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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一听，此事事关重大，对刘厚总的口供将信将疑。于是，在四月二十八日，由本县特工陪同刘厚总进山。他们在鸟道羊肠上攀登，时近中午，才走近一石洞。据云，那是杀死项英之处。特工正欲进洞，忽有三个穿黑色短衣者出现。刘说“不是好人”，特工分头搜索。混乱之中，刘厚总乘机溜之大吉！特工进洞，查得棋子四颗，洋烛小半枝，小梳子一把，表明洞中确有人住过，但无尸体。由于刘厚总逃了，此案也就成了悬案……
那个石洞，当地人叫蜜蜂洞。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刘厚总又被抓住。据供认，他把项英打死，抢得国币二万四千多元，黄金八两五钱。他要求办理自首手续，并论功行赏。谁知，国民党皖南行署将他关押。后来在一九四二年冬，用绳索捆绑，押往重庆，关入渣滓洞看守楼下第六号牢房。据云，刘厚总在监狱里管理图书，白天可在狱中天井走动，夜里则被锁在囚室之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七日在渣滓洞实行大屠杀，把刘厚总放了。在兵荒马乱中，刘厚总企图逃命，却因抢登卡车，被人捅了一刀。这时，正好被驾车路过的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到，带他上车，走了一程，又把他甩掉。这样，刘厚总便死于那一片混乱之中……
中共获知项英被刘厚总谋杀的详况，是在一九四二年。除了项英外，获知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也死于刘厚总之手。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写了《关于项英、周子昆被谋杀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密送延安。报告中写道：项、周于去年三月中旬在皖南山中埋伏，被随行副官、叛徒刘厚总谋杀。彼时，与项、周同行者李志高（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谢忠良（第二科科长）等计二十余人。彼等为皖变后逗留皖南最后一批人员。项、周虽主张过江，但特别迟疑，不立下过江决心，总以交通不畅为虞。李、谢等以项、周应负失败责任，对项、周不满，形于辞色，且曾公开反抗，屡屡分家。项、周均不良（宜）于夜行，颇有依赖李、谢帮助之意，见李、谢不肯，只好暂时分住数处，徐图过江。项、周与李、谢等共分住四处，在深山中，相距均为三四里不等。李、谢等带了七八人住一处，项、周仅带一个特务员及刘厚总共四人同住，而以刘厚总专任对外与李、谢等联络之责……
最后查清项英之死，是在一九八○年——项英死后三十九年！
出人意外的是，江西省百货公司宜春分公司的一位副经理居然打开紧闭了多年的嘴，说出项英之死的真实情况。站出来说话的是“四人同住”中的唯一在世的人，即那个特务员。他叫黄诚，当年是周子昆的警卫员。
一九八○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共党史专家胡华作了《关于党史上若干问题的辅导解答》报告，内中说及皖南事变，说及项英、周子昆之死，提到了警卫员王成。黄诚看到了胡华的报告，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激动万分。他于一九八○四月五日给胡华去信说，“我就是您在讲话中说到的那个警卫员王成——应该是黄诚”。
据黄诚回忆，在七昼夜的激战之后，他和周子昆二人突出重围，来到石井坑后面的大山里躲了几天。很巧，有一天在一个大坑里，竟遇上了项英等十来人。于是，他们二人就加入了项英的队伍，在一个大山的包谷棚里躲了个把月。到了三月初，他们跟军部的参谋刘奎接上了头，并找到了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于是在三月十一日夜，他们由刘奎带路来到了莲坑，住在中共地下党员姜其贵家中，算是吃了一顿“美餐”——煮熟了的玉米饭。翌日拂晓，在姜其贵的带领下，他们上了山。那山极为险峻，半山腰有个险峻的小山洞——蜜蜂洞。洞里只能住四人，其余的人住在山下的山坳里。住在蜜蜂洞里的四人是项英、周子昆、黄诚以及项英的副官刘侯忠（也就是刘厚总）。住下之后，项英和周子昆找了些石子作棋子，在一块石头上下起棋来。这时，外边下起大雨，以至雨中夹雪。到了夜十一点钟左右，他们入睡。由于洞深处有些潮湿，黄诚就躺在最里面，然后由里向外依次躺下的是周子昆、项英、刘侯忠。在拂晓前，黄诚正睡烂熟，突然响起砰、砰两声枪响，他被惊醒。这时，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照在他脸上，使他眼花缭乱，紧接着，又响一枪射中他的右臂，他昏迷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刘奎他们上了山，进了洞，才知刘侯忠叛变，打死项英、周子昆，抢走钱财，潜逃了。他们见黄诚的心还在跳，就把他抬下山，安排在老乡家养伤。然后，又上山，把项英、周子昆的遗体转移到另一个山洞，所以国民党特工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遗体被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黄诚的信，才彻底揭开项英之死的内幕。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皖南事变引起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论战
皖南事变，一下子把国共关系推到了冰点。
皖南的硝烟尚未消散，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又做了个大动作，史称“一·一七命令”。这天，蒋介石正式给皖南事变下结论，公开发表了两个文告。其一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以命令式的口气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其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实际上是对《通电》进行说明，列举了一大堆事例，以求证实《通电》的断语的正确。不论是《通电》也罢，《谈话》也罢，其实都是蒋介石的意思。
蒋介石的“一·一七命令”，刚一发出，毛泽东当即作出反应。毛泽东针锋相对，也来了两个文告。其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针锋相对。其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针锋相对。
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四个文告，仿佛蒋介石和毛泽东对皖南事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书面争论。以下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对谈”，他们的话均引自那四个文告。蒋：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军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
蒋：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未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
毛：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
蒋：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申军纪，而利抗战。
毛：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蒋：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
毛：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
蒋：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官长分别交军法处审判严缉治罪。
毛：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蒋：此次事变，幸赖前方将士戳力用命，当地民众明辨忠奸，协助戡乱，而新四军官兵中大多皆深识大义，不甘附逆纷纷投诚，能用于数日之中，平定叛乱，此未始非长官应变若定所致云。
毛：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