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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出英雄，也出人才。四年的楚汉战争，是英雄与英雄的较量，也是人才与人才的较量。换句话说，刘邦和项羽不是一对一的在较量，而是团队与团队在较量。在他们麾下，各自都网罗了一大批人才，替他们征战，替他们出谋划策。项羽手下有范增、黥布、龙且、钟离昩。刘邦手下有张良、萧何、曹参、韩信、陈平、郦食其，等等。
大家似乎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刘邦手下的谋士多，而项羽手下的谋士少（似乎只有一个范增），而且在谋略、手段上，项羽这边明显不及刘邦那边的人。其实不然。刘邦之所以谋士多，是因为他用的谋士多。项羽之所以谋士少，是因为他用的谋士少。人和人其实差不了太多，所谓的天才，自然有着过人之处，比如机敏灵活，比如思路宽广，比如记忆力超群，但我们也没必要就此将他们神话。术业有专攻，天才未必就是全才，他在这方面行，在那方面未必行。刘邦手下的人才突出，项羽手下的人才未必就不行，这里面有一个用和怎样用的问题。
在楚汉战争期间，还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人才不是固定的。项羽手下的韩信、陈平，后来都投奔了刘邦，黥布先是听命于项羽，后来渐渐疏远，最后也完全归顺了刘邦。这些人才的流动，实则体现了双方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也体现了双方在人才理念上的差别，最终也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成败。
下面我们具体说说楚汉时期的几种人才现象。
【2。身边的人才】
我们先来看看刘邦身边的人才。
最早跟随刘邦的人才，是萧何和曹参。陈胜起事后，各地烽烟四起，许多地方官被人杀死，沛县的县令害怕，也打算响应陈胜，于是开会和属下商量，这时萧何、曹参就说：“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就是说你县令本是秦朝的官吏，现在各地都是杀地方官起事，你就这么起兵，恐怕没人听你的。不如“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劝沛县令找个有号召力的人来支撑门面，于是就想到了在附近山上落草为寇的刘邦。可等樊哙真把刘邦找来了，沛县令又后悔了，怕引狼入室，于是城门紧闭，不让刘邦进来，还要杀了出馊主意的萧何、曹参。萧、曹二人于是出城投了刘邦。刘邦入城后，萧、曹二人拥戴刘邦做了沛公。刘邦自此完成了从一个山野贼寇到一方反秦领袖的转变。刘邦最初的发迹，可谓得益于萧、曹二人。此二人后来跟随刘邦征战，萧何管后勤，保障军需；曹参冲杀疆场，开疆拓土。一文一武，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邦身边的另一个人才是张良，也是刘邦最重要的一个谋士，对刘邦帝业的成功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刘邦日后事业的发展，可以说都没离开过张良的帮助。前文我们介绍过，张良是韩国人，以恢复韩国为己任。张良最初跟了刘邦一阵子，后来随刘邦一同投奔了项梁，然后请求回韩地重建韩国。刘邦西进关中时，韩王成又派张良跟随刘邦入关。刘邦平定关中后，张良就又回去建设韩国了。等韩王被项羽杀死之后，张良这才又去投奔刘邦，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刘邦一步。
这三位人才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很欣赏刘邦。
刘邦与萧何、曹参应该早就认识，他们都是沛县人。萧何是沛县的主吏，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办公室主任。刘邦还是个老百姓时，不务正业，少不了惹是生非，萧何便曾“数以吏事护高祖”，没少从看守所里捞刘邦。刘邦任泗水亭长时，相当于现在乡镇一级的地方官，萧何便成了刘邦的靠山，刘邦“常左右之”，有事没事就去萧何家里坐坐，顺便带点土特产等。刘邦送徙人去咸阳劳作，同僚送行，都要表示表示，“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其他人都是给三个铜钱意思意思，唯独萧何给五个。可见二人感情不一般。也可见萧何是很欣赏刘邦的。
曹参当时是狱掾，就是管狱讼的副官，与萧何同为沛县豪吏，在当地名头不小，影响也很大。刘邦与曹参的交往，史书上没有具体的记载，但同为官僚，都为朝廷效力，相互间肯定都熟悉，少不了在一起开会、吃饭，或是谁托谁办个事，顶不济见面也要抱拳行礼打个招呼。最关键的是，曹参和萧何二人关系不错，官僚之间关系都是错综交融的，认识其中一个，也就认识了一个圈子。
所以，萧何、曹参二位对刘邦的为人是了解的。有了这个前提，又有后来推举刘邦做沛公的事实，足见二人对刘邦的做事是肯定的，对刘邦的为人也是欣赏的。
