷，宣武帝久居深宫，若要亲政，一时没有可以倚仗的势力，那就相当危险了。
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春天，北魏皇帝准备举行祭祀宗庙的大典。依照惯例，祭祀前夜诸位王公需在宗庙东面的侧坊内用斋。宣武帝秘密让于忠通知于烈，次日清晨入内侍卫。
天一亮，于烈来了。宣武帝命他带上六十名卫兵，到各位王爷的寝所宣读诏书，将王爷们一个一个带到皇帝接见大臣的光极殿。
不一会儿，元禧、元勰、元详等人齐聚殿内，这架势哪里是请人，分明就是重兵押解哪。宣武帝见几位王爷并无防备，心中有了些底。
他开口说道：“朕愚昧不才，在这个位子上坐了也快三年，实在是多亏了诸位叔父的尽心辅弼。叔父们做得非常辛苦，朕今天便宣布亲理朝政，请暂回府上，自有职责安排。”
元禧被轻易夺权，心有不甘，可是宣武帝准备充分，实在无法提出异议；元勰是本来就无心为官的，没有任何意见；元详是几个叔叔里年纪最轻的，但也是最狡猾的一个，他预先就与宣武帝通了气，还说了不少元禧、元勰的坏话，皇帝出这一手他早有预感，料想不会给亏待了，当然也表示支持。
王爷们回到府第，就接到了皇帝的诏书：元勰免职，算是遂了他的愿（也是毁了北魏的前程）；元禧进位太保，得了个虚位，失了实权；元详则任命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捡了个最大的便宜。亲政一事于烈功劳最大，宣武帝恢复他领军的职位，另外还加封车骑大将军，得以参预军国之事。
权力在手却用不好的，宣武帝大约就是个典型。他整天接触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除去太监宫女，那就是统领禁军的军官，以及宫中的侍卫了。他在这年内一下子提拔了一批亲信，如茹皓、王仲兴、寇猛、赵修、赵邕等人。这些人后来都被列入《魏书·恩幸传》，可见得都是些什么料了。
宣武帝还想起了他的亲舅舅高肇、高显等人，决定把他们召入宫内，封他们做公爵。高肇兄弟虽然早就是皇亲国戚，却都一直在高句丽待着（有人因此怀疑他们其实是高句丽人），没见过啥世面，在皇帝面前手忙脚乱，闹出了不少笑话。宣武帝靠这一帮子人治理朝政，北魏不出乱子那真是奇迹了。
果不其然，才过了四个月，朝廷里就闹起动静来。丢了大权的元禧心中每每不自安，疑心皇帝要对自己进一步下手（从心理角度而言这是所谓权力失落症，有此顾忌其实也正常）。身边的护卫刘小苟还添油加醋对元禧诉说利害关系，搞得元禧心惊肉跳。他让长子元通潜入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在外接应，然后与亲信们商量对策。有人提议乘皇帝到北邙出猎的时候，占领洛阳，与之对抗，事情再不顺利，好歹也能割据河南，做个天子。
元禧这家伙，贪心很足，魄力却不大。几个亲信有的想造反，有的想观望，相互之间没有统一意见，元禧犹豫不决，最后散会，约定商量的事情，谁也不许泄露出去。
人心隔肚皮，这道理元禧居然忘了。会刚一结束，与会者之一杨集始便快马前往北邙，向宣武帝禀报此事。宣武帝即刻通知城中的于烈，对元禧严加防备，然后从容回城，捉拿元禧。元禧被人告了密，却还蒙在鼓里，闻听风声再想逃跑，哪还来得及。惊慌渡过洛水的他，在柏谷坞（今河南偃师东南）落网，被押回宫中，面见宣武帝。宣武帝将他数落一番后，赐他自裁。他那个想在河内举兵起事的儿子，也被河内太守捕杀。
据说，北魏宫中有人凭吊元禧，为他写了一首诗，并且还一直流传到了南朝：
〖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
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与露。
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
人生一世贪婪，到头来两手空空、死于非命，这又岂是元禧一个人的写照？
二、北投与南征
公元六世纪的头十年，是高欢的童年时代，也是南北势力拉锯不下的十年。