萧何欣赏刘邦，还有一个例子。单父人吕公（就是刘邦后来的老丈人）为了躲避仇人，于是迁来沛县。因为吕公和沛县令是老相识，所以引得一些地方豪绅吏人纷纷前来道贺。萧何当时负责招待操持，相当于现在红白喜事的总管，由于来客很多，屋里装不下，于是萧何向贵宾们说：“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凡是礼金不满千元的，一律坐在堂下。如同现在办喜事，礼金少了不能上雅间一样。
当时正任泗水亭长的刘邦也去了，身上分文没带，却也想坐雅间，于是递上一张礼帖，上写：“贺钱万”。礼金一万块，可谓大手笔。吕公碰上大款，赶忙起身相迎，往雅间让，这可是贵客，不能怠慢了。萧何这时就说了，刘邦“固多大言，少成事”。刘邦这人好说大话，办事不靠谱，对礼帖大持怀疑态度。萧何这样说，一是对刘邦为人的了解；二是责任所在。他当时毕竟负责司仪的工作，有义务辨别礼单的真伪。但是萧何也是佩服刘邦的，一分钱不带，就敢过来白吃白喝，还被请到了首席，虽说德行上有所欠缺，但勇气和魄力可嘉。
张良几次三番离开刘邦，是因为他心中有韩国的情结所在，这个不能说他朝三暮四。而几次离开又几次回到刘邦身边，恰恰也说明他是欣赏、钦佩刘邦的，否则干吗老在一棵树上吊死？
从这几个人中，我们也能看到刘邦的一些特点：
首先，刘邦这人能容人。萧何、曹参自始至终跟随刘邦，刘邦对他们始终信任有加，也很重用。张良每次回来，刘邦都是热烈欢迎。说明刘邦这人很有亲和力，能笼络住他们，没有一定的胸怀是不能做到的。萧何、曹参不说，这俩人也没别的地方好去，张良起码是有的选的，可见刘邦在用人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
其次，这些人很符合刘邦的心思。这个很重要，领导和下属只有在思维方式上一致，才能心情愉悦地工作，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才能在工作上出效率。刘邦与萧何、曹参早就了解，彼此性格熟悉，既能说到一块儿也能想到一块儿。张良跟着刘邦时，正是刘邦在事业上的起步期，正值用人上的饥渴期，张良的到来正好填补了这段空白。二人在这个阶段磨合，很容易成为亲密的战友。
第三，刘邦有依赖性。萧何、曹参不用说，同县为吏时就少不了在一起熟悉了解，起事后同仇敌忾，更是密不可分。张良的几次离开，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刘邦对他的印象。领导大多是这样，你在时，感觉不出你有多大本事，等你离开了，才知道你的重要性。张良的几次离开，肯定会让刘邦有所感触，从而对张良产生依赖。刘邦最初的成绩，其实也都没离开过张良，顺利进关，鸿门宴救主，这是关乎刘邦性命和事业的大事，张良功不可没。
事情都是相互的，刘邦对他们有依赖，才能留得住他们。这些人觉得刘邦依赖他们，重视他们，反过来对刘邦也会形成依赖，于是自然就会紧密团结在以刘邦为核心的周围了。
我们再来看看项羽身边的人才。
前面我们说过，人们有个误解，觉得刘邦身边的人才多，项羽身边的人才少。如此认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刘邦最后成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刘邦当了皇帝，身边的谋士都是定国安邦的功臣，政治生命自然就会长，影响自然也就大。项羽是败兵之将，手下人也是死的死降的降，自然谈不上多体面、多风光。如果抛开这些因素，单就个人能力来说，项羽身边也是人才济济，而且一点不比刘邦那帮人差。
第一位是范增。范增出山后，先跟随项梁，后跟随项羽，还做了项羽的亚父，对项家忠心耿耿。范增随项羽四处征战，帮项羽出了不少主意，让刘邦、张良、陈平之流为之忌惮。《史记》中对范增的介绍很简单：“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九个字，倒也说明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范增岁数不小了。都七十了，人活七十古来稀，古人平均寿命都短，这岁数在当时是很罕见的。见多才能识广。有人常说一句话：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这倒也不全是自大之语，这涉及阅历深浅的问题。人大一岁就多一岁的经验和经历，不是全无用处的，毕竟谁也没让思想静止。所以范增在识人、做事上肯定有独到之处。随项羽入关后，范增断定刘邦将来会是项羽最棘手的敌人，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二是范增喜欢清净。范增“素居家”，说明他不喜欢出门，不喜欢凑热闹。然而现在都七十了，到了颐养天年的岁数，却毫不犹豫地出山，跟随部队南征北战，说明他骨子里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以前在家赋闲，只是没有遇到让他感兴趣的人和事罢了。
三是范增才思敏捷。“好奇计”，一个“奇”字足以说明一切。范增的计谋，那还不是一般的手段和伎俩，思路肯定和别人不一样，有他的特别之处。
三点一综合，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范增：这是一个有个性的老头儿。范增的个性，在鸿门宴中表露无遗，他劝项羽杀刘邦，项羽不听，于是范增便自作主张找来项庄，让项庄趁舞剑之际行刺。后来张良进献礼物时，范增将送给他的玉斗放在地上，挥剑斩为两半，还大骂项羽没用。七十岁的人了