我们说过，南齐末年，豫州刺史裴叔业向北魏献了寿阳。鲜卑大军不废吹灰之力，便进驻了垂涎多年的淮南地区，占领了寿阳、合肥等地。
当时南朝内部二萧（萧衍、萧宝卷）争斗得不可开交，镇南将军元英及多名边将纷纷上表，要求乘此良机，大举伐齐，统一南北。试想此时若孝文帝元宏仍在世，他或许会誓师洛阳，陈兵江北，以观“天命”吧。可惜宣武帝才刚坐稳位子，他没有发动任何明确的军事行动，只是让豫州刺史田益宗在边境上进行小规模骚扰，白白把千载难逢的战机错过。
到了两年之后，也就是北魏的景明四年（公元503年），萧衍已经取代了南齐，建立了梁朝，坐稳了皇位；北方的宣武皇帝却又改变主意，决定大举讨伐南梁。这里头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偏偏还不是北朝的王侯将相，而是两个刚从南朝投降北魏的人：一个是东昏侯萧宝卷的弟弟萧宝夤，另一个是南梁的江州刺史陈伯之。
萧宝夤是正宗的南齐宗室，齐明帝萧鸾的第六子。当年哥哥萧宝卷在位的时候，底下有人几次谋立他为帝，计划都没有成功。萧宝卷虽是个暴君，对他却格外网开一面，不予追究。萧衍大军攻占建康后，威望尚未确立，也不敢轻易动他，还封他为鄱阳王。
萧衍受封梁王，决定对萧宝卷的几个兄弟下手，他先是安排专人对诸位王爷严加看管，然后秘密杀害了萧宝夤的几个弟弟。萧宝夤的家人预先获取情报，连夜挖开院墙而出，在江边上准备了船只，供他潜逃。当时的情景，保命要紧，也容不得你萧宝夤摆什么王爷架子了。他换了黑布衣裳，腰间系上一千多文钱，穿着草鞋，徒步赶往江边。
一路可谓亡命之旅，天蒙蒙亮时，筋疲力尽的萧宝夤终于爬上了船头，脚底娇嫩的皮肉早已被磨得鲜血淋漓。王府的看守觉察到王爷失踪，火速赶往江边搜寻。萧宝夤急中生智，端坐船上，假装垂钓，在江心漂流。看守们距离甚远，看不真切，只当是个普通的渔夫，并不起疑。萧宝夤捱到卫兵散去，便渡过长江，投奔西岸的大户华文荣。
华文荣见来者竟是落魄的王爷，明白此事非同小可，便私下里领了几个最为亲信的随从，弃了家室，租了几头驴，与萧宝夤一同北上，昼伏夜行，来到了北魏新占的寿阳城。
驻守寿阳的正是北魏的资深亲王，扬州刺史元澄。他听说南齐宗室来投，心知这是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一颗棋子，不敢怠慢，以车马来迎，以礼相待。萧宝夤一路跋涉，面容憔悴，狼狈不堪，风度却依然不减，极受北魏贵族的器重。在寿阳停歇数月后，元澄便派手下护送萧宝夤北上洛阳，面见魏宣武帝。（这场景不禁让人想起了当初投往北魏的刘宋宗室刘昶，造化弄人，三十年又是一循环）
陈伯之的情形则与萧宝夤截然不同，他与梁武帝并无大恨，事实上梁武帝待他不薄。在梁武帝反齐的过程中，他先是被萧宝卷任命为豫州刺史，镇守寻阳（今江西九江）。梁武帝派人劝他投降，他犹豫不决，最后见朝廷军形势有利，才献城投降，可是心中总怀观望之意，首鼠两端。直到建康方面大势已去，他才断了回头之念。梁朝建立，梁武帝对他委以重任，封他做征南将军、江州刺史。
陈伯之本是无赖出身，文化水平很低，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大字认不得几个，更别提那些简洁晦涩的正规文书了。他在府内养了一批旧时的狐朋狗友、乡里乡亲，一一任命为别驾、参军，专门帮他处理这些繁杂公事。
领导没文化，政治能力不强，下面的人自然就会借机做些损人利己的坏事。坏事做多了，就传到梁武帝的耳朵里。陈伯之本非自己的嫡系，梁武帝多少有些担心，正好陈伯之的儿子陈虎牙在建康，他便派陈虎牙去江州劝戒其父，又另外派人去取代陈伯之任命的别驾邓缮。
朝廷方面的这一动作，陈伯之还是能读懂的，他当时就上表指出：“我手底下的人都有能力，也有业绩，朝廷方面派来的别驾，我请求让他做我的治中。”南北朝的时候，别驾和治中都是刺史手下的佐吏。别驾，顾名思义，便是当刺史出巡时，另外乘坐一辆驿车随行；治中，字面上也很明白，就是管理内部事务，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